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航空材料研究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了航空材料研究所对各厂冶金科与中心实验室研究工作的指导关系，颁发了《航空材料试制鉴定暂行办法》、《航空材料试验方法和技术指导规范》（《通用生产说明书》）。同时还确定了材料研究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徐昌裕副局长主持会议，他强调一定要明确航空材料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既要为当前生产服务，也要为长远着想，要提倡共产主义协作风格，要搞好学习与创造的结合。
10月7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地区上空击落台湾当局窜入的1架RB-57D型侦察机。这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创的战绩，也是世界防空作战史上首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对方的飞机。
10月中国第一个飞行模拟转台由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与清华大学合作设计制造成功。
11月12日中国驻苏大使馆与苏方签订提供米格-21飞机的备忘录，确定苏联将该机成批生产权转让给中国，并进行技术援助。备忘录提出后没有正式签订协议，1961年又重新谈判。
11月19日贺龙、聂荣臻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应立即建设若干导弹专业工厂作为骨干，与改建部分现有工厂相结合，建立导弹生产和试制基地。第三套歼击机生产基地和第二套轰炸机生产基地应立即开始动手建设。
11月航空产品修理任务转给空军管理的移交工作基本完毕。
12月1日中央军委下设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正式成立，贺龙任主任委员。成员有：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肖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方强。此前于11月9日已任命方强为一机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委员会秘书长。
12月4日红旗1号地空导弹的战斗弹试制初步定型，正式批准投入成批生产，并交付部队使用。
12月19日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试制的活塞7发动机（仿苏阿什-82В）通过国家鉴定验收，同意投入成批生产。
该机配装直5飞机，自1958年1月开始试制，于1959年3月完成首台制造，4月30日开始试车，7月5日完成400小时台架试车。因受“大跃进”影响，产品质量存在问题，1961年进行整顿，重新试制。1963年9月达到优质过关。到1980年停产前，该机共生产了1500多台，其中援助出口8个国家200余台。
12月南昌飞机厂接收从苏引进的П-15飞航式舰舰导弹（国内命名为上游1号）技术资料及样弹。1960年3月南昌飞机厂成立“40办公室”（海防导弹设计、装试、工艺、冶金相结合的综合性单位），主任何文治，开始上游1号仿制准备。6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单位，并派总设计师工作组驻厂与工厂共同执行上游1号的仿制任务。不久，因全国缩小基建规模，试制工作推迟至1963年全面展开，1965年总设计师单位撤销，南昌飞机厂即全面负责海防导弹的技术抓总及生产交付工作。
12月在苏联不执行交货合同日趋严重，国内器材来源缺口很大的情况下，辽宁省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了本地区航空器材协调会议，75个工厂和科研单位参加。会议期间，制定了增产薄壁无缝钢管、高温合金、工业铜网、专用砂轮，合理安排矽铝合金生产以及试制钛合金和高级化工产品等七大关键措施方案，解决了中央主管部门当时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显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对促进航空器材立足于国内的作用。
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从1959年起，外购航空器材开始由过去单一地依靠苏联，转向多渠道地从英、法、西德、日本、瑞士等国进口民用工业器材加以代用。
本年度至1959年底，局属企业35个，事业单位40个，职工总数191231人。金切设备17738台；房屋面积483万米2，其中宿舍面积238万米2；固定资产原值118730亿元；全年基建投资完成36148万元；工业总产值56543万元，其中民品产值21334万元；交付各型飞机346架，发动机366台；实现利润10012万元；销售收入51651万元；科研试制费2514万元；流动资金期末占用额6129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3307元；工资总额10529万元。
1959年飞机产量为年计划的87．4%，没有完成计划。新机研制计划由于严重脱离实际，进展十分缓慢。民品生产继续上升，产值占到全部产值的38%，比1958年增长70%。
3所大学、10所中专和18所技校，在校学生49914人。毕业学生14780人，其中研究生10人、大学本科生1046人、中专生7145人、技校生6579人。
1960年
1月13日为了迅速解决主辅机配套矛盾，航空工业局就组织地方企业生产部分航空仪表、电器、附件产品做出三年规划（草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40个地方企业开展航空产品生产。其中：生产仪表的12个，电器的13个，附件的7个；其他方面，包括工装、测试仪表、照明玻璃等8个。此后，由于地方愿给的工厂条件太差，而航空工业局需要的，地方又不愿给，最后，真正落实下来的只有苏州3个厂，武汉、合肥、保定、贵阳、桂林各1个厂。桂林电机（165厂）后又划归七机部。
1月19日国防工委传达中央军委林彪关于国防工业的建设方针：在科研生产上，强调要突破尖端，坚持“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在基建布局上，要求尽量摆在纵深地区，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
把导弹称做“尖端”产品，而把飞机列为“常规”产品，将航空技术排除在高科技领域之外。后又提出“科研以尖端为主，生产以常规为主”的方针，从而否定了航空科研在整个国防科研领域的应有地位。
1月26日一机部批复航空工业局新建：北京第一、北京第二、天津第一、上海第一、河北第一、河北第二、南京第二、芜湖第一、新乡第一、邛崃第一、眉山第一、长春第一共12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接着又决定再兴建12所，即合肥第一、太原第一、侯马第一、太谷第一、兴平第二、雅安第一、贵州第一、贵州第二8所工人技术学校，以及厂办新兰、新乐、兴华、庆安4所技工学校。两批共建24所新校，加上老校16所，共计40所，总规模52000人，为1957年的5．2倍，是继1956年后航空技校的第二次大发展。
上述学校中，合肥技校和北京第二技校由沈阳第一、第二技校迁建。
2月3日山西省平陆县61名民工因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空军某独立团派出2架国产运5飞机，连夜将药品空投至工地，使中毒民工全部脱险。新华社记者据此写成著名的纪实文学《为了61个阶级兄弟》。
2月5日一机部批复航空工业局新建12所中等专业学校，即郑州、青岛、遵义、广州、襄樊、保定、太谷、长沙、眉山、乌鲁木齐、六安、合肥航空工业学校。2月10日又决定将北京第一航空工业工人技校（南苑）改建为北京第二航空工业学校。当年合肥航校未办，仍为12所。
2月26日，一机部又批准厂办中专9所，即沈阳飞机厂等9家航空工厂的附属中专。1960年中，又增加西安航空发动机附件厂、沈阳航空发动机厂附属中专以及北京第六工业学校、北京第九工业学校等4所，共计13所。
至此，局属新老中专20所，总规模71900人，为1957年的4．85倍，是又一次“大跃进”。
2月16日空军航空兵第19师大队长王子民驾驶国产歼5飞机在福建漳蒲上空击伤国民党空军窜入的1架F-86型战斗机。
2月20日中国第一座超声速FL-1风洞在沈阳空气动力研究院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风洞被誉为“功勋风洞”，为数以百计的产品进行了数万次的风洞试验。到1981年为止，已为航空和航天事业的68项产品做了57230次气动力吹风试验。试验对象包括强5、“东风”107、“东风”113、歼6、歼教6等飞机和各种火箭、导弹、炸弹等。
2月20日一机部决定将北京、沈阳、哈尔滨、南昌、西安、株洲、成都等的7所航校升为专科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5年，如能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则为两年半或3年。北京、沈阳、南昌等的老校，分别扩大规模到5000~6000人，同时培养中专生。1960年，北航、西工大、南航等3所高校的规模，分别扩大到12000人、15000人和10000人。比过去翻了一番多。
3月10日周恩来总理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准备建设地地导弹、地空导弹、陀螺仪表、雷达控制等7个工厂，请求苏联给予援助。4月20日赫鲁晓夫复电，表示同意。5月20日，一机部派出以刘鼎副部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开始谈判。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经过几个回合之后，谈判便陷入僵局。9月，代表团回国。
3月17日贺龙、聂荣臻副总理视察成都飞机厂和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对两厂基本建设中的严重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
3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苏智厂长陪同下参观西安航空发动机附件厂，并题诗：“国防民用与兼顾，技术革命攀高峰，同心同德齐跃进，每年每月满堂红。”
3月26日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的前身）在陕西阎良成立，原航空工业局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同时撤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5年迁至户县。
4月11—23日国防工业领导干部会议在南京召开，由国防工委副主任方强传达中央军委关于高速度发展国防工业的方针、任务、原则和“三年突破尖端、五年大体形成体系，八年基本独立完整”的3个步骤。
这次会议所定的目标、任务脱离实际，无法落实。
4月26日***主席视察西安飞机附件厂。参观该厂产品陈列室，并作指示：“现代化工厂搞高级的，也要搞低级的。搞洋的，也要搞土的。比如轴承，你们能搞高级的，为什么不能搞低级的？为什么不能搞民用的？没有钢材，搞点土钢嘛！”又说：“技术革命也要压紧一点。革命就是逼出来的。技术革命为什么迟不搞，早不搞，1956年、1957年不搞，而偏偏到1959年四季度？就是因为去年下半年任务压得很紧，又不准加人，出路只有技术革命。”4月28日，***继续到宝鸡视察宝鸡航空仪表厂。
5月24日贺龙副总理就沈阳飞机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报告说：“沈阳两厂由于产品质量不好，一年来未交付一架合格的飞机和一台合格的发动机。从目前情况看，国防工业中存在的质量问题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报告中列举了两厂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分析了质量不好的原因，除了批评两厂领导重视产值，忽视质量，骄傲自满，责任心不强等问题之外，还提出一机部和航空工业局的领导对质量问题抓得不紧，没有认真研究，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措施。
5月27日董必武副主席视察太原航空仪表厂。
5月31日国防工委主任贺龙率国防工委秘书长方强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油江到达长沙，在株洲航空发动机厂视察3天，了解空空导弹试制情况。贺龙对该厂厂长郭固邦说：“你们厂的工作搞得不错，空空导弹又将试制成功，我是来看看调试情况的。”贺龙视察后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信建议：“将株洲航空发动机厂改为生产导弹及喷气发动机工厂。今后可以逐步把活塞式发动机转给新建的运输机或直升机发动机厂生产。”
贺龙在这次视察中还指示恢复航模发动机生产。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生产航模发动机始于1955年，1959年停产。1960年恢复生产后，1966年又移交国家体委。20世纪70年代再次恢复生产。中国运动员使用该厂产品曾多次创世界纪录。
5月哈尔滨飞机厂、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接受改装1架国产直5直升机为专用客机的任务。这是周恩来总理决定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生日礼品（因考虑今后可能还会有此类任务，油江决定同时改装2架）。两厂职工经过3个月的努力，专机按期改装完成并试飞合格。
后来由于驻厂军代表夸大这架飞机的质量问题，并把装用少量国外成件说成发动机是装用别人的，故11月14日，国防工委领导在厂视察时，决定此架直升机停止出国。后经检查，这架直升机工作正常，调往新乡部队长期使用，情况一直良好。后经刘亚楼请示罗瑞卿，决定将与该机同批投入的另一架送交出国。
6月17日航空工业新建陀螺仪表厂、电气设备厂、航空军械装置厂；扩建发动机厂、膜盒仪表厂、电器仪表厂。
7月2日一机部批准建立密封座舱、轮毂刹车、电气系统、燃油附件4个设计研究所。
7月上旬—8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形成了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与中央工作会议相穿插，8月5—8日国防工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并对生产、基建、材料以及任务排队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会后，贺龙向中央写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