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崇善，成人之美
东汉章帝时，居巢侯刘般去世，按规定应该由他的儿子刘恺继位。刘恺声称遵从父亲的遗愿，将爵位让给弟弟刘宪，自己逃走了。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撤销其封国。章帝赞美刘恺的义行，没有批准，可刘恺仍旧不肯露面。过了十多年，有关部门重提撤藩之事。此时已经是和帝当政了。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曾言：‘能够以礼让治国有什么难的？’有关部门不顾刘恺乐于为善之心，循规蹈矩，照此办理，恐怕无益于弘扬礼让之风，造就仁厚之德。”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王法推崇善举，助人完成美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现准许刘宪袭爵。”同时征召刘恺到朝廷做官。（《资治通鉴》卷48）
罪犯的后人无罪
东汉安帝时，清河国相叔孙光因贪污受刑，同时判处他的子孙两代禁止为官。后来居延都尉也犯了贪污罪，朝廷准备依照叔孙光的先例进行惩处。太尉刘恺认为不妥，说：“根据《春秋》大义，对善行的回报应该延及子孙，对恶行的惩罚只应该限于罪犯自己，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善。如今禁止赃官的子孙当官，以轻从重，让善良无罪之人感到恐惧，这不符合先王慎用刑罚的本意。”尚书陈忠也站在刘恺一边。安帝下诏说：“太尉的主张是对的。”（《资治通鉴》卷50）
南北朝时，北魏俘虏了西凉人，便没入官府为奴，他们的家庭即为奴户，奴户隶属官府，从事苦贱差事。北齐沿袭北魏的做法。北周灭掉北齐，国主周武帝决定改变这个惯例，下诏说：“犯罪不能株连后代，是古代既成的法律。然而唯独从事杂役的犯人被排除在外，永远得不到赦免，如此无穷无尽地惩罚，还怎么执行正常的刑法！现在宣布，凡是这类杂户全部解放为民。”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杂户。（《资治通鉴》卷173）
不以刑罚相加
东汉顺帝时，张纲上书弹劾大将军梁冀，遭到忌恨。当时一个叫张婴的人率众叛乱，前后十余年不能平定。梁冀任命张纲为广陵郡守，派他去对付张婴。张纲没有率领军队，只乘一辆车子上任。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张婴大营，修书一封，要求会面。张婴见张纲确有诚意，出营相见。
张纲请张婴坐上座，说：“过去的那些郡守大多贪污暴虐，致使诸位心怀愤恨，聚众起兵。太守确实有罪，但你们的做法也不合义理。如今皇帝仁爱圣明，打算以恩德招抚大家，所以才派我来，赐给你们爵位和俸禄，使你们荣耀，不愿意对你们施加刑罚，这实在是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如果你们还是不肯降服，一旦天子震怒，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的大军将云集于此，那时大家身首分离，子孙灭绝。两种后果，何去何从，请认真考虑！”
张婴听后流下眼泪，说：“我们是无知乡民，无力上通朝廷，忍受不了冤枉迫害，只好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知道自己不过是釜中的游鱼，日子不会长久，不过是喘息一时罢了。今天太守来开导大家，正是使我们再生啊！”第二天，张婴率领一万多部众投降。
张纲亲自为他们安排住宅和农田，子弟中有想做官的，都做了妥善安置。人情和顺，南方州郡终于安定下来。一年后张纲去世，张婴等五百余人为他服丧，背土堆坟。（《资治通鉴》卷52）
用刑不如施恩
东汉桓帝时，王畅出任南阳郡太守。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有许多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族，成为治理地方的一大难题。王畅一到职，便下狠手，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族只要触犯刑律，一定严加惩办，常常派人拆毁他们的住房，砍倒树木，填平水井，铲平厨房炉灶。功曹张敞上书劝谏说：“文翁、召父、卓茂等人，都是因为治政温和宽厚，从而流芳后世。拆毁住房，砍伐树木，是十分严厉的手段，尽管是为了惩治奸恶，但效果难以长久。我认为，与其一心用刑，不如推行恩德；与其一意惩恶，不如礼敬贤能。舜帝任用皋陶，邪恶的人自然远去。治理民众，靠的是恩德，而不是严刑峻法。”王畅深以为然，遂改弦易辙。（《资治通鉴》卷55）
十六国时，羌人吕光在陇右建立后凉政权。吕光与幕僚谈论治政，参军段业认为吕光施用刑法过于严峻。吕光说：“吴起当年刻薄寡恩，楚国因此强大；商鞅当年刑律森严，秦国因此振兴。”段业说：“吴起被杀身亡，商鞅全家遭到屠戮，都是因为他们残酷到了极点。明公您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心效法尧、舜恐怕还难以成功，怎么能去追随吴起、商鞅；这难道是百姓所期望的吗！”吕光肃然变色，感谢段业的这番忠告。（《资治通鉴》卷107）
隋朝建立，天下稍安，然而盗贼还很多。隋文帝下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绑缚闹市处死，暴尸街头示众。有三人偷了一个瓜，一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结果搞得人心惶惶，人们连家门都不敢出。实在受不了了，几个愣小子绑架了执法官吏，对他们说：“我们不是盗贼，只为那些冤魂而来。现在你们传话给皇上，自古以来就没有偷窃一文钱便判处死刑的法律。你们要是不把我们的话传到，等下次再抓住你们，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到时候要你们的脑袋！”话传到文帝那里，废除了这项法令。（《资治通鉴》卷178）
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上书议论时政，说：“法律贵在简明而又能令行禁止，刑罚贵在轻缓而又能坚决执行。如今陛下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德治，广布新政，希望能将一切繁琐的法律条文革除掉，不纠缠小过失。不纠缠小过失就没有繁琐苛刻的法律，重大罪行不放过就能够制止奸佞，法令简明而难以违背，刑罚宽大而能够制止犯罪，这样的为政可以说是善政了（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玄宗看过后认为很好。（《资治通鉴》卷210）
陆象先是唐朝玄宗时的蒲州刺史。他为政宽厚简约，官吏和百姓如果犯有罪过，一般给予好言劝诫，然后让他们回去思过。一个官员对陆象先说：“明公您不用刑杖，怎么能显示威风呢！”陆象先说：“人性相近，这些人难道不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一定要用刑杖来显示威风，那么就从你开始！”这个官员惭愧退出。陆象先曾对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政如果能够做到正本清源，何愁天下不治！”（《资治通鉴》卷212）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时，蜀汉昭烈帝刘备病重，下诏给太子刘禅说：“人活到50岁死去，不能称为夭折，我已经活了60多岁，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只是心中牵挂你们兄弟。要努力，再努力啊！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贤明和德行才会使人折服。父亲我德行浅薄，不值得你们效法。你要与丞相（诸葛亮）共同处理政务，对待他应该像对待父亲一样。”（《资治通鉴》卷70）
不与百姓为敌
南北朝时，南梁的皇孙萧詧（chá）投降西魏，被封为梁王，与西魏军队一起进攻南梁的江陵，杀死梁元帝萧绎。西魏立萧詧为梁国皇帝，划出一块狭长土地给他做国土，命他驻扎在江陵东城。西魏同时在江陵西城驻军，进行监视。萧詧的部将尹德毅劝道：“魏国人贪婪无比，本性残忍，杀害士人，抢劫百姓，犯下罪行无数。江东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都说是殿下您招致的。殿下既然杀了人家的父兄，让人家的子弟变成孤儿，现在人们都视您为仇敌，谁还肯为国家出力！”（《资治通鉴》卷165）
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唐太宗李世民，声称当地獠民造反，请求朝廷发兵讨伐。太宗说：“獠民居住在山林中，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在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谈不上造反。如果地方长官能够以恩信给予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岂可轻易动用武装，把治下民众当做禽兽一般捕杀！这难道是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应有的意识吗！”太宗最终也没有批准用兵。（《资治通鉴》卷192）
人命至高无上
隋文帝派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到陇西检查牧场，发现各牧场竟然多出军马两万多匹，这些马匹均未登记入册。隋文帝怒不可遏，打算把掌管牧场的太仆寺卿慕容悉达以及各牧场监牧官一千五百人一并斩首。
屈突通进谏说：“人命至高无上，陛下怎么能够因为牲畜的缘故一下子杀掉一千多人！臣将拼死相争。”隋文帝大怒，瞪起眼珠子怒骂他。屈突通叩头道：“我愿意以自己这条命向陛下换取他们的性命。”隋文帝这才醒悟过来，对屈突通说：“这都是由于朕不明事理，以至于荒唐到这步田地！幸亏有了你的忠言，才没有铸成大错。”于是赦免了慕容悉达等人的死罪，提升屈突通为右武候将军。（《资治通鉴》卷178）
唐朝武则天时，酷吏得势，草菅人命。万年县主簿徐坚上书说：“古书记载，审案实行听词、听色、听气、听耳、听目等‘五听’。我朝贞观年间规定，凡判处死罪必须经过三次复奏方可行刑。我看见近来朝廷有命令，对谋反者只要审出事实，立即处死。人命关天，死后不能复生，万一含冤，遭到灭族心怀怨恨却不敢出声，岂不令人痛心！这样做不足以肃清恶人和叛逆，不足以彰显法律的威力，却容易助长某些人擅权枉法，制造冤案和恐惧。希望能够杜绝这种做法，按制复奏再行刑。另外应该加强对法官的选择，任用那些执法宽大公平、百姓口碑好的人，斥退那些刻薄寡恩、不孚众望的人。”（《资治通鉴》卷205）
百姓的安宁胜过强大武装
房玄龄上奏唐太宗李世民：“我察看过朝廷府库中储藏的兵械，远远超过了隋朝。”太宗皇帝说：“铠甲武器兵备，诚然不可或缺；然而隋炀帝的铠甲武器兵备难道不够充足吗！怎么样，最后还不是丢掉了天下！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百姓在合理的环境下获得安宁，就是我的武器装备了（使百姓义安，此乃朕之甲兵也）。”（《资治通鉴》卷193）
狄仁杰的疏导方针
唐朝武则天时，狄仁杰被任命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这一带饱受契丹、突厥侵扰，不少百姓被迫屈从敌方。唐军收复失地后，他们又被扣上投敌的罪名，肆意凌辱。
狄仁杰上书武则天，认为百姓这么做是事出有因。主要是朝廷对这一地区的征调过重，贪官污吏趁机横征暴敛，借军事行动名义，采取囚禁、拷打等暴力手段逼迫百姓就范，造成家破人亡，逼得人们没了活路，生活毫无乐趣可言，于是便不再恪守礼义，沦落为无耻小人。追逐利益，苟且偷生，虽为君子所不齿，却是小人的行径。所以他们投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官兵却不体谅他们的苦衷，收复城池后，劫掠他们的物资钱财，污辱他们的妻子女儿，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敌人统治下更厉害。
狄仁杰说：“朝廷为了招抚分化敌人，尚且强调秋毫无犯，对自己的百姓，却如此严酷，真是让人悲痛！人就像水，堵塞它就成为湖塘，疏导它就成为河流，或塞或通都由形势而定，没有固定形态。现在这些被认为罪人的人，离开家园，藏身草野山泽。赦免他们的罪过，他们便出来；追究他们的罪过，他们就与官府对抗。崤山以东的群盗，就是这样形成的。臣以为，边地冲突不值得忧虑，内地不安定才是大事。恳切希望朝廷开恩，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一律不予追究。”
武则天下令照此办理。狄仁杰安抚慰问百姓，救济贫困。黄河以北终于安定下来。（《资治通鉴》卷206）
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
唐宪宗时，李吉甫认为法治力度不够，建议加强刑罚。宪宗问李绛：“怎么样？”李绛答道：“王者的政治，崇尚的是道德而不是刑罚（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怎么能够抛开周朝的成王与康王、汉朝的文帝与景帝的榜样，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dí）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刑峻法。过了几天，宪宗对宰相们说：“于 是一个大奸臣，他劝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说：“不知道。”宪宗说：“他这是想使朕失去人心罢了。”（《资治通鉴》卷238）
李重美的两个决定
五代时，石敬瑭与契丹联合进攻后唐，后唐兵败。消息传到洛阳，民众惊恐，城中百姓纷纷出走，想逃进山谷避难，却被把守城门的官兵堵在城内。河南尹雍王李重美说：“国家多难，不能当好百姓的长官，又禁止他们去求生，徒增恶名，不如任随其便，事情平息了他们自然会回来。”于是下令打开城门，放百姓出去。于是民心稍定。
兵临城下，后唐末帝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宣武楼，准备自焚。刘皇后叫人多堆薪柴，想把宫室一起烧掉。李重美劝道：“新天子来了，不会露天居住，要是宫室毁于大火，必须重新修建，不知要耗费多少民力。我们死了，还要给民众留下怨恨，这有什么好处！”于是停止了焚烧宫室。（《资治通鉴》卷280）
恶有恶报
五代后周世宗时，湖南发生大饥荒。此前这一地区曾建立楚国，由马氏统治。后周武清节度使周行逢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救活了许多人。周行逢出身卑微，知道民间疾苦，励精图治，严格无私，手下属官吏员，选择的都是廉洁方正之士，对他们的约束简单明了，自己的用度很是微薄。有人讥讽周行逢过于节俭，他说：“马氏父子穷奢极欲，不体恤百姓，如今他的子孙在向人要饭，难道值得效法吗！”（《资治通鉴》卷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