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僖上书自我申辩说：所谓诽谤，指的是无中生有地进行诬蔑。说到武帝，他政绩上的得失都写在前汉史上，清楚得如同日月一般。我们的议论只是陈述史实，没有一句污蔑。身为天子，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天下无人不晓，那都是能够了解到的，因此不能以污蔑的罪名对议论者进行责备。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治政没有过失，恩德不断增加，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讽刺呢！如果我们批评的是事实，那么就应该诚心改正，如果有什么不当，也应该包涵，怎么能够大问其罪！死我们一两个人无所谓，只怕从今以后，人们即使见到不对的事情，也不肯出来说话了。春秋时，齐桓公曾经亲自公布前任国君的罪状，向管仲请教治理国事的办法，自此群臣才尽心为他效力。如今陛下却要为10世之前的武帝掩盖事实真相，这岂不是与齐桓公的做法大相径庭！
奏书呈上，章帝立即下诏停止追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资治通鉴》卷46）
一场辩论
东汉章帝时，朝堂发生了一场辩论。起因是南、北匈奴之间的冲突，此时南匈奴已经臣服汉朝，北匈奴也对汉朝示好，结果南匈奴获胜，劫掠了北匈奴大量人畜而归。有人建议朝廷出面把这些战利品还给北匈奴，章帝让大臣们讨论。
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当归还，司徒桓虞和太仆袁安则认为应当归还。双方争执不下，越争越凶，最后都动了怒气，话语也充满了攻击性。郑弘大声斥责桓虞说：凡是主张归还人畜的，都是对国家不忠的人！桓虞也以类似的话回击郑弘。第五伦等人都愤怒得变了脸色。大臣在朝堂上如此失礼实属罕见，负责治安的司隶校尉上书弹劾这几位大臣，郑弘等人交上印信绶带表示谢罪。
章帝下诏回答道：“大事需要集思广益，政策需要众人商定。忠诚、正直、和睦，这才符合朝廷礼义，缄默不语，深藏不露，绝非朝廷福分。你们有什么需要谢罪的？请诸位各自戴上帽子，穿上鞋子！”
最后文帝采纳了桓虞等人的意见，高价买下人畜，还给北匈奴。（《资治通鉴》卷47）
仁君的胸怀
东汉安帝命令大臣举荐有道之士。
尚书陈忠担心到时候推荐来的人直言劝谏，引起皇帝不满，便上书提醒安帝：“我听说，仁君开阔自己的心胸，如同高山和湖泽般博大（仁君广山薮之大），能够容纳恳切直率的批评，使忠臣尽到勇于直言的责任，不怕讲出逆耳的话而遭到迫害。因此，我朝高祖不计较周昌将他比作夏桀、商纣，孝文帝嘉奖袁盎关于警惕‘人彘’再现的讥讽，武帝采纳东方朔对他使用宣室殿招待公主宠臣的批评，元帝容忍薛广德以自刎相逼的举动。如今陛下颁布诏书，发扬商王武丁的德行，推广宋景公的真诚，引咎自责，征求官吏的批评。议论政事者看到杜根、成诩世等人新近受到表彰和任用，荣列御史台和尚书台，必定闻风响应，竞相贡献恳切直率的意见。如果是良谋奇策，应当立即采纳；如果是狭隘浅陋的见解，或是狂妄的讥讽，虽然不中听，与事实不符，也应当坦然给予宽容对待，以显示圣明王朝没有忌讳的自信；如果有道之士在对问中有表现高明的，应当留意察看，特别提升一级，以广开言路。”（《资治通鉴》卷50）
一个决定的改变
东汉末年，关中营帅许攸不肯归顺魏王曹操，而且口出狂言。曹操大怒，打算发兵讨伐他。
群臣大多主张招抚许攸，曹操很是反感，把刀横在膝上，满面怒容。这时留府长史杜袭请见，曹操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说了！”
杜袭说：“如果殿下的决定正确，我将尽力协助您，如果殿下的决定不正确，即使已经确定，也应该更正。殿下不让我说话，怎么对待下属这样不开明啊。”
曹操说：“许攸轻慢我，怎么能置之不理？”
杜袭说：“如今豺狼挡在路上，却先去捉狐狸，人们会说殿下您欺软怕硬。其实，前进并不一定就是勇，退让也并不一定就是仁。臣听说，千钧之力的硬弩，不为鼷鼠而扣动扳机；万石的大钟，不会被草茎撞响。如今一个小小许攸，哪里值得劳动您的神武呢！”
曹操放弃了原来的决定，招降许攸。（《资治通鉴》卷68）
刺耳的话
东晋明帝在西堂聚集大臣们宴饮，微醉未醉之时，明帝借着酒劲儿问大家：“今天名臣齐聚于此，比起尧、舜时代如何？”东晋是中原战乱中晋王室在江南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在大形势下属于乱世，与尧、舜时代不要说比了，就是联系一下都让人脸红。当时周（yì）任仆射，起身厉声道：“陛下与尧、舜虽然同为君主，然而怎么能够跟圣王之治相提并论呢！”
明帝大怒，回到内室，立即提笔写了满满一张黄纸的诏令，交给廷尉，命令逮捕周 ，想杀掉他。过了几天，明帝又下令释放周 。大臣们前去看望，周 说：“我早就知道不会死，因为罪行还到不了杀头的地步。”（《世说新语·方正》）
唐高宗时，朝廷决定雇佣雍州4100人修筑长安外城，30天竣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说：“西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死去；如今又要修城，一定会带来大祸。”于志宁等人认为薛景宣这番话属于妖言，请求将他斩首。高宗说：“景宣虽然出言狂妄，如果因为上书言事而获罪，恐怕会断绝言路。”于是宽赦了薛景宣。（《资治通鉴》卷199）
谤木、肺石、登闻鼓
南北朝南梁武帝时，公车府设置谤木和肺石，表示开言路。武帝又下令在谤木和肺石旁边各安放一只盒子。两只盒子用途不同。谤木旁边的盒子专门用来收集政论，主要是为民间人士准备的，谁对朝政有什么想法而官员却没有想到，这样的意见投入这个盒子。肺石旁边的盒子用来收集不平，有谁因为有功未赏、有才未用而要上告的，可以把申诉书投入这个盒子。（《资治通鉴》卷145）
北朝也有类似措施，西魏在阳武门外放置了纸和笔，鼓励人们评论朝政得失。（《资治通鉴》卷148）
唐朝武则天当政，下令在朝堂设置登闻鼓和肺石，不派人看守，只要有人击鼓或站在肺石上，御史就出来接受诉状，然后上报。后来武则天又命令铸造专门用来收集奏表的铜匦，铜匦内部隔成4间，每间开设一孔，投进去的奏表不能随便拿出来。东边的那间叫“延恩”，接受的是歌颂朝政和要求做官的奏表；南边的那间叫“招谏”，接受的是评论朝政得失的奏表；西边的叫“伸冤”，接受述说冤情的奏表；北边的叫“通玄”，接受解释天象灾异和出谋划策的奏表。同时命令正谏、补缺、拾遗三个部门各出一名官员共同掌管，互相制约，以保证奏表能够上达天听。（《资治通鉴》卷203）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问魏徵：“君主怎样做是明，怎样做是暗？”魏徵答：“听取各方面意见是明，偏信某方面意见是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日尧体恤下情，询问民间疾苦，故而得以知晓有苗的恶行；舜的眼睛观察四面，耳朵倾听四方，故而共工、鲧、（huān）兜无法掩盖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酿成望夷宫的灾祸；南梁武帝偏信朱异，自取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听取各方面意见给以广泛采纳，亲贵大臣就无法遮蔽耳目，下情也就能够上达。”太宗说：“对！”（《资治通鉴》卷192）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唐玄宗时，韩休经宰相萧嵩引荐，出任另一位宰相。他为人严峻正直，不追求荣誉利益。玄宗在宫中饮宴行乐，或者到后苑游玩打猎，稍有过失，便问左右：“这事韩休知道吗？”话刚说完，韩休的谏疏已经送到。玄宗曾经对着镜子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做宰相，陛下比以前瘦了许多，为什么不赶他走？”玄宗叹息着说：“我看上去虽然瘦了，可天下人一定胖了。（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常顺着我的心意，但退朝后，我睡不着觉。韩休常常跟我力争，但退朝后，我能睡着觉。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并非为了自己。”（《资治通鉴》卷213）
唐宪宗纳言
唐朝有几位善于听取批评的皇帝，唐宪宗是其中一个。
朝廷设立谏官，专事挑刺。宪宗咨询翰林学士李绛：谏官喜欢毁谤朝廷政务，心里根本不存事实观念，我打算挑一两个典型出来给予惩治，警示他人，你看如何？李绛答：这肯定不是陛下您的本意，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臣下的生死系于主上的喜与怒，冒着触犯陛下的风险而开口进谏的人能有几个呢？他们哪一个不是经过日日夜夜的思量，朝朝暮暮的反复才决定进谏的呢？所以等到他们开口时，原有的意见已经没剩几条了。即便陛下求着他们进谏，还怕无人答应，何况威吓他们呢！如果弄到人人都闭口不言的地步，国家就麻烦了。宪宗觉得李绛说得对，打消了惩办谏官的念头。
宪宗叮嘱宰相：凭着太宗那样的圣明资质，群臣进献的谏言尚且需要往返三四次，何况对于孤陋寡闻的我呢！从今往后，如果发现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应当说10次，而不是仅仅说一两次就打发了。
一次议事，在翰林院供职的诗人白居易在场，他脱口道：“陛下错了。”宪宗的脸一下子板了起来，挥手让大家出去。然后暗中把翰林学士李绛叫来，说：白居易这小子出言不逊，让他离开翰林院。李绛说：“正因为陛下能够容纳直率的进言，群臣才竭尽诚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白居易出言不逊，但内心是忠诚的，本意是好的。如果陛下因此而治他的罪，我担心人们将会缄默不语，这可不是开拓视听的办法啊。”宪宗高兴起来，对待白居易还像往常一样。（《资治通鉴》卷237～238）
小结
听取言论，特别是不同意见、刺激性言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不仅需要宽阔的胸怀，还需要一心为公的思想境界、敬畏对方的意识和爱人的情操，同时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广开言路是民主的一项内容，也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指标。它取决于听和说两个方面，对听者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说者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然，主要方面是听者，听者真心听，虚心听，说者才能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