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怎样才能让郑贵妃做皇后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叫王皇后退下去。如果王皇后有病死去，这是最理想的了。不然就得把她废掉。废后得有理由呀，王皇后端庄贤淑，极受朝臣和宫中拥护，实在找不出她的缺点。凭空废了，不消说大臣们又要反对，那麻烦也不会比立太子差多少。这条废后的路显然是走不通的。而这位王皇后虽然常常闹病，却偏偏活着，不肯跟皇帝和郑贵妃“合作”。有时，她还要到王恭妃的宫里，照看一下皇长子朱常洛！
为立太子的事，神宗大伤脑筋，后来竟赌气采取了一种消极对抗的办法，他从此不再上朝。皇帝竟然也闹“罢工”，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奇闻。
幸而朝廷多年延续下来的官僚制度还在起作用，内阁及各部、府、院仍然照常工作。有事呈奏上去，皇帝不批，那就认为是默许，于是便照章办理。当然，也还有大臣要上表论立太子的事，史书说：“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
不过神宗起初还是问的，把一些“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的官员停职罚俸。但那时有个制度，凡是朝廷发生的事情，或是颁布诏令，便颁发给负责章奏的六科给事中公布，再经各藩王的“邸报”抄录，弄得全国很快就都知道了。皇帝渐渐明白，这些官员乃是在“讪主卖直”，是企图“沽名钓誉”，于是便改用“留中”——又叫“不报”的办法来对付。奏章疏文上来，往旁边一扔，连看也不看，让它自动作废，外间也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将近四十岁了，再不立太子，如果他一旦晏驾，朝廷非大乱不可。在这种情况下，神宗不得不收起“拖”的办法，再度考虑立太子的大事。那郑贵妃却早有准备。几年以前，她曾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骗皇帝写了个手谕，答应将来立朱常洵为太子。神宗酒醒之后便把这事忘了。但郑贵妃却将这张纸看成宝贝，用一个锦匣珍重地装着，放在她宫中的大梁上。如今要立太子了，她对神宗说：
“陛下不是早就立太子了吗？”
“朕何时立过太子？”神宗惊讶地问。
“有陛下亲手写的手谕呀！”
神宗记不起这件事，便让郑贵妃把手谕拿来看。朱常洵正在旁边，这小伙子兴冲冲地亲自动手，搬来梯子爬上大梁，把锦匣取下。郑贵妃将锦匣打开，取出那张手谕。神宗接过一看，的确是自己的亲笔，上面写着：“朕决定立……”下面却是几个窟窿，原来手谕让衣鱼（即专食纸类的蠹虫）咬了，偏偏把朱常洵这几个字咬去了。郑贵妃目瞪口呆。神宗挺迷信，认为这是天意。
后来慈圣太后也来干涉了。她问神宗为什么不立朱常洛，神宗回答说：
“他是都人生的。”
那时宫中把宫女称为“都人”。神宗这么说自然是指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出身是宫女，没有高贵的门第。慈圣太后却生气地说：
“你自己不就是都人的儿子吗？”
原来神宗的父亲穆宗朱载原封裕王。慈圣太后是裕王的侍女，后被裕王纳为王妃，朱载即位后封为贵妃。所以太后才这么说。
神宗见太后发怒，连忙伏在地上请罪。就这样“天意”加上“母命”，神宗才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封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国洛阳；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封国汉中；六子朱常润为惠王，封国荆州；七子朱常瀛为桂王，封国衡州。二、四、八子均幼年夭折，也追加了邠王、沅王、永思王等王爵封号。
朱常洛从恭妃宫迁入东宫，神宗下令朱常洛不得随意离开东宫，那用意就是不让朱常洛再去看望母亲。其余王子也都各到藩地去了，却唯独把福王朱常洵留在宫里，原因是郑贵妃舍不得让他走。
三
朱常洛虽然做了太子，但他被父亲限制在东宫的范围内，行动不得自由。幸亏王皇后常常去看他。史书说：“光宗（即朱常洛）在东宫，危疑者数矣，（皇后）调护备至。”
福王朱常洵虽然还没去洛阳，却已在那历史古都大兴土木了。皇帝派人去洛阳给他修王府，不消说亭台楼阁、假山水池，几乎皇宫里有的那里也都要有，营缮费花了二十八万两白银，是其他各王修王府费用的十倍。郑贵妃给福王娶了个妃子，婚费又花了三十万。那时，神宗在民间大肆搜刮，他派出许多太监充作税使和矿使，垄断了全国的税收和矿产，全都纳入宫库，成了皇帝的私产。史书说他“明珠、异宝、文毳（鸟兽的毛皮）、锦绮”像山一样聚积，其他的搜刮也以“亿万计”。皇帝就把这些民脂民膏作为给福王的赏赐。
但“国本之争”虽说是暂告结束了，然而福王留在宫中不走，自然又会惹起物议。不久，民间流传着一份叫《续忧危议》的传单，内容是记叙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的自问自答，中心意思是皇帝立朱常洛为太子是不得已，他日必然还要更立。还说现在朝中的大学士（即宰相）是朱赓。这里面都有很深的含义。“郑福成”是什么意思呢？乃“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最终必“成”为太子也。而“赓”字与“更”字同意，自然也是“更立”的意思，说皇帝特任朱赓为内阁首辅，也就暗寓着更立太子的居心。这份传单流播开来，人们纷纷议论，都说这是郑贵妃指使人干的，目的是为朱常洵做太子制造舆论。大学士朱赓拿这份传单去找皇帝，请求皇帝追查。神宗大怒，下敕锦衣卫严厉搜捕。后来找到一个叫生光的人，硬说是他干的，处以极刑了事。流言也才慢慢平息下来。
但福王仍然住在宫中，而神宗也还不上朝。他们夫妇、母子天天饮酒享乐，坐等着各地的官员和派出的税使、矿使将搜刮的民脂民膏源源不断地输进宫中，供他们享受。而东宫的太子朱常洛却也仍然寂寞孤单地过着死水般的生活。万历三十四年，东宫王才人生下神宗的长孙朱由校。皇帝一时高兴，让王恭妃借孙儿的光，得了个皇贵妃的封号。到万历三十九年，王贵妃病重了。太子向父亲请求，批准他去看望母亲。神宗同意了。朱常洛来到他小时候的旧居，见殿宇颓圮，蔓草覆阶，一片荒凉景象，而母亲的双眼都已瞎了。太子跪在母亲的病榻前，失声痛哭。王贵妃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太子的脸颊，又顺着身体摸下去，哭着说：
“我儿已长得这么大了，我死也无恨啦！”说完就咽了气。太子和仅有的几个宫女、太监号啕大哭。宫侍们不但因为王贵妃为人和善，屈己待人，而且也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就在这凄切的哭声中，隐约从正宫方向传来欢快的乐曲，那自然是皇帝、郑贵妃和福王在饮宴喽！
万历四十一年，百户（低级武官）告变，说有妖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王皇后和太子，据说又是郑贵妃指使的。大学士叶向高劝皇帝别追究这件事，只要赶快把福王送往藩国去，离开京师，谣言自会止息。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郑贵妃才不得不把那已经二十八岁的儿子朱常洵打发去洛阳就国。皇帝恨不得把宫库中的珍宝都让福王带去，还下诏赐给他庄田四万顷。所司的官员力争，因为弄不到那么多的土地，最后才减去一半。但这两万顷土地河南一带也划不出来，有司只好把山东、湖广等地的公田划给他。前大学士张居正家住江陵，他死后家产充公，在江陵有一座宏伟华丽的府邸，皇帝把这府邸也赐给福王，让他有个别墅。
福王要走了，神宗派御营兵护送。福王在皇宫北门上车，皇帝和郑贵妃在宫门口送他。福王的车刚走去不远，郑贵妃又把他喊回来，又是一番流着泪的叮咛，又是一番流着泪的嘱咐，答应他可以打破王子不奉召不得入朝的旧例，准许他三年回京一次。福王哽咽地答应着，再一次上车，但却又被郑贵妃召了回来。史书说是“召还数四”，实在是难舍难离呀！
福王朱常洵到了洛阳。现成的宫室，堆积如山的财富，他还不满足，又向皇帝请求，把从江都到太平这沿江一线的税收划拨归他收取，还要求把四川的井盐和茶税也拨给他。皇帝也答应了。这样一来，福王的田地、税署竟遍布山东、湖广、四川各地，他派出去收租和收税的官员仗势横行，所到之处一片骚然。
而福王自己呢？史书说他“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这位王子就是以这样腐朽的生活方式，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死了，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但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离开人世。他的长子朱由校登上皇帝宝座，是为熹宗。七年后他也死了，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他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思宗。
思宗的年号是“崇祯”。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那年河南连遭旱、蝗双灾，饿殍遍野，人们易子而食。而福王府里却依然是朝朝玉食，夜夜笙歌。官军调动经过洛阳的时候，相率说：
“王府金钱百万，而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流贼之手。”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家住洛阳，他听说后怕惹起兵变，去拜见福王，告以利害，请他拿出点钱粮来资助军队。但福王毫不在意，反而嫌吕维祺多事。
崇祯十四年正月（这时福王朱常洵已经五十五岁了，只比建庶人的逝年少两岁），李自成起义军连陷永宁、宜阳后，准备进攻洛阳。可是福王府里却还在酣歌曼舞，这位王爷似乎不知道还有战争这回事。
这一天，门上来报，洛阳知府求见。福王让他进来。知府行礼后，福王不耐烦地说：
“你不是已经来拜过年了吗，又来干什么？”
“回禀大王，”知府躬身说，“流贼李闯已率叛军进入河南，巡抚李仙风大人告谕各地加强防范。下官跟总兵官王绍禹商量，洛阳城大，守军兵力不足，想招募一些乡勇协助守城，只是……”
“只是什么？”福王转动着三百斤重的身躯不耐烦地说，“又要来要钱，是不是？上次你来要粮食赈灾，我说没有，怎么才过这么几天，我就又有了？”
“是，下官知道大王困难……”
“谁又说我困难了？”福王再次打断知府的话，“我问你，你们这些做官的，包括什么李仙风、王绍禹，都是干什么的？朝廷把城池交给你们，守不住小心你们的脑袋！”
知府也急了，大着胆子说：
“如果一旦守不住，下官的脑袋自然不保，可是大王那时又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我的安全就是要你们负责！哼！给我滚出去！”
然而风声终于渐渐紧起来，城里百姓纷纷传说李闯王要来攻打洛阳。省里的副将刘见义和罗泰也奉命令，率军来洛阳协守。福王这才有点吃惊。他派人把总兵王绍禹和新来的副将刘见义、罗泰请到府里赐宴款待，想用一顿酒席表示他对军人们的关心。正月十八日，农民军果然开过来了，几十万大军把洛阳城团团围住，炮声隆隆，烽火处处。福王这时候真的有点怕了。他忍痛拿出一千两银子来，招募了百来个亡命之徒，要他们在夜间缒下城去，击退贼兵。农民军不曾防备，还真让这些人冲杀了一阵。可是在几十万大军面前，这百十来个“勇士”又起什么作用？到头来还是死的死、降的降。福王那一千两银子白花了。
半夜，王绍禹的一部分亲军在城上跟军官要欠饷，军官拿不出，这些官兵便将军官杀死，打开北城门，迎接农民军入城。还有一部分官军在跟农民军巷战，城内一片喊杀声。福王这才真正意识到大事不妙，想再拿出钱来买命也已来不及了。他只身逃出王府，藏到迎恩寺里。第二天，被老百姓发现，报告农民军，将他捉住。
20日，福王的“福”终于享到头了，他被杀后，那三百斤重的肥肉跟鹿肉掺到一起，做成肉糜，和到酒里，叫作“福禄酒”，分给了恨他入骨的老百姓。
福王府被打开了，一座座粮仓里，不少粮食已经霉烂；一座座绸库里，许多绸缎已经腐朽；至于珠宝金银，更是满箱盈柜，无法统计。李自成把这些战利品分给穷苦的老百姓，于是更多的人参加了义军，农民军迅速地发展到一百万人。
福王朱常洵和他的父亲神宗皇帝、母亲郑贵妃费尽心机搜刮、积攒的财富，却起了为农民军募兵的作用，这恐怕是他们当初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