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什么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最简单的定义是：女性主义运动是向传统劳动分工方式的挑战。原有的劳动分工让男性得以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同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奴工，承担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所有男人为一个族群）和女性（所有女人为另一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1、运动的兴起早在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出现之前，西方社会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在欧洲，有人已追溯到中世纪。据说从15世纪开始，已经可以听到一些女性的声音。据西方学者考证，全世界第一位女性主义者是前文提到过的法国的彼森，她的生卒年份为1364年至1430年。在17世纪，英国的艾斯泰尔（Mary Astell）成为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是最系统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行动被誉为英国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女性主义抗争。这次抗争的形成原因是，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工厂里出现了女工，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发生了变化。艾斯泰尔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是：第一，女人虽然要服从丈夫，但并不一定要承认他高于自己；第二，对男权的服从不可以延伸到单身女人身上；第三，受过教育的女人应当避免家庭奴役，也就是避免结婚；第四，女人的生活目标不应当只是一味追求美貌以便吸引到一个男人同自己结婚，而应当注重改进自己的灵魂；最后，她提出应当建立女性自己的社区，过一种摆脱了男人的生活。此外她还指出，男女有同等的理性能力，两性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以便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其智慧。（转引自Bryson, 15-16）在欧洲大陆，女性运动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来自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
18世纪90年代，巴黎出现了一些女性的俱乐部，她们要求教育权和就业权，著名女性活动家玛丽?戈兹（Marie Gouze）代表她的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她在法国大革命后期遇害，女性俱乐部也被解散。在以后的年代中，女性组织一再重组，但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女性的可悲地位是由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任务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战，改变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关于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20世纪初年。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利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后人称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莫特（Lucretia Coffin Motl）、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don）和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1859年，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朗汉姆女士”（Ladies of Langham Place）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是第一代女性运动的活动家。她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她主张，女人应当不再受制于她们的身体以及由身体所带来的情感。她的名著《为女权辩护》成为女性运动的经典。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为女性要求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她激情澎湃地说：“我久已认为，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沃斯通克拉夫特，第9页）她还激愤地指出：既然女性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要使她们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呢？这样劝告我们，要我们仅仅成为文雅的家畜的人，把我们侮辱得多么厉害啊！例如，他们十分热心而又经常地劝告我们：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这是多么幼稚的说法。
一个堕落到用这种阴险方式取得支配权的人是多么不足取啊。她认为，自从远古时候起，男人就觉得使用他的实力来征服他的终身伴侣对他有利，并且用捏造的事实来说明她应该甘受压迫，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他的便利和享乐而创造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3-32页）她的思想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在当时沉闷的性别秩序中造成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还有两位值得提起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泰勒（Harriet Taylor），其代表作是《女性的选举权》；另一位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时最著名的女性主义男性学者，他于1869年出版了一部以《女性的屈从地位》为题的著作，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并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这两部著作也被视作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穆勒以一种英国式的高度理性态度来看待两性平等问题。他冷静地分析道：如果男人对女性的权威在最初确立时曾是有意识地比较了组成社会的政府的不同方式的结果；如果在试行了社会组织的其他各种方式——女人驾驭男人、双方平等以及可能设计出的诸如混合的和分离的方式——的经验证明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即女性完全受男人管理，公共事情不许她们过问，私下里，每个女性对她的命运所宗的男人只有法律上的服从义务，是对于双方幸福和安宁最有利的安排；那么，它的普遍推行就相当可能被认为是种证据，证明当它被采用时，它是最佳方案，虽然在当时选择它的种种考虑可能像很多原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一样，随着时代的推移不再存在。但是，这个问题的情况在各方面均与之相反。（穆勒，第258页）他的意思是，那些“如果”并未发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并没有经过比较和实验，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男尊女卑的秩序和等级的实行是人类两性关系能够选择的最佳方案。
穆勒论述道：在早期，男性的大多数以及女性的全体都是奴隶。许多时代逝去了，其中也有高度文明的时代，没有一个思想家有勇气对这一种或那一种奴役状态的合理性和绝对的社会需要提出过质疑。后来，人类终于废除了对男性的奴役制，对女性的奴役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较温和的依附形式，但是它并未失去其残酷无情的渊源的污点。（穆勒，第259页）穆勒还独具慧眼地深刻指出，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件事上，拥有权力者比在其他事例中的拥有权力者有更多的防止反抗的手段。每个从属者生活在主人的眼皮底下，也可说几乎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同他比同自己的伙伴亲近得多，没有联合起来反抗他的手段，没有哪怕是局部征服他的力量；另一方面，却有寻求他的欢心，避免得罪他的最强烈的动机。”（穆勒，第264页）穆勒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已经被当作一种“自然”的秩序被人们普遍接受下来。“不自然，通常的意思是不习惯，一切惯常的事都是自然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女性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任何背离这种习惯的事就自然地显得不自然。”
“男人对女性的统治与其他形式不同的在于它不是暴力的统治，它是自愿地接受的，女性不抱怨并同意参与。”（穆勒，第266页）穆勒痛恨那种“男人从小就可以不凭任何本事凌驾于女性之上”（穆勒，第342页）的状况，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状况。他所期待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即区别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现代制度、现代社会观念、现代生活呢？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穆勒，第269页）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身为男性，本已享有了这个特权阶层的一切便利，却能够为当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十分难能可贵。他写于100多年前的著作至今被人们提及并被各种文字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生命力。1897年，一位名叫胡德伦斯的加拿大农业工人的妻子在初生婴儿死后，认为孩子之死是由于她无知和不会照料造成的，她以亲身经历向安大略城的100多名女性做了报告，讲明女性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组织起来，安排好家务活动。她的讲话被英国和北美女性当作了她们的组织——女性协会的宣言。1915年，英国女性协会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协会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至此进入高峰期。2、运动的目标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第一个目标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在早期，女性运动还只是提出男女应当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到后期的选举权运动中，已经有人提出了“女性优越”的观点。在争取选举权的女性运动中，还出现过一种反民主的倾向，害怕“无知大众”，要求将选举权限制在识字者当中。美国女性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男权主义者甚至用医学观点来为自己反对女性选举权作辩护。例如，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者曾宣称：“如果给女性选举权，你就得在每个县建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建立离婚法庭。女人太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转引自埃伦赖特等，1993年）尽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女性运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还是相继取得了成功：第一个为女性争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那是在1894年；第二个是澳大利亚。1914年，芬兰和挪威女性取得选举权，其他欧洲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英国女性的选举权是分两步获得的：在1918年，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才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在美国，最早争得女性选举权的是怀俄明州（1868年）；其次是犹他州（1870年）；1914年，通过相应法律的州增至11个；直到1920年8月，美国女性才获得完全的选举权，这一权利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的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女性应不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各国女性纷纷提出实现受教育权利的要求，女子学校大量涌现，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在19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者们曾就女童的教育内容应不应与男童一样，男女学生的考试内容应不应当相同等问题展开辩论。在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这一作法在女性主义者当中引起激烈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事演变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学校为招到更多的男生，不得不将女生的录取分数线提高。回想当年人们为女生的学习能力和能不能与男生参加一样的考试而争论过，真是恍若隔世，令人感到从女权运动的先驱为女人争取受教育权到如今，世事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女性教育已经走了多么远。当时的人们还为女孩应不应当上家政课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一争论更多涉及的是阶级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因为只有中产阶级的女孩才有学习以持家为目标的家政课的需要。
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第三个焦点是女性就业问题，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就业问题。在19世纪，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认为，女性赋有与男性不同的特殊素质，比如生育和抚养子女就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女人的天职就是留在家里生育和抚养儿女。女性到社会上就业之后，工作和婚姻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于是有的女人就用保持独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这并不能在广大的人群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时关于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要不要就业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围绕着下列两个问题展开：女人婚后还应不应该工作？女人作母亲之后还应不应该工作？许多希望出来工作的女性对于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项感到不公平，她们提出，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提出：为了经济独立，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在劳动市场上与男人作自由平等的竞争，争取同工同酬。
在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女性在选举权、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女性教育广泛开展；女性就业增加。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因此，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其他目标还包括为女性争取在婚后保留财产的权利；在婚后保留自己工资的权利；不受丈夫虐待的权利；为女性争取儿童抚育费；提高女孩同意性交的年龄线等。19世纪美国女性运动的一项内容就是把强奸法的幼女年龄线从18岁提高到21岁。强奸法规定，不允许同未成年者发生性关系，即使她本人同意，如果没到“自愿年龄线”（the age of consent），她的同意是无效的。这个时期女性运动涉及的问题还有产假问题和堕胎问题。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除了一般地要求女性权利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个是女性运动要求净化社会，它赞同书刊审查、删改制度，反对卖淫，有一种带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禁欲或“反性”的色彩，它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女性投票，男性贞洁。但是也有例外，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斯坦顿就是一个例外，她曾经说过：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充满热情。女性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家庭价值和女性道德水平的强调，认为女性的高尚道德可以改造男权制的政治世界。
这一点被认为是后来的文化女性主义的最早表现。还有一个特征是，在这次运动中，社会主义者与女性运动之间是有界限的。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当中原本是有女性主义思想的，如俄国革命时的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主张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性自由等两性平等的价值，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她就遭到批判。斯大林实行的是“强化家庭”、批判“自由恋爱”、鼓励生育的政策。1936年，苏联通过了反堕胎法，反离婚法，并且使同性恋非法化。（Watkins, 92）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思想和观点被视为越轨，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3、各国女性运动的特色在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女性运动的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着策略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各国的女性运动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在英国，女性运动与工会运动相呼应；美国的女性运动却不具备这个特点。在英国，女性主义一直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美国却并非如此。美国女性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权利立法；英国女性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福利立法；澳大利亚女性运动则具有二者兼备的特点。20世纪初，德国女工运动的声势较西欧其他国家更强大，德国女工是女性运动的先锋。1920年，独立党女成员吉尔拟定了一个救济计划，内容包括生育前后要给女工8周休息时间；在此期间照发工资；对产妇和哺乳母亲发放除医疗救济之外的救济金等。经过长时间辩论，得到批准的计划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每个参加保险的女工在分娩期间总共可得50马克的救济；第二，分娩前四个月和分娩后六个月，每个女工每天可得1马克50芬尼；第三，分娩女性可得25马克医疗费；第四，哺乳期母亲12周中每天可得75芬尼。在这个时期，英国女工的斗争集中在保护女性儿童权益，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要求给分娩女工六周休息时间。她们的斗争并未立即获得成功，而是经过反复斗争才取得进展的。瑞士和意大利女工也参加了罢工斗争。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女工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则是积极参加选举，参与政治。有的国家的女性运动还从女性角度提出反战口号。1915年，荷兰女性在国际女性大会上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由男人发起的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使女人成为受害者。在俄国，中产阶级女性提出了与西欧女性运动相似的口号，那就是开展女性教育，主张女性就业，要求在法律上和选举权上的男女平权。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是强调家庭价值、反对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主张的，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言论是：“女人该呆的地方是床上、厨房和教堂。”（Watkins, 98）女界对于30年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政策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政策的基调虽然是种族主义的，但对女性是好的，国家奖励母亲，褒扬家庭，使生育受到了尊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时的政策将女性降低为仅仅是一个母亲，实行严厉的反堕胎法和反绝育法，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婚姻家庭生活之上，仍旧使女性处于无权状态。
在中国，最早的民间女性社团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有两件发现于敦煌的古文书证明，早在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中国就有了由女子组成的以自护、自助、自娱为目的的民间女性社团“女人社”。（大成，1993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女性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要求女子参政权；兴办女子实业；争取女子社会权利，如放足、剪发、入学与婚姻自由等。讲到中国近代女性的觉醒，不能不提及西方教会到中国办女学的影响。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和刺绣。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最早一间教会女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76年为止，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女子教育机构有：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共计2000多人。1878至1879年间，天主教会办的女校仅江南一带就有213所，学生达2791人。而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创办任何女子教育机构。（王新田，1990年）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就是从兴女学开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校是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
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当时的女学大多集中在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除教会女校学生外，1906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1915年，增至180949名。从全国范围看女子初等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女校391所，学生数11936人，占学生总数的2%，到1918-1919年度，全国初等小学女生达190882人，占初等小学生总数的4.3%。（韩志俊等，1989）女子受教育无疑是中国女性觉醒、摆脱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的第一步。1903年，中国最早的女性组织“共爱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知识分子约有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有105人。当时，女性运动精英创办的女子报刊共有40余种，如秋瑾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燕斌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陈撷芬于1902-1903年创办的《女报》等。她们还发起参政运动，争取参政权利。这一运动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其标志。
该会提出以下9项政纲：1、男女平权之实现；2、女子教育之普及；3、家庭女性地位的向上；4、一夫一妇主义之实行；5、自由结婚之实行与无故离婚之禁止；6、女性职业之励行；7、蓄妾及女性买卖之禁止；8、女性政治地位之确立；9、公娼制度之改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女性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看最完备的女性解放思想，其要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对女子缠足；第四，提倡女学和主张女性经济自主；第五，主张女性走向社会，参与国事。（沈智，1991年）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湖南女国民会等联合而成；同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亦宣告成立。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马庚存，1991年）这一史实反映出当时女性运动的高涨和运动阻力的强大。中国革命中，一批女性领导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标外，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独特目标。1913年，宋庆龄发表了《现代中国女性》一文，指出：“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女性将与男子并驾齐驱。”1924年11月，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做了关于女性运动的讲演，她说：“女性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随后发表的关于女性的论述中，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国民一分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她又将女性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释如下：“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女性，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堕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界限。”（转引自程绍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当中，倍倍尔是对女性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的人物。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一书。这部出版于1878年的著作被认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影响更大，对女性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后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与恩格斯相同的一点是，倍倍尔也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状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结束这一压迫。到那时，家务劳动和子女的抚养将成为集体的事。倍倍尔认为，没有性别的社会独立与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既然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与私有制同时发生的，那么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也只有在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亡时，才能最终实现。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经济因素性质的压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的禁锢人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母系继承转变为父系继承是女性的最大失败，而女性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丧失权力的主要原因；倍倍尔在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视女性问题的另一位革命领袖人物，她认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担任书记的共产国际女性书记处的任务就是要吸引劳动女性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蔡特金是“三八国际劳动女性节”的倡导者。她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女性和她们的丈夫一样受资本的剥削，所以，无产阶级女性所反对的不应当是本阶级的男子，而应当与他们一起共同投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写了一部著作《女工》，她提出，女工加入劳动大军是最终的进步，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到阶级斗争里面去，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她还从另一角度鼓励女性参加劳动大军，那就是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由于列宁和共产党认定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个步骤，而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以俄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非常重视女性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为了使女性充分就业，避孕和堕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时的苏联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1920年）。
关注女性问题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前文曾提及的科伦泰，她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女性问题，只是当她感到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威胁时，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认为，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应当由无产阶级男女的团结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后来，她转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实践，因为她发现，女性的需要被男性统治的党的等级制边缘化了。于是，她要求在党内建立独立的女性组织，争取将女性问题挤进政治议事日程。她出任社会福利部长之后，为女性争得了法律独立权、婚姻平等权、合法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性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性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son, 139-140）科伦泰的性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女性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女性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斗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女性、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女性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女性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关于中国革命与女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丝黛西（Judith Stacey）和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牺牲女性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一般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1、运动的基调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在女性运动第二波到来之前，也就是在两次女性运动之间，波伏瓦是女性主义唯一的声音。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在《第二性》一书中，波伏瓦除了论述“女性”的处境之外，还提出了“他者”和“他者性”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看来，波伏瓦是认同男性的、生殖器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她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抛弃了。
人们现在赞美差异，认为波伏瓦把女人描绘为与男人完全一样的进入男性领域的人是对女性评价过低，她的两分思维方式以及她对女性身体的厌恶和仇恨，是没有高度评价女性品质的表现，究其思想根源是她接受了萨特的哲学框架。她的“独立女性”的形象是无子女的不婚的职业女性，而这一女性形象受到高度评价女性特征的人们的批判。波伏瓦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但它对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观点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们两人观点的区别在于，波伏瓦认为女性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认为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这并不是因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时代女人还无法避孕，无法轻易作出过单身无孩生活的选择，而是因为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转引自Chapman, 203）波伏瓦则把强调生育视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作母亲的女性都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女性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波伏瓦，牧原编，第263-264页）波伏瓦认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两性之间的既存关系，“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于最后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几个世纪以后，当人们发现我们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境遇，也会感到无比的惊奇，就像我们现在发现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奴隶制时所发出的惊叹一样。”（波伏瓦，牧原编，第76页）波伏瓦在书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self），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man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人类；woman却只能指称女人，不可以指称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略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体、女性非主体的结论并不太过分。波伏瓦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把女性的解放运动当作一种非历史的行动，而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女性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置疑，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还是经济条件，都不能规定女性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她既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性的许多论断，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关于女性解放的途径，她更强调个人的努力，而非整体的行动，她认为，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
尽管有人从不同的立场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对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难以苟同的人们就曾批评她试图用个人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集体的问题，忽视了工人女性和农民女性的问题；但是她的《第二性》一书在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中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时期女性运动中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生理本质主义的代表作。费尔斯通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生育机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像波伏瓦一样，费尔斯通也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并不必然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在孕产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需要更长的育婴期；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需要与依赖；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区别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用技术改造生育机制，使生育得以在女体外进行，女性就可以从这一生理角色当中解放出来了。她认为，改造儿童抚育机制和有酬工作机制都不能最终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机制，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
同费尔斯通持相同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列举了不生育的许多好处，例如它可以给女人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她们还提出，生育的生理不应当决定女性的生活，女性应当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个人的决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过集体生活或领养孩子。不少女性主义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费尔斯通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性主义者米歇尔（Juliet Michell）就批评了波伏瓦把母性当作一种“可能的存在主义主题”的观点，她甚至说，“严格地说，《第二性》不应当被算作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转引自Butlerand Scott, 58）如果说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横空出世，那么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话》就是凝结了空气中已经弥漫的东西写作而成的。这部著作成为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时对当时女性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杰出的表达。到1970年时，这本书在英美两国已销到100万册以上，还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它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它的千言万语如果用一句最响亮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弗里丹在书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女性是生气勃勃的，但在战后却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女性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弗里丹生动地描写了这代女性在得到了这一切以后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实现感的缺乏。她们充满无名的烦躁感和无意义感。她认为，对于女性发自内心的呼声——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
弗里丹指出，看到美国女性的现状，令她想起一句德国口号：Kinder, Kuche, Kirche（小孩、教堂、厨房），那是当年纳粹分子规定女性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时所使用的口号。在40年代的美国，也有人提醒女人们注意，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的男性化，其后果极其危险——丈夫们会因此得不到性满足，对家庭、子女和女性的能力都会造成威胁。这一舆论导向使事业型女性感到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的特征。将女性主义当作一种过时的肮脏玩笑加以嘲笑成为一时的风尚；“女性主义者”和“事业型女性”这类辞汇成了肮脏的字眼。人们总是对那些为争取女性受高等教育、干事业、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奋斗的老式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同时又表示怜悯。弗里丹辛辣地指出：女性们花了半个世纪为权利而战，在下半个世纪却又对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这些权利产生了怀疑。弗里丹批判了女性在事业和婚姻上二者不可兼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在婚姻上成功，就需要自我否定；而要在事业上成功，则需要如醉如痴的献身精神。婚姻需要合作，事业需要竞争，二者结合起来非常困难，需要不同类型的品性。因此男主外女主内才是最完美的互为补充的结合。弗里丹在这部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关于女性的“神话”，这一神话企图使人们相信：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西方文化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女性特征的价值；过去女人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她们妒忌男人，力图要跟男人一样，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由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的母爱之中。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是继波伏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她在一部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女性主义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女性的权利。她把女性的权利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人类尊严的权利，其中包括制止对女性身体和形象的商业用途；女性拥有在行动、语言和公众形象方面的地位和代表；制止世俗和宗教权力对母性的剥削。第二，在人类身分方面的权利，其中包括女性的贞洁（指肉体和精神的整合）不被金钱、家庭、国家或宗教实体所侵犯；母亲身为女性所应有的权利。第三，世俗法律应当保护母婴的相互责任。第四，女性应当拥有保护自身及子女生命、生活空间、传统和宗教的权利，有反对男性法律（充满好斗精神的、污染环境的）的权利。第五，在财产权利方面，女性应当拥有在不受税收制度惩罚的前提之下选择独身生活方式的权利；女性应当享有国家发放的家庭福利费；平等对待男孩女孩的权利；各类传媒应有一半时间以女人为对象。第六，交换体系如语言交换体系应当更有利于保障男女两性平等交流的权利。第七，女性在世俗与宗教的决策机构中应当与男性拥有同等数量的代表。
遭到她猛烈抨击的社会现象包括：招工的男女区别和失业的男女区别所反映出来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在那些对女性开放的职位中，女性为了要得到提拔就要出卖肉体或者要否定自己的女性气质，致使她们不是作为女性成功的，而是作为一个中性成功的；女工比重较大的职业价值就低，不论这些职业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多么重要，不论是在农业、工业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工作组织的法规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只能被动接受；生产些什么也总是由男性权威来确定，如武器生产、环境污染和很多无用产品的生产都不是由女人决定的；产品的规范都是男性的，无论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流行话语的内容和风格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广告的基调也是男性中心的；表现在职业地位上的男女两性在劳动中的不平等价值。伊丽加莱提出，性别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无意识形式；她呼吁女性注重每个生命的基本权利；减少那些由一人或少数几人统治的团体或公司的权利；重新定义和评价住房法律，确保私人财产权；减少与权力、金钱、尤其是与豪富的欲望相关的剩余价值，把交换建立在成本上，反对增加从土地、空气、海洋和人体角度衡量的不必要的生产和过度生产；对源于强力的法律提出质疑。（Irigaray, 11-91）她的主张代表了女性主义对现存的男权社会价值的批判和挑战。在众多的性别研究类别中，斯坦能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女性主义写作，其代表作是《假如弗洛伊德是费丽丝》。该文将弗洛伊德的传奇生活用一个女性主体来重写，极具启发性。将很多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说法放在另一种性别身上，显得妙趣横生，使人意识到现存性别结构中的荒谬之处。2、运动的规模和特色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女性协会，美国、加拿大涌现出大量女性组织。
1966年，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在美国成立，弗里丹任主席，这一组织成为西方最大的女性组织，其宗旨是：献身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女性首先是人，是个像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的人，女性必须有机会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立即行动起来，使女性充分参与到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一切特权和责任。到80年代末，全国女性组织已拥有15万成员，176个分会。1974年，美国58个工会的3300多名女性，代表40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工会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女性工会组织：工会女性联盟。1975年，全国性的黑人女性组织“黑人女性联合战线”又在底特律成立，并代表少数民族女性抗议针对少数民族女性的阶级、性别和民族压迫。1977年，代表50个州和地方会议的1400多名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女性大会，并通过了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的25项重要决议。许多群众性女性组织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这是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有关机构，从事维护女性权益事宜。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都是由党政部门统筹管理；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政府内外分别成立了相关机构。如加拿大政府在1981年12月成立了女性地位部，并由政府指派人员成立了女性地位顾问委员会，作为独立组织，负责调查女性问题。奥地利于1979年在联邦总理府设立了一个国务秘书办公室，专门负责与女性有关的问题。埃及政府在社会事务部内设立了女性事务总局，还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女性全国委员会，以协调政府部门间的工作。一些国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挪威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案”于1980年7月开始生效。墨西哥于1979年修改了80个法律，去掉了原条款中有关歧视女性的内容。奥地利修改了《家庭法》，规定夫妻双方在维持家庭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到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后，关于女性应不应当就业的争论已经不再热闹，因为女性大量就业已经成为现实；随着女性的普遍就业，关于女性角色的争论也结束了——过去人们一直为女人的角色是否应当主要是母亲和妻子、她们是否天生适合留在家里争论不休。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就业；到了60年代，就业女性已占到女性总数的40%。在这个时期，女性的就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会上已经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但女人仍旧面临着一个如何在平等工作机会与传统母亲的角色与职责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但是，在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早期女性运动中争论过的问题又在多年沉寂之后被重新提了出来。例如，关于女人究竟应当在劳动市场上同男人平等竞争还是应当争取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政策的问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争论的焦点转移到女性是应当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还是应当创造一种女性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性运动的新口号是：女性的特质是世界的唯一希望所在。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流行过一个普遍的说法：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过去人们一向以为，某男经理对女秘书的性骚扰或某男强奸了某女都是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是由于有某个道德水准不高的男人或某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或是由于女秘书或那个被强奸的女人有过某种不恰当的行为举止诱发了男人对她们的侵犯。现在，女性主义运动指出，这些行为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政治表现。
女性运动第二波向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分界挑战，按照“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思路，强调在性别政治中身体的重要性。此次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反对选美，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在1968年，女性主义抨击了“美国小姐”选美活动。她们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女性主义者们为一头羊加冕，用以讽刺被选中的美国小姐，并设置了自由垃圾筒，将乳罩、腹带、紧身褡、假睫毛一类的东西扔进垃圾筒。据说，虽然当时并没有人焚烧乳罩，但是由于传媒的大肆敌意报道，“烧乳罩”不仅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且成了女性主义的象征：女性主义就是“非女性的”、长相丑陋的和充满挫折感的女人们弄出来的，她们对真正的美女充满嫉妒。（Robinson, etal., 127）烧乳罩的事情并未发生，女性主义运动只是反对选美，反对按照男性的要求打扮自己，反对将女性作为性对象而已。在女性的身体形象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女性一直处在美貌竞赛的巨大压力之下，即以男性的观点判断、批评女性的身体，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体“内在”的感觉。女性永远在与模特的幽灵做不公平的竞争，以绝大多数女性镜子中平凡的自我形象与模特做泯灭女性自信心的竞争。女性运动的概念和议题除了传统的参政、就业、教育等问题，还从女性主义角度提出了对性问题的全面审视，其主旨是反对阴茎中心主义的传统，关注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社会和家庭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性骚扰问题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关注的新问题。有人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分为制度女性主义与基层女性主义。前者在现行制度中争取女性权利；后者在社区基础上工作，强调集体组织化，大力开展提高觉悟的运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中的女性兴起了“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热潮。
唤醒意识、提高觉悟、关注健康等女性活动团体超过2000个。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谈话的提高觉悟小组活动。这一活动在当时与其他治疗结合在一起，成为教育女性的有效形式。这些团体开展分享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小组活动，用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这些经验和情感，指导女性调整与男友的关系，进而开展为通过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法案而争取公众同情的活动。在提高觉悟活动中，女性用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经历来批判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使女性沉默、悲哀，使女性相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满足、不快乐是个人的原因导致的。提高觉悟活动在1970年至1974年间达到高峰，当时的情况是：5至15个女人组成的小组每周聚会一次，聚谈两个小时，持续几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她们谈论一切，用个人的经历来检验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观念。这种活动方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一种女性主义的新型实践。提高觉悟的进程有四条主线：第一，使女性认识到，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倾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将其编织成一幅社会生活图景，建立以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的社会分析；第二，以家庭为重点，使女性认识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又是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的；第三，鼓励每位参与者讲述个人的感情生活，使女性有机会抒发感情，减轻不安心理；第四，关注和讨论女性的性行为经历，使女性理解性欲的形成，性的意义等等。举例言之，某女人被丈夫殴打过，在提高觉悟小组中，她发现还有别的几位女性也挨过丈夫或男友的打。这种交流使她认识到：自己个人的问题也是个政治的问题；个人挨丈夫的打是社会权力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遭遇的问题其实扎根于社会结构之中，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她自身的内部缺陷造成的。最后，提高觉悟团体还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权力基地——她和其他挨过打的女性可能决定为受虐女性创立一个庇护所。总之，广泛开展的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是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最具特色的活动。社会批判所导致的组织活动，从知识到行动，印证了“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一口号，使它成为美国女性运动最有效的组织工具。（爱森堡等，第21-22页；海德，第96-97页；斯坦能，第144-145页）有一位普通的女性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忆很形象地反映出女性主义流派和主张的多样性以及参加小组活动的女性对这一活动的印象。她说：“在女权运动浪潮早期，我每周去参加一个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同去的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最近比较了两人的笔记：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朋友说，她觉得‘现在我能做一个女人了。这件事不再是可羞的了。我不再秘密地幻想我是个男人，就像以前那样，在我有孩子之前。现在我可以看得起过去我认为可耻的事了。’”她的回答令我惊异。在那些年里，我们同在一起开会学习，我的想法却大致相反：“现在我不必再做一个女人了。我不必做母亲了。做个女人一向是可羞的，但我以前以为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女人’这个想法本身已经可以不要了，‘女人’是我的奴隶姓名。女性主义将给我自由去寻找一个另外的全新的身份。”（Glover, etal., 6-7）女性主义的思想流派以及它们对女性的所造成的不同角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运动中异常活跃的波士顿小组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意识到、承认和关怀女性的日常生活，关心女性健康的实践、科学和服务。她们所编撰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女性中影响很大，成为女性关注自身状况的教科书。1973年的罗伊诉魏德案的判决，使美国女性争得了自由选择堕胎权。这也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实际成果。虽然这一权利的获得几经挫折，至今还是触动西方社会神经的敏感问题，有针对女性堕胎权利的反对甚至暴力（爆炸）行动不时发生，但是女性主义在这个领域毕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3、女性研究和理论流派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形成了一个女性研究的热潮。女性研究（又称性别研究）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于60年代首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女性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人们现在一般都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对于女性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有人认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在如何看待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分为两派，持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一派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很重要；另一派则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过于干涩、无趣、也无用。前者批评后者太不重视理论的作用；后者则认为前者未免太学究气、太精英气、也太不易接近了，并批评她们把学院派女性主义者与一般女性隔开了，忘记了女性运动的主要任务在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概括地说，社会学对于女性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女性问题只是被包括进社会学的研究来填填空；第二阶段，女性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在第三阶段，女性研究开始影响到现存的理论，由于现存的理论当中有许多是性别主义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来对现存理论作出修正。女性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性别构成了理论的中心论题；性别关系中是存在问题的；不应当把性别关系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向不利于女性的身分地位挑战，争取改变女性的地位。
有人为女性主义理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所谓女权意识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即意识到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平，意识到自己是这种不公平的受害者。正如英国女性主义领导人帕克拉斯特（Christabel Parkhrust）所说：“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对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男性的屈从是社会生活其他一切方面的基本决定因素。”（转引自Bryson, 93）这就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中包括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及性方面的控制与屈从。虽然女性主义有很多流派，有着差别很大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各个流派也有若干能够取得共识的女性主义原则，其中包括：相信男女两性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应当加以改变的，即用两性间的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和不平等；对既存两性关系的改造将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两性关系是政治性的；反对划分公领域和私领域，认为政治权力既运作于个人层面，又运作于社会层面，即“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公民的社会权利源于存在本身，而非源于社会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权利。”（Campbell, 86）作为一种分类分析，社会性别一词与女性运动第二波同步出现，旨在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者的区别。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女孩子不喜欢数学，那不是因为生理性别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性别的原因。女性主义并不特别关注生理性别，而是关注性别差异的文化和心理的意义。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赞成性别的差异和特征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观点。女性主义因此受到来自生理学和医学的抵制。通过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对社会行为变迁的研究，后世的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所做的评价是：在工业革命初期，男性比女性变化快；在1960年代的女性运动时期，女性比男性变化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使女性在所有的指标上迅速与男性接近。这些指标不仅包括参政、就业、教育等等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公领域指标，也包括那些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私领域指标，如家务劳动的分担、性行为方式等等。概括地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信心十足，但是经过80年代的保守势力回潮，而到了90年代末，女性主义自信心有所下降，基本上取守势。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新的理论和流派仍在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一股女性主义运动的潜流，并在更大规模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