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依据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我国现今经济上的初步繁荣，毫无疑问也遵循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决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和偶然的现象，更不是主观创造的什么规律指引的结果。从科学地论证来看，客观公正而论，现今的初步繁荣，不单单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奠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基础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发展恰似小麦成长的返青期，二极管导通的临界点，高楼大厦的地下基础工程。没有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可能有现今经济的初步繁荣的。因此，现今的初步繁荣，是新中国成立60年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结晶。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30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或者说，如果改革开放的30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且不说有今天的初步繁荣，恐怕刚刚获得解放的新中国，至今仍会处在混乱和黑暗的困境中。
之所以说如何看待现今的初步繁荣是个深刻而沉重的话题，正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正确如否，事关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列宁在《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一文中指出：“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把握和研究初步繁荣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当前，尤其要注重克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怀着对党和国家的赤诚和责任，以清醒的头脑，勇于面对和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沉重代价，并由此给党和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风险。
（一）久治不愈的腐败顽症
党和国家政权机构的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初期滋生，伴随改革开放30年，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相反愈演愈烈，成为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危及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败坏着社会风气，影响着社会的公平正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中纪委在党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自1982年十三大至2007年十七大的25年中，全党共查办案件3798467件，处分党员3417618人，其中开除党籍675435人。这组数字虽不可能完全包括所有的腐败分子和违纪违法党员，但是足以骇人听闻。是我党诞生以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绝无仅有的。
现今党的腐败问题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从统计数字来看，25年中所处分的党员总数，在全党7800万党员中的比率将近20∶1，即大约20名党员中就有1名受到党纪处分。根据调查研究，所受处分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整个党员中所占比例是很少的，如考虑这一因素，那么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在整个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比率将远远大于20∶1。
从国家审计署审计情况来看：2000年，38个中央部门查出各类违纪金额90.6亿元。其中十二个部门通过虚报、多报等欺骗手段，多领预算资金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资金10.7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时隔两年，国家审计署再次对中央49个部门进行审计，结果显示：问题依然突出。主要存在六大问题：虚报多领预算资金：挤占挪用财政资金；截留少报转移资金；管理不严国资流失；巧立名目乱收费；违规兴建办公楼等等。做为中央机关，如此严重和普遍腐败的现象，实属我党的奇耻大辱，不可容忍！
中央机关尚且如此，地方党的各级政权机关腐败的普遍性便可想而知了。2005年，安徽省竟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贪污被撤职查办。安徽省总共56个县级市，4个市辖区，共有105个县（区）委书记的职位。18个被查办的书记就占去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从地方的腐败性上可见一斑。2006年12月18日，山西省和顺县长崔某某因犯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罪，受到法律惩处。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样一个中部欠发达地区的穷县，崔某某竟受贿人民币286万余元。全县为崔某某行贿的干部竟达近百名，仅科级以上干部就达61人，除纪检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无一免俗。
腐败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忧心忡忡。以经济问题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千元、上万元，逐渐攀升至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近些年来，贪污受贿数额竟达到了上千万元、上亿元。原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利用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职权之便，收受贿赂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被处以极刑。
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腐败向窝案串案蔓延。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一案，由中纪委亲自挂帅，历经两年多时间，排除重重干扰和阻力，克服了各种困难，方摧毁这一大案，130多名重要涉案人员被双规，其中61名被移送司法机关。全案牵扯沈阳市副局级以上干部达21人，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
随着腐败的不断侵蚀，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件多了起来，某些党的政权机关形成了权力私有化阶层。买官卖官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王朝中最令人民唾弃和咒骂的卑鄙伎俩。其中最留骂名的是腐败的清政府。至今流传在民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买官卖官的清政府最尖刻的嘲讽。然而，和现今某些党的政权机关买官卖官的腐败相比，堪称小巫见大巫。权倾一时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韩某某等人的买官卖官腐败团伙，就是典型的案例。韩某某利用职权卖官受贿达800万元，通过韩某某买官升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的马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某在绥化担任党政主要领导六年间，通过卖官索贿受贿额高达2385万元，涉及领导干部达260多人。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处以上干部50%卷进了买官卖官案件，仅各部门一把手达50多人。腐败的暴力化趋向令人发指。2007年7月9日，原济南市人大主任（副省级）段某某因不满情妇柳海平的纠缠，担心腐败问题败露，遂雇凶将定时炸弹偷藏在柳某的轿车中引爆炸死，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九”爆炸案，段某某被处以极刑。1994年，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某某想取代县委书记胡某的职位，便雇用凶手用汽车将胡撞伤。胡被迫离开安义。陈某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委书记。2001年1月，广西隆安县原副县长李某某，因和朋友杨某反目，恐杨告发，时值政府换届，李担心影响前程，遂花36万元，雇用五个杀手将杨某置于死地。1999年9月，河南省兰考县原农机局局长丰某某，因其下属连某多次向检察院举报其经济问题，便怀恨在心，纠集其下属四人，用汽油点燃连某住宅，致使连某夫妇及8岁的儿子、4个月的幼女全部葬身火海。
一边腐败，一边升迁。最使人们困惑和质疑的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上任不久便东窗事发。原于其在广西任政府主席时，生活腐化堕落，贪污受贿人民市1730万元，港币840万元，被处以极刑。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得不到追究，反而升迁至国家级领导，在全党全国造成极坏影响。不能不让人质疑中央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察。
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利益，失职渎职，性质恶劣，于2007年2月撤销职务，移交司法机关查办。此人也是一边腐败，一连升迁的典型，1992年违法批准证券公司后，由宝鸡市副市长升任市长；1998年违法发行国债事实暴露后，却又从市长升任市委书记；陕西省纪委对庞某某一手操办的冯家山饮水工程涉嫌腐败案调查不久，则又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这其中的猫腻在哪里？是疏忽，是失察，还是腐败中潜伏着更大更隐蔽的腐败？确是个反腐败斗争值得关注的动向。
贪官大多有情妇。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专家起草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来势凶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
腐败向执法执纪机关漫延。执法执纪机关本是国家遏制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但腐败风暴正在猛烈的向最后这道防线肆虐。200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某某被双规，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免去黄某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案由是涉嫌与广东省高院原执行局局长杨某某贪污舞弊，涉嫌金额高达4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腐败被免职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员。2006年6月至10月，深圳中院竟有数十法官涉案，其中包括副院长裴某某在内的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并有多名律师出逃。2002年至2006年，武汉中院院长、法官“前腐后继”。先是2002年武汉中院包括常务副院长柯某某，副院长胡某某在内的13名法官，44名律师，因涉嫌利用职权受贿而受到法律惩处。成为司法系统典型的腐败案而震惊司法界。紧接着2006年武汉中院院长周某某因严重违纪被免职。
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检查长胡某某，人称“五毒”检察长。贪污受贿挪用巨额公款，私设小金库4700万元，任意挥霍八九年。赌博筹码最小1000元，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仅自己承认的情妇就有7名，送给众多情人现金共计72.5万元、2500美元、港元5000元；先后接受或受意他人安排家人及情妇到美国、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地旅游，花费高达198万余元。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四法官收受贿赂，寻私枉法，为“辽源打黑第一案”的主犯刘文义“黑老大”减刑，居然将黑社会头目的刑期由20年减至3年。
原湖南省彬州市纪委书记曾某某，掌控彬州市纪检权力11年，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已，又贪又狠，疯狂敛财8000万元。他本人及妻子女儿女婿等5人同时受到法律严惩。曾某某的倒台，让当地老百姓欢欣鼓舞，报刊亭所卖报导曾某某落马的报纸竟卖到10～20元一份，连复印件都卖到5元一份。可见执法执纪机关腐败在人民心中的愤恨和关注的情度。
贪官外逃，是腐败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新动向和突出特征。几年前，据商务部门调查，外逃贪官大约4000人，携走资金500亿美元。另据2008媒体披露，外逃贪官达10000余人，携走人民币4万亿元。腐败和反腐败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外逃的漫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程度难以设想。
清醒面对经济繁荣，归要结底是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通过把握和研究现今经济初步繁荣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实事求是的看待改革开放30年，客观公正的看待现今经济的初步繁荣，以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进而从根本上弄清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变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
（二）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滋生出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的安全稳定，也使诸多家庭蒙受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和痛苦。同时也严重的危害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素性。
从80年代随处可见的“难得糊涂”字匾，到后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表象的变迁中，清楚地记载着诸多社会问题从滋生到漫延的严重程度。假冒伪劣的各种商品虽琳琅满目，但采购的人们却在费尽思量的辩认着，挑选着，唯恐被骗；然后又忧心忡忡地食用着、使用着，担心受到伤害。尽管以这种随时警惕着的心态生活着，但仍时常免受其害。前些年众所周知的“大头娃娃奶粉”，一些地方不断发生的集体中毒事件，以及致20多万幼儿身体伤害的三聚氰氨奶粉事件，还是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封建迷信泛滥，赌博成风。据有关记者暗访披露，沾卜先生们竟然也在城乡市场中排成长串，占有一席之地。有的大学教授竟开设了“风水课”。上至国家公务人员，下至平民百姓，大赌在较为隐蔽的密室，小赌常见街头巷尾，参赌的人潇洒无忌，看的人也便司空见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