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独秀还指出，中国大一点的煤矿、铁矿都掌握在英、日等国的手中，如唐山之煤在英国人手里，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斤寨）之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这样，国外资本家对中国经济掠夺的程度就更加的深重了。 [56]
从陈独秀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制下的中国社会，要想取得自由的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政治上，缺乏独立自主地位的中国无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帝国主义不但将中国政府视若无物，而且还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在经济上，帝国主义一方面把中国作为廉价的原料市场，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作为产品的倾销市场，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民族经济的壮大举步维艰，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不可谓不大。
（三）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
陈独秀眼中的中国，除了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之外，资产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也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苦的一大原因。这种剥削，激起了工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风潮，同样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制约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1920年春，上海厚生纱厂要在湖南招收50名女工。按其规定，应招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8元，其他待遇亦差；应招女工还需由家长签署志愿书和有力量的担保。为此事，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纷纷载文指出工时过长、工资太低，以及存在妇女的人格、卫生、医药等问题。厚生纱厂总经理穆藕初为上述责难辩护，遭到朱执信等人的反驳。陈独秀也撰《我的意见》一文表达了对此问题的看法。陈独秀指出，企图要资产阶级放弃剥削，对工人们多一点温情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会自取其辱。因为二十世纪的劳工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的时代。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改善待遇，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冻饿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 [57]陈独秀还呼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给予工人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卫生和其他福利条件等。否则，在陈独秀看来，这种“个人工业主义”式的生产方法，一样避免不了类似欧、美、日本国内社会危机的爆发。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牺牲的是广大的穷苦工人，而获利者只是少数资本家。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是无法推进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
其次，中国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陈独秀以日本贺川先生的调查结果为例指出，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也去美国的贫民窟调查过，但他认为上海贫民窟的悲惨状况却是日本和美国的贫民窟远远不及的。在上海，马路旁边随处可见小铁匠店里的小徒弟，无论冬夏都从天明到夜半站在火炉旁打铁；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的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挣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些工人们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却过着比乞丐还不如的生活。 [58] 陈独秀在《无理的要求》一文中愤然指出，三新纱厂的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的罢工反抗本是分所当然的事，厂主却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这好比“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它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能不是无理的要求！” [59]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之下，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有如天壤之别。对此，陈独秀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一文中以对比的方式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他指出，富人可以开着电风扇打麻雀，坐汽车四处兜风，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肥鱼大肉嫌口腻，海参鱼翅又嫌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穷人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路上遇见的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只能睡在蚊虫肆虐的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当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也只能使一家老少吃个半饱。 [60]
再次，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的工人们劳动条件极为恶劣，重大事故频发，陈独秀对此忧心忡忡。在1924年2月10日夜，位于上海闸北川公路祥经织绸厂发生火灾，除住底楼的女工逃出以外，住在二楼的女工，因房间只有一门三窗，各窗皆有铁栅，不能跳出，门口及楼梯均极狭小，人多抢出，反把门口堵住，造成许多女工在屋内被烧死。加上消防设施不到位，无法拯救，致使被烧死者多达百余人。对此事件，陈独秀指出：“上海一般丝厂、织绸厂的厂主，都防备工人如盗贼，不但门禁而且窗禁也甚严厉；祥经厂不但建筑多用木材易于延烧，而且每窗都有铁栅，数百人的卧室只有一门，门梯又均极狭小，岂不是将工人们活活地闭在屋中烧死！厂主烧点房屋不打紧，而且他还可以向协隆保险行拿得11万保险费，工人们的保险费向何处去拿？” [61]在开滦煤矿矿井事故中，共有50余名工人遇难，事后仅挖出尸身17具，所有遇难者家属的境况极其悲惨，矿局方只给有亲无尸者220元，有亲有尸者110元，这点赔偿金只相当于一匹骡马的价，而资方对遇难工人家属增加赔付金额的哀求则根本不予理睬。陈独秀对此极为悲愤地指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样不是工人血汗所赐，而军阀资本家竟这样毒杀虐待工人，一般社会倘竟不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无负于社会，而社会有负于工人了！大家还要明白：中国社会若始终是这样冷酷，必不单是工人阶级之不幸。” [62]的确，若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想使资本家变得仁慈起来是绝无可能的，而工人阶级的处境也是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的。资本主义的这种血淋淋的发迹史，在陈独秀看来，也决不应该在中国继续下去。
军阀的专制统治、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资产阶级的残酷经济剥削，窒息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消除这一切阻力，中国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而那些试图指望资本家的温情和良心的发现来改善工人生存状况的想法，则是十分幼稚的。军阀的为祸甚烈，帝国主义的压榨更甚，资本家的剥削也浸透着鲜血，这一切都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三、中国社会发展阻力的消除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观念。在国内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社会只有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其统治，才能赢得在国家主权独立基础上的顺利发展。革命理论在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之顿变现象
陈独秀首先认为，对于指导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概念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内涵，这样无论是行为者还是其批评者才不至于堕入迷途，对革命的理解也应该如此。陈独秀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组织在进化过程中的顿变现象，往往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发生重大改变时期。他认为产生革命的原因，在于人类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积累后导致的突变。革命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反革命则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内乱则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陈独秀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历了无数发展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和规模。其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由部落酋长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到资产阶级，再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这几个阶段。而在这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之间，还会有一些比较小的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但在任何一个新旧更替时期，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被称为神圣事业，是因为革命代表了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的最显著现象，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的最有力方法。 [63]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革命运动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发展。革命手段只有在用和平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才会使用。“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 [64]陈独秀还提醒人们注意，一些政党或阶级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可能是革命的，但在社会进化中的另一时期就有可能变成反革命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固定，但社会现象却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却变成反革命的。社会在新陈代谢中的进化具有动态性，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阻碍它进化的旧阶级党派，它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它更进化的阶级党派，它又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统一的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变成反革命的了。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出现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欧洲历史上的法兰西共和派，在18世纪打倒帝政时是非常激进的革命先锋，但在20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却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为了反对劳农政府则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65]
总之，陈独秀认为，尽管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暴力手段，但其作用却大相径庭。革命的目的始终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而且服务于推动社会组织进化的阶级斗争需要的日常工作，也是革命事业。陈独秀告诫人们，判定一个党派是否为革命派，不能只看这个党派之所言，而应以其实际行动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革命的联合，抵制反革命的进攻，加速革命的进程，促进社会的进化。 [66]
（二）革命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必要手段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国内政治一片黑暗，民主只能在刺刀下呻吟，劳动人民生活艰难，社会发展举步维艰。对此，陈独秀首先认为，无产阶级要摆脱当牛做马的悲惨地位，就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痛恨资产阶级把持了国家的政治、法律等机关，借助对资本的占有，把广大无产阶级当做比牛马还不如的挣钱机器。而要扫除这种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政治、法律等强力机关，彻底征服资产阶级后，才有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废除的可能。如果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幻想平等自由社会的出现，在资产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是永远没有翻身机会的。 [67] 在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上，陈独秀呼吁：“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阶级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68]可见，陈独秀主张用阶级斗争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其次，要建立一个进步的社会制度，推进社会的发展，光靠空谈是不行的，必须以革命的力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因为，旧制度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能依靠革命的力量推翻。唯其如此，新制度才会建立起来，社会才能进步。而革命不是别的，不过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而已。那种没有带来新制度的所谓革命，只能算是捣乱、争权利和土匪内乱罢了，是配不上革命这个神圣名称的。陈独秀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它得以成立的理由和曾经在历史上获得过支持。而要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必须要经过人们的长期努力建设，并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获得了法律地位以后，才有代替旧制度的可能。所以，旧制度是不会在一番高谈阔论中自动消失的。而那些不切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成为旧制度的护身符，这种高论只能算是一种低论罢了。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