再次，劳动阶级若不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极不现实的。因为资产阶级政权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都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它们决不会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丝毫的损伤。陈独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基督教已经资本化，而且一切政界、学界、新闻界、美术界，都已经资本化了。因为资本家有钱，在金钱的力量下，报馆、牧师、文人学者乃至军队，都替资产阶级服务。 [70]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否则，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就是资产阶级用于把持政权、玩弄无产阶级的工具。 [71]
最后，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那点民主也成为一种奢求。在所谓的国会里，议员受贿、国会违宪，民主被肆意践踏。为此，即便是资产阶级也要通过革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陈独秀说：“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家及学者诸君！你们向来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你们向来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横在你们面前的议员受贿、违宪两个问题，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问题，乃是一般人民权利被损害的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不容许的问题，你们若不出来为此问题而奋斗，以后还有何资格有何脸面高谈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72]陈独秀号召人们以战斗的精神来推翻专制统治，揭穿统治者玩弄民主的丑恶嘴脸，他希望社会领袖人物不能为了所谓的高尚洁己，而采取消极态度。因为这样不但不能够打倒恶浊政治，反而会将群众心理引导至脱离斗争的轨道，进而走到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了生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 [73]
（三）革命要在政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
革命是为了实现一定社会目标而进行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需要按照一定的纲领、计划，并在一定的组织带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实现。当无产阶级还处于弱势地位时，更要建立自己严密的组织，团结社会最广泛的力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对此问题，陈独秀认为，要实现政治的彻底改造，首先就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力量，杜绝一时的冲动，依靠长期的有组织纪律的群众运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若认为革命只是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以这种方式来对付资产阶级，即使取得一时的成功，也不能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此，陈独秀指出，要实现政治的根本变革，只有组织民众积极参与革命才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方法。然而这一正确方法却往往受到来自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改革家浪漫情怀的干扰。他们要么走到暗杀或暴动（一时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去，要么走到不合作（新村运动也归在这一类）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绕来绕去，难于走向正确有效的革命轨道。陈独秀并不反对暴动，但他提倡的是有严密组织的暴动，他批评一些人企图利用旧军队或土匪或红胡子进行暴动以达到革命目的的想法，并认为这种浪漫的暴动，决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为这种无组织无系统无计划的暴动，好像水上浮萍一样毫无根据，且不具备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基础，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险。这种暴动“自身决无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至多不过真象胡适之先生所说‘快意一时’、‘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决没有使人充分满意的大改革’罢了。要达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这种科学的暴动，决不是一时的冲动，乃建设在长时间无数的有训练有纪律的民众运动上面，也只有在这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无数的民众运动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得到无数的新教育新经验新人才，才能去掉许多恶因，才能产生许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必须如此，才能使复杂的社会组织现出一度变更；这种暴动这种革命才是科学的，这些结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动所能够得到的。” [74]陈独秀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对于握有政权的强大的统治阶级而言，无组织的暴动只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而不至于让他们感到有政权之虞。他们会迅速组织力量，轻而易举地扑灭那些无组织的暴动之火。
其次，陈独秀认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必须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形成，尤其是在国民的觉悟还未得到大面积提升时更是如此。而政党赖以立足的基础，就是整个的无产阶级。在陈独秀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民还是一盘散沙，人人怀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在产业和教育幼稚的时代，改革国家的责任若放在这种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的肩上，等于民族的自杀。这样下去，不但“全民政治”是空谈，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因而陈独秀同意罗素的观点：“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对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重要。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要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治驭政府，创新实业，从新建设。” [75]在这里，具有高等智识的民意导师，以及“一万彻底的人”，无非是指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政党组织中的成员罢了。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政党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在陈独秀看来，“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要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以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 [76]陈独秀还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 [77]他认为共产党的基础来自广大的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共产党若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性，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否则，就没有号召力。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开始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
再次，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一，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必须重视农民问题，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要将农民领进革命运动中。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到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78]通过分析，陈独秀认为在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农民的加入，终将不能获得成功。 [79] 由于占人口比例很大的农民，既是中国被压迫劳苦大众的主体，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更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友军，所以“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 [80]
其二，陈独秀深入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提出了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台柱子”和中国革命“激进的先锋”以及“督战者”的观点。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时，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的陈独秀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中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 [81]1923年4月，陈独秀在《怎样打到军阀》一文中强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视为国民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世界革命史已经表明，劳动阶级才是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对民主的要求不但最真切，而且为真正的民主所能贡献的力量也最大。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铁路工人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的事实表明，劳动阶级不单是革命民主力量的重要部分，而且已经成为勇敢激进的先锋了。 [82] 1924年12月20日，陈独秀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对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他认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天然反对者，无产阶级不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社会革命中是主力军，而且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国家的国民革命中，还必须作为一个督战者，去把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等团结在自己周围，不妥协地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压迫，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83] 陈独秀所提出的工人阶级是“台柱子”“激进的先锋”“督战者”的观点，凸显了工人阶级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先锋队作用。其所讲的“督战者”，实际就是“领导者”的代名词。正是在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有了明确认识的情况下，才有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已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陈独秀的观点无疑具有前瞻性。
其三，陈独秀主张团结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倾向于革命的部分。对于知识分子，陈独秀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一个倾向革命的阶级。“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动摇；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 [84]“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 [85]对于资产阶级中革命的部分，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制，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一定的时期里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对此，陈独秀指出：“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86]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若想摆脱这种处境，就必须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当然，陈独秀也非常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仅靠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只有与无产阶级实行联合，才能打倒双方共同的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 [87]的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果不和包括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中倾向革命的部分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要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证实。
总之，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阻力因素的基础上，坚定了他以有组织的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