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王智保出身在浙江省东阳县的湖田村。
1953年，国际上的大事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就有3月5日的斯大林逝世和7月27日板门店协定即《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国内的大事值得一提的那就更多了。就是从这一年的1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笔者写作此文的2011年春节，听到最多的话语之一，就是什么“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倒溯回去，“一五”的开局便就是1953年。这一年的12月16日中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一年王智保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是个农业户口。
1953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不知道统计员有没有把王智保统计进去。这一年的好事还是很多的，比如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基调。还有中苏签订了合作建设的协定，从此中国有了一个苏联老大哥了。那些年听大哥的话，总是没错的，后来兄弟失和，做弟弟的不听大哥的话了，那是国际共运史上一段人人皆知的“秘密”。
王智保上面也有一个大哥的，他比智保要大二岁。
王智保出身的这个地方，叫湖田村，湖田又分上湖田和下湖田两个自然村，王家是属于下湖田村的。后来湖田村又改叫任湖田大队。为什么在湖田前面加了一个任字，那就因为在湖田，姓任的是大姓，后来成为王智保妻子的任秀仙，就是任家的。在任湖田，姓王的只是一个小姓，虽然王姓在总量上无论是当年的东阳还是今日之中国，那都是绝对的数一数二的大姓。听说王智保后来到了山西的王家大院之后也是感慨颇多，因为外界只知乔家大院，那名气是跟一部同名电视剧颇有关系。
王智保的父亲早年就外出打工做泥水匠了，好在走南闯北也终于在省交通厅下属的工程队里谋得正式的工人编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今天，公务员、事业、企业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在农村里有一个吃皇粮的父亲，这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知道，东阳位于金衢盆地，人多地少，所以东阳自古以来就有“出山”的传统。所谓“出山”，即走出东阳去闯天下。这一传统便就形成了东阳人独特的价值观。那些在外打拼的人，被看作是最有出息的人，而那些呆在本地不肯出去的人则被讥为“田乌龟”。其实不仅在东阳，就是在杭州一带的土话中，也有一句“有没有出山”的话，意即有没有出息，有出山即有出息，没出山即没出息。
要想有出山，东阳人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即苦读书，通过读书考学来改变命运；另一条是通过学一门技术，即通过学木工、泥工等技术外出打工挣钱，所以东阳也有百工之乡之名，它的木雕和竹编技术，都堪称中国一绝和世界一流。这种东阳人特有的出山传统，后来被东阳籍的科学泰斗严济慈先生就概括为两点——勤耕、俭朴、学艺、求技，可谓东阳人的特有品格；勤读、苦学、进取、开拓，乃东阳人又一特有品格。严老先生的话，出自1993年版的《东阳市志》。
后来王智保能走出东阳走到杭州，虽然是去顶父亲的职，但基因中那种不甘贫穷和平庸的性格，却是东阳人特有的。
王智保的父亲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这意味着自小王智保就和父亲聚少离多，而家庭的重担也差不多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了。本来嘛在民间有长兄如父的说法，因为哥哥的身体原因，王智保实际上担当起了长兄的职责。
从王智保记事起，有两个事情一直是纠结着他的，纠结一词是21世纪10年代的流行词，但要是退回半个世纪前，即回到王智保六七岁的时候，这两个事情一直像一把刀子一样顶着他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智保的哥哥成了个智障者。哥哥比智保大二岁，在一场出水痘发高烧中，哥哥的脑子烧坏了。那当然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更是缺少科学观念的年代，母亲是不识字的，父亲常年在外，哥哥发烧就把脑子给烧坏了。其实那一场水痘，王智保也染上了，但他却安然无恙，而哥哥从此却成了需要照顾的人，虽然成年后生活也尚能基本自理，但诸如传宗接代、独挑家庭大梁的事，只能指望王智保了。
直到今天，80高龄的母亲还在照顾着自己的长子，因为哥哥没有婚娶一直是单身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他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但当时生产队里的工分最高只能开到七分半这相对于一个妇女劳力的最高工分。
所以后来有人对智保说，你这个人这么聪明，那是你哥哥的脑子也给你用了，你有两个脑子，所以就格外聪明。
这样王智保成了王家事实上的长子，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妹妹，大妹妹都比他要小12岁，小妹比他小17岁。所以他这当哥的，在确是压力和担子都吃牢吃足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王智保不能左右的，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右眼上的胎痣，小时候倒没觉得什么，可是大起来之后才觉得有点不好看，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智保记得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由父亲带着到浙江第一医院来看过，那时候从东阳农村到省城来就医，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当时医生说要做手术，手术也做了，但却没有成功，那胎痣的颜色反而更深了。
笔者在与王智保交谈时，专门提到了这脸上的“记号”，王智保说其实年轻时倒也没什么大碍，只是人到中年后，自己作为企业的领导经常参加招投标什么的，好像在形象上先吃了一亏的，人家可能记不住王智保的名字，但却很容易记住那个脸上有一块胎痣的人……
王智保的童年，早早承担了家庭的重任，比如很早就学会了烧饭割草等事情，小学刚刚读完，母亲刚生下大妹妹不久，所以他就在家里带起了妹妹，因为母亲既要干农活和家务活，还要做点副业，里里外外也只有他能派得上用场。
要说起小学时的生活，王智保印象反而不太深。他说他最多在班级里只能排上中等吧，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那么讲学习成绩，但他读小学正好是文革之前，所以还算是有规有矩吧。也许每一个小男生眼里，都有一个美丽的女老师，现在王智保讲起小学老师，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长辫子的老师——郭祥光，智保长大后在东阳吴宁镇上还见过这位老师，那时她已经嫁到县城里去了。
那时的中学里，也还出过一个很有才的老师，后来也调到了东阳城里，专门做文史方面的工作。王智保记得那时他们红卫兵还贴过他的大字报呢，因为老师当时把茶杯压在了一张报纸上，报纸上正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那还得了啊！这个老师当时就说过，这个学校的庙太小了。
说起童年生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爷爷了，爷爷是个让他又亲又怕的人。
先说亲吧。
祖孙之间的情感，可能因为年龄越是悬殊，感情就会越深。正如今天王智保和他的孙辈。只不过今天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年代了，祖孙之间感情的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了。为什么王智保会觉得爷爷的可爱可亲呢，其实也还是因为吃的原因嘛，因为智保的父亲是爷爷的大儿子，因此智保也就是爷爷的长孙，这个大孙子的待遇还是有的，虽然他上面有个哥哥，但因为哥哥残疾了，所以爷爷等于把对哥哥的那一份疼爱也给了智保。
再来说怕。
在王智保的印象里，爷爷以前也是个手工匠，早年也是走南闯北的，包括杭州一带也都来过，而且家境也还过得去，至少饭还是吃得饱的，因为智保的母亲是十几岁时就到了王家做童养媳的，后来在是给智保的父亲还是二叔做老婆时，爷爷好像也是颇为犹豫。父亲他们是三兄弟，爷爷最为疼爱的是老三，农村里嘛兄弟之间，妯娌之间，难免会有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的。智保还有印象，那就是家里时不时地会吵架的，有时就是母亲和爷爷奶奶吵，一吵爷爷就要骂人，当然主要是骂智保的母亲，这么一来智保就害怕，不过吵过之后爷爷对智保还是很好的。
至于奶奶和母亲，在智保的印象中是非常能吃苦又勤劳的。有时半夜三更智保醒来，会看到奶奶和母亲还在油灯下纺线织布，那时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也许他就是被纺机吵醒的吧。后来母亲生下大妹妹之后，既要管家里，又要做田里，还要在外面帮人包粽子，帮人做米粉干赚点外快，所以日子还是艰辛的。
爷爷在手工匠吃不消做之后，还做过牛市上的“中介”，即他介绍张家的牛卖给李家，他从中得到一点佣金。凡一拿到佣金，爷爷就会给智保一角两角的，让他去买东西吃，而且还特别叮嘱要买吃得饱的东西。什么东西吃得饱呢，粽子、馒头、瓶干、油条什么的。爷爷有了钱，就是智保感觉最美好的时候，当然他也会悄悄地拿一点给哥哥吃的。但那个时候的“牛市”毕竟是不多的，爷爷也是难得做成几笔生意的，而且做成之后，他的开销也很大，他会去集市上的茶馆里泡上一会儿，享受一下他的劳动成果。毕竟爷爷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后来的“家道中落”大约跟一场火灾有关，这一点王智保是略有印象但也印象不深了。
在王智保13岁的时候，王智保很清醒地记得，有一天爷爷把他叫到一边说，这个家要靠你了……四十年之后的王智保时常想起爷爷的这句话，他觉得奇怪，爷爷怎么会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呢？
反倒是父亲，因为长年在外，王智保反而觉得有点陌生，那个时候父亲基本是一年才回来一趟，最多是一年两趟，即使是过年，也就住个两三天。那时父亲与母亲之间的联系，基本靠王智保的写信，因为他会写信啊，母亲每次督促智保写信时，总是那么一句——多寄点钱来！是啊，四个兄妹，一家五口，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是七口，那都得等着父亲的那一点工资啊，母亲在生产队里做也只有七个工分，哥哥能干体力活，最多也只能拿七个半工分，那么在智保未成为主劳力之前，这个家真的就全靠父亲的工资了，但父亲长年一人在外，烟酒都沾，平时也都是吃食堂吃餐馆的，这开销哪能不大呢？所以智保家里一年到头在村里还是倒挂户的，只有当智保一天可以赚十个工分时，家里才稍有起色，但这个起色最初也只是不倒挂而已。
不过在湖田村人们还是很羡慕他们家的，因为父亲在外挣钱，总是有几个活钱可用的呀，其他农户一年到头也看不到几个活钱的，说不定一年做到头也还是个倒挂户，东阳农村之所以出耕读人家和能工巧匠，这跟农村里实在太苦是有关系的。对于广大农村青年来说，那个年代耕读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上至一千年即是如此，直到科举废止、直到1949年之后，这个传统也还在延续，而且我相信，耕读的香火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
一年当中，王智保最美好的那几天，自然就是父亲回来的时候，那时父亲总会带来一点饼干和水果糖。那时的小孩见了糖哪里还有节制呢，所以王智保后来认为，他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吃坏的，并不是因为常年吃吃得多，而是一看到糖那是藏也藏不住了，总想一下子吃掉它。智保印象最深的是，吃到最后一颗糖时，母亲就把糖咬碎然后分给他们孩子几个，18岁之后，智保本来也是想去当兵干一番事业的，但征兵的人说了，你的牙齿是过不了关的，这恐怕就是短暂的“甜蜜”带来的后果啊。
对于少年时期的记忆，除了玩耍以及处处要争先之外，王智保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饥饿二字，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集体记忆，否则“吃过没有？”（东阳人问话的发音则是食过米？）就不会成为一句全民式的寒喧问候语。这也正如王智保在自述的回忆文字中所说的那样——民以食为天，饥饿是人类最基本的苦难，也是人类最严重的苦难。
最基本和最严重，让小小的王智保都碰上了，尤其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更是人为灾害）期间，为了能抵抗饥肠，他通常会拿些烤熟的豆子装进小铁皮盒子（这可不是为了吃着玩呢！），当时家中充饥的主食主要是糠饼，磨成浆的玉米芯，还有野草等。吃了这些东西，大便就会硬得像鹅卵石一般的坚硬，怎么办呢，只好让母亲想办法抠出来。也许跟西北和安徽等地的大饥饿相比，浙江中部一带还算是好的，但直到现在，历史还没有完全能正视这一段饥饿史。笔者小时候听过忆苦思甜报告，是当时的一个女劳模说起解放前的饥饿没饭吃，那时她只有下河摸螺蛳煮来吃，也是母亲帮她抠大便……小时候听到这一段，大家不仅严肃不起来，且还会笑场，而且因为如此的报告听多了，一到了摸螺蛳，大家都期待着要抠大便了，真是少年不识饿滋味，为赋新词举拳头。为什么说要举拳头呢？因为这个时候忆苦思甜报告会的主持人便会带领大家喊口号了，什么口号呢？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从饥饿跳跃到万岁，这便是我们当年全民式的电影蒙太奇手法。
所以后来王智保在顶职到杭州时，最想做的一份工作就是到食堂去伙头军师，因为这至少可以吃饱肚子啊！
王智保是在14岁那一年，正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的，那一年就是他小学暑假期间。
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能挣三个半工分，但他还是非常想证明自己，在大人眼里，那时的王智保刚刚在长个子，这多少有点像一只赤膊的鸡仔似的，会遭人戏弄和嘲笑的。14岁的年纪，可什么活都得干啊，施肥、割麦、插秧、割稻、挑猪粪等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成人世界里，王智保学会了如何保护和锻炼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成人的苦力劳动中，最能拿来消遣的话题便是关于女人，而女人话题的变种则是少年。少年有时就是在大人的嚼舌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农村里要被看得起，必须要在农活中体现出来，要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要做得顶呱呱才行，虽说干农活是体力活、累人活，人称都是粗活，似乎不能跟干木工、竹编等相提并论，但是王智保想到，父亲母亲从小都是嘱咐自己要好好干活，要让人受到尊重，那就要处处比别人做得好，不让人说闲话。
王智保能在弯弯曲曲的田埂路上越走越正，能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这跟他过硬的农活是分不开的，这也正如在部队里，如果你打枪不准，跑步不快，那你拿什么去服人呢？除非你是一个政工干部，但这也得有嘴皮子和笔杆子呀。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就算湖田这么一所乡下小学也没有能够幸免，好在这一年7月王智保刚刚读完小学，照理说要读初中的，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乡村里的人一旦革命起来可能比谁都要来劲，于是那时就没有中学可上了，智保便也辍学在家，因为他要抱刚刚出生的大妹妹……一年之后的1968年，公社办起了五七中学，他便又开始背着书包上学堂了，但在王智保的记忆中，那也是一段混混的日子，他唯一记得的，大概有两三本课本，其他则有关于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的记忆，这大概也是一种人生的教育吧。
在这里有必要宕开去来说一说五七中学，它是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引伸过来的。具体说来，就是毛主席在1966年的5月7日给当时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一封信，起因是总后勤部在5月2日有一封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部队做好农副业生产问题的，但毛主席的批示就不局限于此了，四十年之后，有学者称，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妨做个文抄公，来看看这有关“理想”的文字——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
今天我们来看这“五七”指示自然别有一番滋味的，因为后来所谓的“五七干校”“关牛棚”等皆是出典于此，多少家破人亡，多少悲欢离合，不是战争，胜似战争。或许这个指示对于知识界教育界的影响要超过了军队和工农商等界别，尤其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也等于是文革正式开始的一个信号。
而“五七中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那么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了。十年之后的1976年，笔者还经历了开门办学的运动，那是生物课改成农业课，物理课改成机电课，男生都去学开拖拉机，女生都去学打针，一时间男女同学的手臂皆惨不忍睹啊。
说这些背景式的事情，笔者只是想说明，当时王智保已经不可能再读书了。而这时也正好父亲从杭州让人代为写信过来了，父亲信中对王智保说，他已经到杭州大学数学系当工宣队员了，他是大字不识几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一个人，现在竟然也占领了大学的讲堂，父亲便现身说法，劝儿子不要再读书了。不过父亲在信中还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对王智保而言，可以说是终生受用啊，父亲说，他会给每个月五角钱，让他订一份杭州日报来看，因为学校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还不如自己看看报纸管用了。
五角钱，订杭州日报，专款专用，这等于是父亲的圣旨，智保当然是领旨的。王智保不仅听毛主席的话，也还听父亲的话，他后来果然订了一份杭州日报，每天看报，成了王智保的必修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这也就是王智保人生道路的开始，也就是在艰苦的劳动中，王智保发育成长起来了，这是一种健康的成长，虽然营养不够，也曾中途辍学，但是他在农活中证明了自己，他在看报读书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和能力，在后来的日子里证明都是有用的，这也可算是自学成材吧。大概要直到15年之后，王智保才获得初中文凭，然后再去不断学习和进修，既然不可能人人成为严济慈，但人人必须识字断文，更重要的是通过识字断文，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17岁]
虽然世界多数法律上都规定18岁为成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在中国的南方，生活富裕起来之后有为17岁孩子办生日酒的，那种阵式是仅次于婚礼的，这说明17岁在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