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事实必须承认，世界的变迁所引发的世界观的改变无法遏制。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扩张着，这就是二十世纪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潮流。它的兴起与客观主义遭遇危机至少有着时间上的吻合。对于人类来说，凡是那些来自理智的深层结构或最基本的哲学原理的危机，它一定会逐步在人类整个活动中表现出来。自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动摇了客观性的基础后，主观唯心主义深刻的怀疑思潮在整个科学界弥漫。作为其社会回响的个人中心主义没有哪一个时代似今天这样高涨。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秘密：那就是世界的多元性和相对性。
正因为人自己颠覆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必然要出现自身之外的颠覆者。
当时，量子力学是科学的前沿。前沿碰到的哲学问题，意味着后继者也会碰到。事实正是如此，近二三十年来，无论在心理学、控制论、认知过程、神经生物学，甚至在历史研究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十九世纪，世界客观性往往向科学家提供一种可以解析的世界观，它和价值中立原则是科学同神学斗争的武器，它帮助科学家预见了原子是一种实在，使各门学科建立起自己的构架。
20世纪以后，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似乎反过来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在各种新兴学科和最新探索中，科学家痛苦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对世界的本质做更深的理解，似乎只有抛弃它的客观性基础。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那些甚至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也出现了类似危机。科学史家发现，如果他们越是尊重事实，就越是体会到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用纯粹的客观实在的经验来检验理论真伪的事例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经验和事实都是打上观察者思想的烙印的，根本没有独立于人的思维以外的事实！
我们的时代是悲剧性的。它的可悲在于科学和日常的人的理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样，人类正在失去科学童年时代那种对自己的信心和未来乐观的高瞻远瞩的把握整体的能力。
在这里，金观涛认为哲学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今天由于哲学的落伍，科学发展已经超出了400年来直观唯物主义哲学所能容纳的极限。科学进一步发展势必和守旧哲学告别，但分裂的后果是使科学失去人类日常理性的支持。科学本来是反对神秘和荒诞的，但现在的一切却是生活和梦失去了明确的分界线，越是深刻的真理似乎越是荒谬！
这其实和一个儿童走向青春期过程中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不仅环境在变，儿童本身也在成长。如果还用童年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面对世界，那才是真正的荒谬和可笑。
今天理性的危机，正是由于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以直观常识为基础，它来自于哲学的不精确和哲学家不敢正视挑战的内心虚弱。虽然哲学想成为科学理性的基础，但哲学家却不敢经受科学理论经常受到的那暴风骤雨般的辩证批评。就拿客观性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来讲，对它长期的讨论只属于哲学抽象的思辨，不仅一般人对它不感兴趣，就在哲学家本身，他也缺乏如同一个科学定理所必须经过的那种理论推导和实验检验的千锤百炼的考验。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哲学基础的非科学性的盲目信任，才导致今天这一基础已难以承受整个知识金字塔重量的危险局面。
打破主观客观界限
今天的哲学家也许正处于培根时代和康德时代一样的伟大转折点上。他们应该重新用科学精神接受二十世纪的全部科学成果，重新用一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来进行一番考察，使我们能找到那个已经森然耸立的科学知识大厦的坚实基础。探索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对“哲学家”这个群体来说，这是他们的必然使命。但是，对一个个哲学家个体来说，走出这样的脚步，需要难以想象的勇气。
“鱼是最后一个知道它是生活在水中的。”金观涛引用的这句中国智者的格言，实在有着振聋发聩的“画外音”。它给人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空间实在是太广阔了。人呢？人生活在何处？人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什么当中？到今天，人已经知道自己生活在空气和自然界当中，开始有了保护生态的自觉。可是，人不知道的依旧很多。比如，人知道自己生活在精神当中吗？人知道自己生活在思想当中吗？人知道自己生活在爱中吗？
事实上，不论唯物主义也好，还是唯心主义也好，都只不过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可笑的是，不知道从何时起，这种认知方式竟然成了人们眼里的世界本身。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迁移能力”，给人们的思维戴上了无形的紧箍咒。新闻也遭遇着类似的“概念迁移”，作为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闻的对象包括所谓的“客观世界”，但曾几何时，新闻也戴上了“客观性”的紧箍咒。
客观世界也好，主观世界也罢，只不过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划分方式，它们都是人的概念中的世界，而且在事实上从来没有分开过。“主”和“客”只不过是一对彼此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概念而已，用来划分主客观世界的，从来都是人的“观念之刀”——就和“抽刀断水”一样，刀过之后，水面只留下一道涟漪而已。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围绕这一问题纠缠不清，实在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游戏。
这里谈到的主观，就是指主体本身的观点；客观，就是客体、他人、外界的观点。很多人常常把“客观的”与“真实的”等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客观，往往具有“排除人为因素干扰的真实”的内涵，往往采用“科学的”测量、精密的仪器、中立立场出发的客观描述等，大家通常认为，这样的客观才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方法，可以真正衡量和测量出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心理测量方法浩如烟海，并且还有很多人热衷于发展新的心理测量方法。在医学界，大家公认，如果一种疾病有众多的治疗方法的时候，通常说明这种病无法治疗。于是，大街小巷贴满狗皮膏药般的专治肿瘤癌症等不治之症的小广告。那么，心理测量方法的众多同样暗示，没有什么科学的心理测量，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心理治疗师，是依靠心理测量来深入了解坐在你对面的来访者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就萌生出一种心理世界的不可知论，认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心理世界的真实，因为科学无法衡量心理。
但是，“在心理的世界里面，主观大于客观”，甚至更极端点说，“在心理世界里面，主观的就是客观的”。我们通过自己的主观世界，了解人类的心理世界。主观，恰恰是照亮心理世界的一盏明灯，是通向心理世界的捷径，是否承认心理世界中主观性的重要性与核心性，是衡量一个心理治疗师是否成熟的根本标志。
主观客观“天人合一”
面对客观主义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考和探索出路。近年来，一些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较深研究和体悟的学者，纷纷把“求解”的视角转向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他们在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提出怀疑的同时，开始谋求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合流。
湘潭大学的赵载光先生曾撰文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基础是整体有机的宇宙论，表现在认识特征上则是系统思维与意象思维。系统思维把人与宇宙看做本质上互相贯通的有机系统；意象思维注重事物表象和文化符号与人的精神的交融作用。没有人的精神解读，符号只是死的符号；有了人的精神参与，符号与客观世界才变得有意义。（赵载光《论“天人合一”的认识特征》，《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
赵载光指出，与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体对立的形式比较，“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有两个特点：系统思维和意象思维。系统思维的认识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理论为基础的。宇宙是一个大系统，人类社会是宇宙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个体的人是更小的子系统。由于系统结构功能的相似性，人可以从认识宇宙系统中认识自我，也可以从认识自我中认识宇宙。这是与现代系统哲学的“双透视”原理相似的一种认识方式。正如欧文·拉兹洛说：
“一个内省存在的心灵事件系统，就很可能是一个被外界观察的物理事件系统。当观察者描述系统时，他实际上是在描述自己。”（欧文·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上网印书馆出版，1998年8月第一版）
在中国“天人合一”认知系统里，主体和客体是不分离的，因为它们是相依共生的系统整体。精神和物质也是不分离的，因为精神是人体有机系统的功能。
主客体分离的认识方式，是人们在观察周围世界中建立起来的，是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破除主体客体对立，有利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有利于道德精神的提升，但不利于向外的认知具体世界活动的展开。程朱学派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天人合一于“天理”，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共同的规律和价值。
主客相分的认识方法，因为把主体与认识对象绝对分离，客体变成了无生机的刚性物质，可以分成无限小的颗粒，却忽视了其间的联系。怀特海说：“存在的相互联系是理解的本质。”这种联系不仅是物体之间的联系，还包括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联系。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可以说与现代有机论和系统论的认识论不谋而合。
天人合一认识的弊病是忽视了对外在世界进行实测实证的具体分析，妨碍了机械科学的分析方法的发展。它的合理方面是把人与自然看做互相联系的系统，以系统的透视来认识自我和宇宙，并且把人体生命的认知活动与能力作为其创造的文化符号体系的意义源泉。人的精神主体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而世界的意义需要人的精神解读才能获得，这是存在论意义的天人合一。
3.2.3反思“新闻客观性”
新闻的“客观性危机”
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传播学著作，对新闻客观性思想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与揭示。
新闻客观性和新闻自由一样，是西方新闻界标榜的价值准则。所谓的新闻客观性，就是指新闻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西方的新闻客观性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重记录性；将事实与议论分开，在新闻中不直接发表意见；迅速翔实地报道重大事件等。
正如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文中所承认的那样，对于所谓的新闻客观性而言，除非读者的头脑能辨识新闻报道所涉及的目标，否则就没有新闻界的“客观性”这种东西。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在勾勒西方新闻由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的演变过程中追问：新闻的客观性是否简单地等于事实性？电视镜头的现实效果是否会导致“自然主义”？新闻客观性是如何成为新闻体制的“不死之神”的？新闻的本质是什么？
在有着健全的西方民主历史的加拿大，朴素现实主义的事实观曾使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报道“客观得像处女般贞洁”。但到了解释性报道时期，CBC不得不承认，它们所认定的客观性是以承认新闻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或主观判断为前提的。
那么，如何协调假定中立的、对事实的镜像式呈现与记者的主动性解说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观点是，既然解释性与客观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并不相容，只要记者避免“主观性插入意见”，在新闻学的逻辑上这二者也是可以和谐一致的。由此，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发言人”加入了解释性报道行列，新闻成了建构政治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桥梁。
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电视的娱乐化特点使电视报道的叙事方式朝着更富戏剧性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叛性新闻。这种被称为“新新闻”的运动热衷于寻求隐藏在人们意识与记忆中的真相，并最终推动了主流媒体以“水门事件”为标志的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但是，任何一种新闻运动都没有动摇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
我的看法则与这种传统认识相反——新闻的本质是主观性。正是由于新闻的主观性，才需要建立使之符合、接近客观的机制。如果新闻本身就可以与客观性划等号，还要这些机制做什么？新闻客观性和人的动物性有着深层的一致性。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动物性，而是社会性。新闻的本质属性不是客观性，而是主观性。追求客观性的机制是必要的，因为它正是以新闻主观性为前提的。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新闻客观性完成了从新闻本体到西方民主化身的塑造，随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发展，新闻客观性不仅成为一种职业理念，而且成为一种机构化的体制，这也许是客观性被称为“不死之神”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