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诗人朋友秦巴子,他有个固执的习惯: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都说陕西方言,除非对方听不懂,他才会改说普通话,其实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坏——以前做过教师的。这倒没什么,个人习惯而已。有一次,我怀着好奇心问他:“你阅读时内心的声音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他回答说:“普通话。”我又继续追问他:“你思维的声音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他的回答让我小吃一惊:“普通话。”——其实我之所以敢这么问,大概也知道会有意外的回答:一是我知道他爱读书,算条书虫,我很难设想一个人在读外国翻译小说时,内心阅读的声音是陕西关中方言(这种声音读陈忠实和贾平凹是对的,读路遥都不对,路遥是陕北人);二是我多少了解中国的教育体系,即便你在自己家里是说方言的,但从幼儿园开始,普通话就和你的启蒙教育紧密相连,思维中的语音被强制统一成了普通话。
我以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内心的普通话不流利(注意:是内心的),那就别写口语诗。这话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十分正确,为什么?因为读者阅读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用的是普通话,很难设想写作者用方言写作,读者用普通话读着好,尤其是细微到音节的诗歌。母语决定了人思维的语音,在学校完成系统教育的人,母语的语音都被统一成了普通话。
说到母语——对于作家、诗人来说,这可真是最为致命的东西。离开母语的大环境,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判了死刑——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苏联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写给苏联当局的信中说的。当局让他在赴瑞典领取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和留在祖国之间二选一,他希望能有余地,被告知没有时,他毅然选择了拒绝诺贝尔奖留在祖国。离开祖国离开母语身在海外的作家,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内心的声音一定很强大,他要独自守护好自己的母语。布罗茨基后来英语已经好到可以写散文和论文了,但他绝不用英语写诗,写诗必须用他的母语——俄语,因为他懂得:诗歌的语言要求之高非娘胎里带出来的语言不可为也,他用英语写就是二三流的美国诗人,他用母语写就是一流的苏俄诗人。我拒绝粗暴地评论一个作家越老写得越烂,但是我看到绝大部分中国作家、诗人都是这样,各有其因。北岛为什么去国后的诗明显不如早年好?大家可以从与母语的关系上去研究一下。
你要自觉地拒绝一些主观的话被庸俗地理解,比如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俄语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等等。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最适合诗歌的语言。母语只能有一种,人一辈子不可能平等地享有多种语言。因此,你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却不能背叛自己的母语——在一所外语大学里,我们应该把这句话讲得更大声一点!
我刚才说离开母语的环境,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判了死刑。苏俄迫害高级知识分子的办法有二:一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这个天然的大冰箱里去,把你的脑袋你的思想给“冻”起来;二是强行遣送出国——后一种迫害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真不叫迫害,中国人本来就是哭着喊着想尽一切办法要出国的,而对于那些伟大的苏俄作家来说,离开祖国,离开母语,真能要其命!即便得了“诺奖”,征服了世界,也照样郁郁寡欢、落落寡合、抑郁而终——我说的是布罗茨基。中国作家与之相比,有着从专业到灵魂上的巨大差距!
何谓“母语”?母语是空气,是呼吸,是灵魂!
用“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名篇《安魂曲》的序诗来结束今天的课:
不躲藏在异域的天空下
也不在外国翅膀的保护下——
我与我的人民在一起分享一切
在这里,厄运已经抛弃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