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丢失了特检处，等于少了一双眼睛，少了一个监视军统的窗口，反之处处受制于人。不光是中统的对外往来信件，就连“二陈”的信件也常被他们拆看，由此差一点儿酿成大祸，徐恩曾险些丢命。
要说清这桩险案，先从1943年“运钞案”说起。
这是一天清晨。
山道弯弯，两边都是险峰峻峭，峰回路转。
山道上车辆稀少，由于战争，有时一天也没有车辆通过。因此这条路也称“死人路”。据说一些土匪劫贼，经常隐匿在山林路旁，见车就拦，见人就杀。已出了多起命案。无人再敢跑这条死人路了。
恰恰就在这天，两辆卡车一辆美式吉普就行驶在这条死人路上。
且看这三辆车，吉普在前开路，中间是一辆装得高高的货车，后面护卫的是一辆挂着军队牌号的军车，车内坐有荷枪实弹的八名押运士兵。
黎明前的车队，却是昼行晓宿。主要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这车队一拉溜地保持着10米的车距，首尾相护，车车相护，一路顺利，直奔重庆方向而来。
下雨了，路越来越滑，越泥泞。
天空由白转亮。
坐在头车上的徐恩曾，是这车队的总指挥，此时他一脸的严肃，不时地观天看表，前面就是三斗坪封锁线，过了封锁线，就过了沦陷区，到了抗战区的大后方。想到这里，多日疲劳和辛苦一扫而光；想到主子陈立夫交给的任务即将完成，他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于是他命令司机加大油门，提高车速，黎明前越过封锁线，在后方区里吃早餐。
司机加大油门时，前面突然出现了情况，一头野猪从路边草丛中蹿了出来，司机急忙踩刹车，车是停住了，徐总指挥的头差一点儿撞到前挡风玻璃上。后面的车差一点儿撞着前车的屁股。徐总指挥埋怨司机不把野猪给撞死，干吗要踩刹车？司机说，我没看清是头野猪，是觉得有情况要处理。好啦，一头到手的肥猪给跑了，你说馋人不馋人！
两人正在后悔莫及的时候，前面传来了“停车”喊声。
这次不是野猪了，而是一位举三角旗的人。
此人穿着国民党军服，随着他的喊声，树林边蹿出一队士兵。
徐恩曾的吉普不情愿地停了下来。徐恩曾使了个眼神，让司机上前问清情况。
“干什么的，拦我们的车？”
“例行检查——”
这时徐恩曾下了车，说道：“我们是军车，是执行公务的！”
司机忙向对方介绍说：“这是我们车队的总指挥徐恩曾先生。”
徐恩曾也掏出自己的证件，让拦车者看：“我是党部的，都是一家人啊。”
对方看都不看徐恩曾的证件，说：“先不说一家人啦，检查完后再说吧！”说完他又向身旁的士兵喊道：“妈的，还愣着干啥，还不快上车检查！”
“不能检查！”徐恩曾意识到了什么，大手一挥道。
“看来你是心虚了，刚才还论一家人哩，现在不是啦是不是？”举旗人一脸横肉地说：“你说不检查就不检查了，”说到这里，他又下令说：“上车查！”
哗啦啦地一帮士兵上了车，掀开了挡雨的帆布，下面露出一箱箱保险柜。再撬开保险柜时，一捆捆崭新的国民党纸币放光耀眼！
“你这是走私钞币！”
“不，我是奉上级的命令运钞。”
“哪个上级？”
“中统局。”
“别客气，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徐恩曾见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说：“把车开到中统局。”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徐恩曾的运钞车被押解到重庆，扣到了军法处。中统局的徐大局长因涉嫌犯罪，被投入大牢。
接着，戴笠一纸御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称“徐恩曾舞弊走私，妨碍国家税务，理应予以枪决，以儆效尤”。蒋介石慌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立即召来主管中统的陈立夫问罪。
据记载，陈立夫来到侍从室时，有人提示他说，老先生（指蒋）今天脸色不好，你要小心为好。
陈立夫心里打鼓，中统局本想自己挣一把，没想到出现这个结局。陈立夫硬着头皮走进了老蒋的办公室。蒋介石气咻咻地把电报甩到陈立夫的面前：“你看看吧，徐恩曾干的好事！”说完，两眼像利剑般地盯着对方。
陈立夫秉性冷静，遇事不慌，看完电文，平和地对蒋说：“委员长，这个事情如有错，我应该担。”
“为什么？”
陈立夫道：“这事情很早了，有人向我汇报过，上海沦陷前，有一车印好的纸钞，从上海转运到了香港，时间一长，我们政府无暇顾及，就忘了这件事。我听了这件事，就派徐恩曾去办这件事。”
“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啊！”蒋介石埋怨道。
“不是我不跟你说，战事繁忙，我看你连饭也顾不上吃，没有及时汇报。这是我的错误。”陈立夫说这话时，也撒了个弥天大谎。实际他是为了中统的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了党国。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且放他一马，下不为例，知道吗？”
“知道，知道。”
第二天，远在福建的戴笠，接到了老蒋的批示：“本案解中央办理。”戴笠马上猜测到“二陈”兄弟做了手脚。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先依照“缉私法令”，没收车上所有物资，只把徐恩曾押送重庆。到了重庆，蒋介石安抚一番，就把徐恩曾放了。徐恩曾总算逃过一劫，躲过军统的迎面一击。
不过，戴笠还抓住“二陈”有私吞公款的嫌疑，或真或假地到处宣泄，一时搞得“二陈”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暗地里只生闷气。
此消彼长，一枯一荣。曾几何时，野心勃勃的戴笠竟想吞并中统，推翻“二陈”，独揽特工的大权。可惜，东窗事发，一个“赵理君杀人案”的出现，击沉了他的黄粱美梦。
再说戴笠为了一派私利，无所不能。他为了提高军统的恐怖行动，不惜以重金网罗鸡鸣狗盗之徒，卵于翼下。赵理君在归顺戴笠之前，就是上海滩有名的恶横，人称“老枪”、“老黑”。此人自幼死了娘，三岁又殁了爹，有人生无人养。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杀人放火也是隔三差五。抗战全面爆发时，凭着他的杀人本领，戴笠又提拔赵理君担任行动科长职务，此人更是骄横了，真正成了杀人狂。
后来，“老枪”利用把持黄河渡口的职权，对过往人流敲诈勒索，稍有不从，便以拳脚相加，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青年学生，这天要过渡时，老枪以水大河宽为由，向过渡人员收取平时多三倍过渡费。小青年据理力争，惹火了老枪，老枪上前一步，扯着了小青年的脖领子，说道：“再喊叫我就把你扔到河里喂蟹去！”
小青年血气方刚，哪里能听进老枪的话：“你敢！你敢！”
“看我敢不敢！”老枪说完把小青年高举过头顶，转了三圈，然后猛一用劲儿，就像抛铅球似的把小青年扔到波澜壮阔的黄河主河道中去了，小青年没有来得及喊叫，就埋没在大浪中去了。
中统得知了这件事，遂向老蒋告御状，老蒋命他们尽快取证。“二陈”便派遣特务前往出事地点，装扮老百姓，秘密搜查证据。这事不巧又被老枪发觉，动了兽性，竟带着一批军统分子对洛阳地区的CC分子施暴，当场有常孝儒、郭铫曙等6人惨遭活埋。
血案发生后，陈立夫立即给予曝光，令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蒋介石闻之怒发冲冠，即责令戴笠严查事主。戴笠顶不住压力，只得丢卒保车，忍痛割爱，斩了赵理君的人头，硬生生地吞下“二陈”新闻曝光的苦果。
事后，戴笠躲避不过记者的追逐，欲盖弥彰地说：“老枪”罪有应得。根据我们军统掌握的情报，“老枪”是共党嫌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拨军统和中统的关系。
应该说，戴笠的这番表白，令人不服，不说中统不信，就是军统自己也不相信。戴笠这个杀人魔王，已经把事情做绝，把自己推上了悬崖边。他的话已不能自圆其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到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生命的大限已经来临，因飞机失事，摔死在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戴家山上。
死因风波又起，传闻多多。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戴笠为CC派谋杀。这里有《三凶传》的记载，书中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二陈’之想杀戴（笠），存心已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均苦缺乏机会，加上军统爪牙甚多，如事前不筹划妥善，生恐刺虎不成反为虎噬。一直忍耐到抗战胜利，‘二陈’觉得此时如不将戴除去，那么胜利后特务大权更休想过问，因为在表面上抗战期间军统确比中统凶猛一点儿。”而“替戴笠驾飞机的那位留美学生，远在未返国之前，据说一切费用等等都是由‘二陈’秘密接济，返国之后，‘二陈’又很技巧地把这位死士弄到为戴驾专机的位置。”对实施的过程，说法更有神秘感，认为按“‘二陈’原来的意思，是叫这个驾驶员，故意将飞机机件损坏，到危险时驾驶员可以乘降落伞下降，不但没有生命危险，事成之后高官厚禄，随其所欲。故驾驶员在飞机出事前一刹那，本拟跳伞，乃为戴笠执枪阻止，遂同归于尽”。
种种说法，都是“死无对证的推测”，不足为信，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中统与军统的水火之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总之，以中统、军统为背景的两大特务系统势若水火的争风吃醋，基本上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既不会以徐恩曾的失宠而停歇，也不会因为戴笠的暴死而中止。恰应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所云：“党方CC系的特务组织与军方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从成立的一天起，就处在尖锐的矛盾中，直到它们一起归于灭亡，才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