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在古代又叫刑。以法治政是为政的一种方式，简称法政，与德政一起构成治国理政的两大基本原则。用刘向的话说，这叫治国的“二机”。（《说苑·卷七·理政》）机，机枢、关键，意为治政的两大要害。对于二者的分工，孔子这样概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引导；齐，一致。是说，以政令来左右，以刑罚来管束，可以威慑民众不敢犯罪，但是不能使他们产生羞耻心。以道德进行教化，通过礼制来约束，可以使民众建立羞耻心，从而引导他们走上正路。
（一）效用
法政的地位问题，历来存在着儒法两种观点，简单地说，儒家认为法政附属于德政，而法家则反过来，认为法政优先。双方的分歧从哲学上说源自不同的人性论。儒家相信人性善，而且相信可以通过教育确保人性在善的轨道上发展，所以主张德政第一。法家坚持人性恶，认为任何手段都不能根本改变它，因此诉诸法政。尽管双方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都认为法政不可或缺。
1．法政与德政
要义
在儒家看来，德政治的是本，法政治的是标；德政是事先预防，法政是事后惩办；德政主要用于太平社会，法政则是混乱时代的主角；德政造就的是自律，法政实行的是他律；德政的对象是好人，法政针对的是小人。总体上说，法政只有纳入德政的大盘子才有意义，它是仁爱的一种特殊表达，通过惩罚使人洗心革面，教育大众。所以刘向说：“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说苑·卷七·理政》）法政和德政都是教化的必然要求。这不只是学者的看法，当权者也常常这样理解。唐宪宗在敕书中就说：“德与法两项，都是实行教化的重大举措。”（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
故事
法律也要贯彻仁爱
孔子有个学生叫高柴，字子羔，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他在卫国当法官时，曾经判决过一个犯人，砍掉了他的脚。不久卫国发生动乱，有人来捉拿高柴，他仓皇出逃。跑到城门口，有兵把守，根本出不去。
正在四处踅摸，一扭脸，瞧见了那个犯人。那人指给高柴：“那边城墙有一个缺口。”高柴说：“君子不跳墙。”那人说：“那边城墙有一个洞口。”高柴说：“君子不钻洞。”那人叹了口气，说：“这里有一间屋子。”高柴躲了进去。
追捕者没有发现高柴，走了。
高柴问那个人：“我下令砍掉您的脚，因为我是法官，不能违反国家法令。现在我身处险境，正是您报仇的好时候，您不仅没有告发我，反而给了我3次逃跑机会，您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人说：“我被砍掉脚是罪有应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审判的时候，您把别人放在前面，把我排在后面，我以为您是偏向我。轮到判我的罪，定了砍脚的刑罚，您的眉头皱得老高，心情很是沉重。看见您的这副神情，我知道了您的心思，哪里是偏爱我？完全是出于君子的仁人之心啊。因为您具有君子的德行，我一定要帮助你逃跑。”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这个官做得好！掌握了为官之道。心怀仁爱和宽恕就能够树立起恩德，而一味加强刑罚、迷信暴力，就会结怨于人。执行职务立足于公正，说的就是子羔吧。”（《孔子家语·卷二·致思》）
德先法后
战国时期，魏文侯问李克：“刑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李克这样回答：“刑罚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人的不正当而过分的行为。凡是邪恶不正的心思都是由饥饿和寒冷引发的，凡是过分的追求都是由奢华造成的。人们一旦迷恋精美的食品，就会妨碍农事；一旦醉心于华丽的服饰，就会伤害织业。农事受到妨碍，大家就吃不上饭；织业受到伤害，大家就没衣穿。饥寒交迫而不产生邪恶心思的，从来没有过；互相攀比服饰的华美而不造成过分追求的，也从来没有过。”
李克望望魏文侯，继续说：“如果君上不禁止诡诈技巧，就会导致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而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则会使穷人产生邪恶之心，使富人产生过分追求，这等于驱赶民众走上邪路。而民众一旦走上邪路，国家便用刑法去对付，惩罚而不给予宽赦，这等于设置陷阱。这就是刑罚起始的源头。然而可悲的是，君主不在根本上下工夫，却把力量用在法令这些细枝末节上，实行的不正是伤害国家的法子吗？”
魏文侯点头称是，把李克的意见作为治国的原则。（《说苑·卷二十·反质》）
法律与人情
西汉哀帝和平帝两朝，卓茂在密县当县令。他把民众当做儿女，一心推行教化。曾有人上告一个亭长，揭发他接受了自己送去的米和肉。
卓茂问是不是亭长伸手要的？那人说是自己主动送的。卓茂问，那为什么还要上告？那人说，因为我害怕官吏，不得不送东西给他。卓茂说，你是个刁民！人之所以能够与禽兽相区别，在于遵循仁爱礼义，懂得互相尊重。而你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些。这位亭长我了解，一向善良，每年按时送他一点东西，是符合礼制的。
那人问，既如此，法律为什么禁止官吏收受东西呢？卓茂笑着说：“法律规定的是准绳，礼制顺应的是人情。现在如果我用道理来教育你，你一定没有抵触情绪；如果我用法律惩办你，你一定手足无措！同一个县衙，就轻可以说理，从重可以杀头，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
卓茂上任之初，官吏民众都嘲笑他，邻县的人听说了他的所作所为也瞧不起他，上司也不信任他，还特地派人前去协助，加强工作。卓茂一点也不在意，仍旧按照他那一套办。几年下来，教化盛行，道不拾遗。朝廷上调卓茂为京部丞，密县民众无论老少全都流着眼泪跟随相送。（《资治通鉴》卷40）
法律以情理为参照
东汉桓帝和灵帝两朝，几次以打击党人的名义清除异己，殃及他们的家人和族人。和海上书灵帝说：“根据礼制，同曾祖而不同祖父的兄弟，已经分开居住，各有各的财产，恩惠情义已然很轻，即便从丧服上划分，也属于较远的宗亲。如今禁锢党人却扩大到这类亲属，这既不符合典章制度，也不符合正常法度。”灵帝看到奏章后猛然醒悟，解除了对党人这类亲属的株连。（《资治通鉴》卷57）
法律的实施在于人
三国时，魏明帝厌恶华而不实之士，下诏强调一定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朝廷官员就官吏考核发表意见。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作为考核官吏的法规，条例已经相当完备了。然而从周朝康王以后，就逐渐废弛，这说明考核官吏的法规能否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人。网上的孔目不张开，就要拉住它的纲绳；皮衣上的毛绒不整齐，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舜帝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朝供职，无德无能之辈便离得远远的。如果大臣们能尽到自己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还敢玩忽职守？不必一定依赖考核之法才能做到。”（《资治通鉴》卷73）
西晋时，武帝命令河南尹杜预依制考核官吏，决定其进退升降。杜预上奏说：“在古代，官吏的进退升降并不不拘泥于法规，到了衰亡的时代，才诉诸详细周密的考核条文。尽管这些条文无所遗漏，然而却因为苛求细枝末节而违背了主旨，所以在各朝各代都行不通。现在还不如重申唐尧时期的旧制度，取其大而舍其小，去其细而从其简，使之易于遵循。要想说透事物的道理，彰明精神实质，全在于人本身；抛开人而诉诸法，就会以条文损害道理。”（《资治通鉴》卷79）
唐太宗时，一个叫李好德的人精神出了问题，对朝政胡言乱语，太宗下诏查办。大理承张蕴古以此人精神失常为由判处无罪。有人举报张蕴古徇私，太宗一怒之下杀了他。从此法官们便倾向于重判严判。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觉得不大对劲，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被判刑的人怎么比以前多了？”刘德威答：“这里的关键在皇上您，而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刑罚就会宽大；君主喜欢急办，案子会就会急办。”（《资治通鉴》卷193～194）
诸葛亮为什么不运用大赦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去世，大将军费祎接替他主持政务，实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当众责备费祎说：大赦是一种偏颇的政策，就像是树木一半茂盛另一半枯槁一样，不是圣明之世适于实行的。只有到了社会极其衰败无路可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暂且变通利用一下。如今主上仁德贤明，百官也都称职，并没有什么迫切之急需要施救而动用非常的恩典，以加惠那些为非作歹的奸恶之徒。
当初诸葛亮做丞相时，有人责难他舍不得运用大赦。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国家靠的是大的德政，而不实施小恩小惠，所以汉朝的贤臣匡衡、吴汉不愿意实行大赦。先帝（指刘备）也曾说过：‘我与陈元方、郑康成在一起时，常常听他们给我讲述治国之道，但是不曾提到过大赦。不同的是荆州刘表、刘琮父子，他们每年都实行赦免，然而对于国家的治理没有带来一点好处！’”由此蜀人称赞诸葛亮的贤明，知道费祎比不上他。（《资治通鉴》卷75）
法律、道德各有各的对象
三国时，魏国的晋公司马昭杀掉了钟会。钟会的功曹向雄为钟会收尸。司马昭很不高兴，把他叫来，斥责道：“从前王经死的时候，你哭于东市，我没有责问。如今你又给身为叛逆的钟会收葬，如果再容忍你，不是没有王法了吗？”
向雄辩解道：“过去先王掩埋枯骨腐尸，仁爱施于遗骨，这样做的时候，难道是先确定其功罪然后再去收葬吗！现在作为王者的您，诛戮已经施加于钟会，从法度上说已经完成了，我有感于道义而收葬他，那么教化也就没有缺憾了。法度立于上，教化弘扬于下，以此来作为万物的法则，不是正合适吗。”司马昭听了很高兴，留向雄吃饭，聊了一会儿才送他走。（《资治通鉴》卷78）
南北朝时，北魏齐州刺史韩麒麟，为政推崇宽和。从事刘普庆劝说道：“明公您身为封疆大吏，从来不肯杀人，凭借什么来显示威势呢！”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制止犯罪的，仁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现今民众又没有犯法，为什么杀人呢？如果一定要杀人才可以显示威势，那就先拿你开刀！”刘普庆又羞又怕，赶紧起身走开。（《资治通鉴》卷135）
五代时，有人向后汉高祖刘知远报告说，幽州兵在大梁将发动兵变。刘知远进城，将1500名幽州兵全部杀死。后来，张琏率2000名幽州兵帮助叛臣杜重威。刘知远派人招降张琏，承诺不杀他。但在他投降后，还是被刘知远杀掉了，一同遇害的还有几十名将领和军校。再后来，杜重威又归降后汉，任太傅兼中书令，封楚国公。人们瞧不起这种反复小人，杜重威每次出入，路上的人常常朝他扔砖头，骂声不断。
司马光评论道：后汉高祖杀害无辜的幽州兵1500人，是不仁；引诱张琏投降而又杀掉，是不信；杜重威罪大恶极却被赦免，是不法。仁用以团结大众，信用以执行命令，法用以惩罚奸恶，失掉这三者，拿什么守卫国家！他的皇位不能延续，完全是应该的！（《资治通鉴》卷287）
法政的价值在法律之外
东晋重臣、长沙桓公陶侃领军41年。他明智，坚毅，善于决断，见识高明，有洞察力，思维细致缜密，别人很难欺骗他。陶侃去世后，尚书梅陶在信中说：“陶公神机妙算、明察秋毫如同魏武帝曹操，忠诚顺从、辛勤劳作如同蜀汉丞相诸葛亮，江南名臣陆抗等人根本比不上他。”太傅谢安经常说：“陶公虽然强调运用刑法，但常常能够领会到刑法之外的意义。”（《资治通鉴》卷95）
从根源上解决犯法
唐太宗与群臣商讨制止盗窃问题。有人提出只有加重刑罚方能奏效。太宗微笑着说：“民众之所以沦落为盗，是由于赋税繁杂，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要，百姓饥寒交迫，所以便不顾廉耻了。我的主张是，应当去除奢移，节省耗费，减轻徭役，降低赋税，选拔任用廉洁官吏，使民众吃穿有余，自然就不去做盗贼了，何必诉诸严刑重法呢！”此后不过数年，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资治通鉴》卷192）
小结
古代的法政，不是就法论法，而是在德政的平台上设计法、实践法。之所以如此，根本的考虑依旧在于以人为本。主要有两点，一是法政必须为“成人”这个大目标服务，通过惩治来促进失足者转化，通过推行来教育广大国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教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教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是法政必须以道义为主旨，包括政令在内的举措一定要体现天理人情，否则就有可能沦为秦始皇式的苛政酷法。
这种人本主义法政是传统法政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体现着中国特色。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局限，人本主义法政在古代不可能得到真正实施的话，那么在今天完全有条件成为现实，因为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我们的每一项决定和措施，不管是法律的还是行政的，都一定要贯彻以人为本，非如此不能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