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醒指出，在人类社会农业时代从公元前8500年左右进行自主生产活动开始，至公元1500年左右工业成为经济主要发展内容为止，历时约一万年。这期间社会生产力经历了十个发展阶段，具体是：
1.农牧业形成时期：时间约公元前8500—公元前7500年左右，社会形态从氏族村落转为农业村落，胞族形成。
2.农牧业分工时期：时间约公元前7500—公元前6500年间，人类社会处于农业村落发展时期，胞族在这期间发展壮大。
3.手工业分工时期：时间约公元前6500—公元前5500年间，农业村落至期末发展到小城镇的规模，胞族在这期间向部落转化。
4.商业分工时期：时间约公元前5500—公元前4500年间，人类进入河谷地带发展，部落在这期间发展壮大。
5.商品经济形成时期：时间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3500年间，部落联盟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至期末，原始公社瓦解，中心市镇形成，文明诞生。
6.铜石并用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生产方式发展时期：时间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间，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国家发展时期，古文明形成。
7.青铜器时代的中小规模奴隶劳动生产方式发展时期：时间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间，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帝国发展时期，青铜文明形成。
8.铁器形成和推广时代的封建领主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时期：时间约公元前1500—公元前500年间，人类社会进入封建领主国家发展时期，人类文明走出河谷地带，铁器文明形成。
9.农业生产技术大发展的自给自足地主经济发展时期：时间约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间，人类社会进入封建帝国发展时期，人类文明开始遍布全球。
10.手工业技术大发展的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约公元500—1500年间，人类社会进入工商业城市形成、发展时期，全球商路及世界市场至期末形成。
按照这样的时代划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笼统的社会形态，它同样经历了不断演化的进程，为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作好了准备。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形态，它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死水一潭、千年如一。新和变，同样是那个漫长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而对新和变的认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论采用何种方式。
文明的交流
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
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
因而，农业社会的文化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和市集，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遭受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从考古遗物和文献资料中可找到这方面的踪迹，也可以找到了解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其中较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
这些诗篇展现了希腊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今天，我们以“新闻史”的视角来看，这简直就是一篇生动、鲜活的新闻作品：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们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并领导战争；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
在中国，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有了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绝后的盛况。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差不多同时发展起来。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上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哩。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丝绸之路相连。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守，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变动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摒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
关于最早的陆上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不过，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或7世纪的希腊商人所写的见闻尚有片断保存下来。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声称曾与西徐亚海队一起东行，远至中亚的天山山脉。
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写了一篇详尽的、有关西徐亚人的文章。西徐亚人是个挤马奶、住马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0年时，统治着顿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希罗多德列举了西徐亚人的各个部落，描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可见，西徐亚人的详细情况他都掌握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邻，两者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凭借所控制的广阔地域的丰富资源，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
丝路的开辟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它不仅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创举，而且同样是一个新闻发现、认知、传播的经典案例。
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了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同时，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中国随后在中亚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实际上，正是中国汉王朝的胜利，引起了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并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汉王朝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骞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
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显而易见，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
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到说明。公元4年，汉王朝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据中国官方记载说，那里的帕提亚人告诉他：“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顺风时，渡海可能三个月就够了，但是，碰上逆风的话，也许得费时两年。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需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甘英听到这话，停了下来。
帕提亚人不仅夸大了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就这样，把甘英哄骗了回去。从中国的官方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已意识到这一情况。记载中说，“罗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
与东方相比，西方在农业社会新闻传播史上同样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而且，整个古希腊文明的辉煌，也是与新闻传播活动难以分离的。古典希腊文明的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即使到今天，我们也不能不对他们身上的这种充满探求和质疑的“新闻精神”充满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