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工业，但有些甸典对工业的解释并不怎么准确：不怎么完整。业的要义也许不在于规模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万里长城不是工业），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劳动方式（石匠和炼丹术不是工业），更不仅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厨子没有工业家的感觉）。
突破人类演变的临界点——工业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狩猎，种植，牧养，手工业，工业以前的种种生产，只不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低度导控。这种导控多少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比如把羊关进圈牢，把头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触及自然的本质。世界仍是以自然为本的。工业则不是这样。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衡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懈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人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成了一个遥远的旧梦。
工业放大了人的力量，不过，“工业化”是一个必须慎用的危险用语。工业不能完全取代农业，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鲜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等等，隐藏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而工业则意味着制造、效率、实用、标准化、集团行动以及统一体市场，一句话，工业鼓励着事物的非自然化。
对于自然来说，非自然化与自然构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对抗性张力。但这不意味着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业，甚至让工业原则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国有一批机器狂，预言电脑将胜任写诗歌和小说的职能。有人曾给枪匪设定程序，给警察设定程序，给狗、女人、狂风暴雨设定程序，一键启动，一篇侦探小说差不多就在电脑里哗哗哗自动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粗坯。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由被小说家们怀疑和轻蔑。事实上，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其编造功夫不见得比电脑更强。在他们那里，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文章既有了定法，编成技术手册或电脑程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进一步说，文化的技术化早已开始，比如化妆品是技术的美色，公关术是技术的亲情，世界语是技术的新语言，跨国集团是技术的新国家。肥皂剧、通俗歌带、袋装人生指南、政治宣传套话、微缩景观公园、心理速成训练班等等，这些个性含量越来越少的仿制和组装，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来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为精密和奇妙的软件，电脑就一定能在将来承担更复杂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无情赶人失业的人群。
八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识形态统制的天敌。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如果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服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利润，绝不焦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绝的民族团结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能兼容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无数，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均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以“想法”牟利。因此，他们的反叛只是偶尔使用的策略，“策略”成为他们最合意的用词。他们热心结伙，勉力造势，乐于在组织和潮流中放弃个人风格。他们“炒作”的标新立异，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才子版，甚至与官僚版同出丨炉。他们即便披挂着先锋表情，那也是市场竞争的一时需要，竞争者都有一颗火热的通俗心。
恶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货柜上光彩耀目。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越来越迎离人。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运动出来桿卫人道与人权。
九
在电子传媒诞生以前，同样也有劣质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阁体。那时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坛里的多数，只是被时间淘汰，大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电子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人们无须夸大现实的灾情过于忧心忡忡。
不同点在于，工业化以前的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状遂。他们质朴少文，无缘文墨，经常被拒于文人圈之外，连看一场戏也如同稀罕的节日，很难有文化虚肿或者撑死胀死。因此，他们亲历多于虚言，实践多于理论，生命本原多于文化规限。他们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谚、民风、民俗，给人一种精神野生物保留区的景象。
不难看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化时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蕴，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环境里长出来的，追随着报纸和电视广播的时尚，是潮流、组织、技术力量的外来强加，一招一式一娇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见文饰造作和跟风多变的特点。尽管如此，随着电子传媒的发达，民间文化正在受到这种市民文化强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挤，正在成为珍稀物种，需要人类学家和博物部门的保护。电子传媒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主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容量十分巨大，拼命向创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够（也许有个恒量）就只好掺水假髯。它的产量也太髙，所造成的文化过剩超过了社会正常需求（也许这里又有个恒量），形成了对人心高强度干预，形成一、种压迫。如果人们缺乏相应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浄的有效机制，人与文的良性互动结构就可能破坏，类似于其他事物失去了阴阳平衡、负平衡或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鼓励文化的暴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关于非洲饥民的杰出电视片，最初还可能使观众震惊，但日复一日地播放大同小异地重复以后，惟一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熟视无睹中麻木不仁，兴味索然，同情心逐渐泯灭。揭示就是这样最终导致了遮蔽。波黑战乱，“文革”暴行，红军长征，地震和“挑战者”号爆炸，都成了：些电视事件，一些同肥皂剧混同一片的视听消费，最终让观众一边打哈欠一边乜斜着眼睛漠视。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也很容易感到无力。他现在不是面对一个村庄或一个公国，即使遇到对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现在凭借一方银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无限广大和纷纭的现实；面对着一个个他很难阻挡和动摇分毫的潮锍。电视看多了，人的个性空间相对缩小。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现实做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屏幕。
最后，乏味之后，无力之后，人们还可能接受电子传媒对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很快成为大众习语。一部《爱你没商量》，使“没商量”也在几周之内成了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人们就是这样交出了自己的语言。在美国片《浮华世家》之后，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装、发型乃至发色，一切都照剧中主入公的做派重新开始。人们还经常轻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比方爱上美国体制），艺术趣味（比方爱上流行歌星），乃至性一一在西方的一些学校里当同性恋成为影视热门题材之后，当某个明星的同性恋经历被电视炒开之后，曾经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生在调查中振振有辞拍胸脯，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但生理学的研究和统计证明，这个比例一般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里，同性恋已经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响和强制的结果。
十
有些人曾经抱怨，当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来写作，只用手来写作。现在请想一想如果让那高达百分之穴十的学生来写作，即便他们全是用想法来表现活法，他们能写出怎样的真实？如果他们的同性恋确有其事，这样的真实算不算真实？
技术染指生命在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人“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土豆和新烟草。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生命的基因密码。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像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
同样道理，当电子传媒塑造出人们新的同性恋、新的痛苦和欢愉、新的斗殴和飘泊、新的经历和立场，到了那时候，你能说这些不是人生的真实？
仿生人，工业的某种最高级作品，工业逻辑的必然指向和最终梦想——几乎平同直人一糍一榉女腧同烊劳次其至也右懵咸是不再来自母胎，不再来自血肉和情爱，不再有人的全部丰富性他们（它们？）是可以成批成套产出的制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三年，《纽约时报》轰动性地报道美国两个科学家，J·霍尔和R·斯蒂尔曼在实验室里利用胚胎细胞分离，成功地复制出了四十八个新的人类胚胎，其中有两个居然成劝地活了几天。高科技的新人种正在叩响历史的大门，教廷，政府，伦理学教授，贫民区的母亲，都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们还未意识到，仿生人的诞生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进行。比如那些政治专制和商业专制的语言暴力，正在谋杀人心，正在批量生产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对一切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缺肝缺肺的物质化存在，其人生永远只有权势和时尚这惟一的向度。在些人的脸上，不是分明呈现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不断变化演进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鸟的锐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对地震的预感能力，当然也可能有乱伦的无知和胡来。文化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也失去了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人性表现——说这是进人了本能和遗传的文化积层，没有什么不对。
人们还会往前走，凭借文化的创造走向深不可测的未来。但无论怎么变，人永远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或说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没有重力的跳高毫无意义。自然是文化永随其后的昨天，永贯其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
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昧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