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我清查运动的特点是长于破坏性，短于建设性。它不断揭破虡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和溃不成阵。但造反专家闯人后台的消极结果，是真实无处可寻，真实从此成为禁忌。神圣的大活人们一个个被消解以后，一层层被消解以后，先锋文化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来拒绝理解和知识，来迎头痛击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求，给满世界布播茫然。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决不苟且的可贵姿态，但它与自己的挑战对象一样，也有大大的软肋，比如把真实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在这些造反专家们看来，似乎凡真实必须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质，因此它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只等待求知者去寻找。问题在于，世上有这样高纯度的真实吗？没有任何杂质的真实革命、真实自由、真实爱情、真实忏悔、真实自我……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呢？
其实，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那样的矿点子虚乌有也并不值得人们绝望。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就像虚假一样，或者像虚假的影子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义举，如同暗影总是成为光源的证明。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产阶级伪善窒息中汲起了愤怒，当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相展开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着真实，就活在真实之中——不论他对戏剧追求“真实”这一点是多么狐疑。
当然，这完全不能保证他永远代表真实。一旦他放出明星的光辉，成为沽名者和牟利者的时尚，他所发动的反抗也可會沦为做秀和学舌，成为虚假透骨的表演、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和政客们嘴里的文雅典故。这就是说，真实离虚假只有一步之遥。
五
真实是一种瞬间事件，依靠对虚假的对抗而存在。因此它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这在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各种文化角色，但未尝不可以呈现自己的自然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可远求，只存在于对虚假的敏感和拒绝，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斗争。在这样的过程中，本色以相对本色的形式存在，自然以相对自然的形式存在。同样在这一过程中，相对本色将在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将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法摆脱的文本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
对于文学而言，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从而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台从而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评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1994年7月
（原名《在小说的后台》，系林建法编《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代序。最如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法文。）
心想
一
平常听到“做学问”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这个词有点像时下另一个很时髦的舶来词：“做爱”或者“造爱”——似乎爱是做（make）出来的，只是一种技术和手段，可以在实用手册中被设计被规定被训练指导。只要操作得法，人们都可以做出仿纯真或仿潇洒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语自有所长，但偏爰人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滥，“做友谊”、“做快乐”、“做钱”等等，让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牛车奔波列国不可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泥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
“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痩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何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圆通、不够机灵的感觉。
三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汉语词“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前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人险恶，逼人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客：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或“通才”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捭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一一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一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工业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垄断，消除了以往的知识短缺，却大规模普及和加剧了文科的无根状态——这表现在爆炸似的资讯增量中，一个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识的实践品质，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相对来说十分困难。这倒不是说知识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动，只是说资爆炸，对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个脑袋都塞满异己经验，肩上差不多长着别人的脑袋，或长着一个潮流文化的公共脑袋。
作为人性的载体，作为价值观的沉积和凝固，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如果学人们不能用生命将其一一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论正在变成唯文本论。这种现代流行哲学消解自然，颠覆真实，宣布“能指”后面没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实，一句话：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无处可寻。美国“新批评”及其各种学术盟友提倡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决于修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至于文本与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既没有必要研究，也没有可能研究。
这种哲对传统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灭杀功能，暂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们不妨瞥一眼这种理论的特定背景。它发动于工业时代，生成于欧美都市的学院氛围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适得其所这种哲学的产地确实盛产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产着词语的操作，观念的游戏，结构的单性繁殖，逻辑的自我复写，还有总显得头重脚轻的各色文化精英。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阐释战争，没有亲历苦恋的人咏叹苦恋，没有亲历英雄业绩的人在大写特写英雄……美国一些大学喜欢办写作训练班，就是在鼓励学院才子们做这种技术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再来自生活，不再来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实际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动力和素材。从书本中产生书本，从书本所产生的书本中产生书本。他们是千部哲学孕育出来的哲学家，是几千部电影浸泡出来的电影家。技术化成了常见的归属，血管里更多地淌流着油墨和激光盘的气息。积重深厚的文化外壳里日渐空心。
这就是“主体的丧失”吗？就是消解派哲学家们所预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场”吗？
这是唯文本论的胜利个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确实如期而至，有目共睹，总算结束了关于人的浪漫神话，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个重要剖面。这当然也是唯文本论的失败一一它成了文本高产区“自然”而“真实”的产物，明白无误地“指涉”和“反映”事实，与文本动物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不无密切相关。它是种都市生洁须知，是一种学院症及其牵院症抗体。它与现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现代人经验的确认，因此不仅仅是文本。它的正确性最终喜剧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现实世界里显影——只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人味。更准确地说，没有多少人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