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是文学现象，毋宁说它是新闻现象。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对社会所做调查的勇敢和深入，对传媒和传媒人影响至深。”
同时，文章也从专业角度对八十年代的深度报道进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当时报纸发表的大量深度报道作品，存在明显的“主题先行”问题，理性并非借助事实传达，反过来，却成为组织事实的“红线”，这种重思想甚于重事实的“本末倒置”，固然有其启蒙社会的需求动因，但归根结底不符合新闻以事实为基础、以记录为本位的功能定位。
其次，从报道文本看，注重思辨、政论结合、篇幅冗长的作品，读起来气势宏大有余却生动不足，需要读者有充分的耐心和时间。新闻报道毕竟不是写论文，不是谈思想，而要摆事实、做记录，用事实本身来说话才是最有力量的。
再次，一些典型报道还无法完全遵从事实和理性原则，彻底打破非黑即白的思维条框和“改革至上”的意识形态。《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对当时一些改革人物进行报道，“1988年1月份，我发现年广久违法了，他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然后我又发现关广梅不懂法律，不尊重法律，假改革之名而损害改革。她成立了东明商业集团，却不去工商局注册，更换法人代表。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注册？你是不是一个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她说：‘我们注册干嘛啊？市委不是已经开过大会了嘛’”。他写的报道《‘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没有发表，然而，调查发现的事实促使他反思，“把改革作为价值，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你改革，你就有价值，就是标准。”
可见，改革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若以改革为绝对价值、为至上思维，依然有可能成为遮蔽新闻从业者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云翳”。此外，据了解，《经济日报》影响深远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的新闻由头是“制造”出来的，那封关广梅写给报社的“来信”是记者和当地政府制造的，问题的讨论也是制造的。用专业的标准来看，这种新闻操作难免有“策划新闻”之嫌，难以完全经得起推敲。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特定时代的局限，何况，八十年代深度报道的文本、形态和功能都是因时而生的。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可以促使我们不断地追问：斗争年代的旧思维，非黑即白的旧模式，僵化宣传的旧习惯，如何才能彻底告别？如果能够在重记录、重事实的基础上体现启蒙、展现理性，是否更遵从新闻规律、更符合读者需求？改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如何在给从业者提供精神营养的同时，又不至于成为遮蔽事实的思维桎梏？组织和实施报道时，如何避免过度的“策划新闻”，避免因参与倾向影响客观原则……张志安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在“专业”之中。
监督之惑
20世纪90年代的深度报道，张志安概括为“监督之惑”。
一场政治风波之后，深度报道实践经历了3年左右短暂的平寂时期。
1992年，《人民日报》经济部策划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其实，“舆论监督”的概念早在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之间已被多次讨论，学者李良荣认为：“新闻媒介要发挥舆论监督，还是我国新闻媒介一项全新的功能。虽然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
尽管80年代后期“舆论监督”概念已被提出，但真正付诸实践、逐渐发展并产生规模效应则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作为一次自上而下、集体行动式的舆论监督，“中国质量万里行”只是开了个好头，显然，需要被监督的不仅是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公民利益的受损、政府权力的滥用、腐败官员的贪污堕落、贫富差距的悬殊扩大、发展经济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由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先锋，电视舆论监督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电视新闻语态的转型。1993年央视推出了《东方时空》，电视深度报道进入发展和勃兴期，1994年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创了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成为中国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典范。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创办，广播从业者加入深度报道队伍。1996年，央视参照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60分钟》推出《新闻调查》栏目，该栏目经历了主题性报道、新闻性与故事性并重的摸索阶段，于2000年左右确立了“探寻事实真相”定位，并以记者中心制、出镜记者、“剥笋式”调查等节目形态确立了电视调查报道的样本。在一本名为“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书中，孙玉胜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电视改革及幕后故事。
差不多与此同时，报纸深度报道亦开始以有别于八十年代的形态重新焕发活力。20世纪90年代初报业改革的两大重点为深度报道的再度兴盛提供了契机：一是报纸改版。1992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进行扩版的有200家以上，1993年扩版的也有130种；二是周末版和晚报的出现，约从1991年开始。这些都给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版面基础。
整体上，报业深度报道呈现“南北热、中间冷”的格局，这种格局实质上沿袭至今，其背后跟新闻监管力度、报业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当北京、广州两地报人已经开始更接近新闻真相、更具有监督力度的深度报道实践时，其他城市的晚报、周末报以及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都市报（如《华西都市报》等）还在沿袭八十年代末的流行大量发表“大特写”，或以“策划报道”为主要手段重推组合报道、系列报道，前者以猎奇性、趣味性、故事性为特色，后者以大版面、信息量、密集度取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成都《经济学消息》报1994年策划发起“诺贝尔大追寻”系列报道，派记者到美国遍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跨国界的深度报道引起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算是精英办报的经典之作”。此外，上海一家被誉为“黄埔军校”的报纸《青年报》也在1993年推出《焦点新闻》版后，逐渐告别“大特写”时代，以突发事件、精确新闻、暗访调查等形式探索日报化深度报道的报道形态。
在北京，老报人丁望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坚持“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的精神，大胆发表了一系列经济题材的深度报道，为民营经济、股份制、市场改革坚定地“鼓与呼”。
《北京青年报》自1992年开始连续创办《青年周末》《新闻周刊》《下周刊》等“老三刊”，以之为平台开展了大特写、新闻特写、精确新闻、新闻暗访、新闻访谈等不同体裁的“深度”实践，极大地推动了这份报纸在激烈竞争中的快速崛起。
在海运仓2号的中国青年报社内，编辑李大同接过报纸扩版后没人“认领”的两个版，主持、酝酿后于1995年1月6日推出了《冰点》特刊。走平民路线的近8000字开篇力作《北京最后的粪桶》激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冰点”式特稿使这份八十年代深度报道的“旗舰”再度成为九十年代报纸深度报道的“先锋军”。
在广州，与《中华工商时报》齐名的《粤港信息时报》快速扩大影响力，先后策划了两会专题报道、“长江万里行”系列报道等，引起全国关注，可惜报纸“叫好不叫座”，经营情况始终不佳。
1994年，“两报一刊”成员、曾有“中国第一报”之称的《现代人报》，终因“没有主管的挂靠单位”而被迫停刊。之前，这份报纸以鼓吹改革、言论大胆而著称，且先后对西安咸阳空难、虎门炮台因施工被毁、珠海前山工厂大火塌楼事件等进行过深度报道，鼎盛时全国发行量达到了70万份。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南方周末》以大量揭黑性调查报道获得巨大成功，超百万的发行量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公信力的“第一新闻周报”。如研究者概括的那样，“《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
杂志方面，1996年《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先后诞生，逐渐增多的新闻类周刊亦成为深度报道的重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1998年创刊的《财经》，有着“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主编胡舒立带领着团队、实践专业主义理念，很快抛出《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几篇“重磅炸弹”，令业界震惊、让读者称快。
总体上看，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北央视、南周末”的典型格局，而这种格局背后实际上又体现出中国特色舆论监督的两种模式。
“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一种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
作为国家台和商业台的混合物，《焦点访谈》的央视背景，使其拥有其他栏目所不具有的行政背景、权威优势和政策资源。换句话说，正是作为“权力的媒介”才使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直接转化成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媒介的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监督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与流程：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调查手段多采用“暗访”方式，节目播出后多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而领导“重视”之前基于此节目的威慑力，地方政府往往动用行政力量直接解决问题。不少国家领导人曾为这个栏目题词或到节目组视察，如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曾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因此，“焦点访谈”式的监督与其说是媒体的监督、舆论监督，不如说是领导的监督、权力监督，因而既有内在缺陷、也难以复制。
（1）靠这种零碎、随机的监督，无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2）领导重视或许一时行之有效，政策变动后便“无疾而终”，这种监督背后的“人治”特征使其缺乏可持续性。
（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领导的“重视”也会异化成对这个平台的“宣传要求”。近年来，《焦点访谈》逐步“无焦点”即是明证，大量“命题作文”、“正面报道”让这个栏目的监督锋芒日渐暗淡。何况，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栏目都有《焦点访谈》这样的“政治待遇”，与之相似的是，少数省市电视台一些冠之以“舆论监督”名义的栏目依托的同样是省市官员的行政支持、监督的也主要是下级基层政府部门，但多数都好景不再，热闹了几年后很快便偃旗息鼓。
在广州，《南方周末》的转型与崛起迅速成就了报纸调查报道的“盛世”，同时，也探索出另一种舆论监督的典型模式。与《焦点访谈》不同的是，该报只是省级党报旗下的一张处级子报，没有“中央级”的行政权威，它的舆论监督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职业报人、流浪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而非中央领导的关注或高层授权，监督力量既来自所在集团内部竭力保护的支援空间，更来自超百万份发行量所建立的公众影响力基础，监督手段则主打揭黑式的调查报道。
《南方周末》式舆论监督的典型特征是“主打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缺位”，重点关注非广东省的社会民生、官员腐败等负面题材。
用专业主义的标准来看，九十年代中国新闻界以舆论监督为主功能的深度报道实践有何不足？张志安指出：
首先，舆论监督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先天不足”，政策约束、权力控制、领导更迭等诸多因素随时会影响其监督力度和功能持续。如前述分析所言，具有相当行政级别的中央媒体所进行的、以批评报道为主的监督，是一种类似“治理技术”的权力监督。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精英报纸进行的、以调查报道为主的监督，是一种如履薄冰式的冒险行为，随时可能受阻。在文化批评学者戴锦华看来，前者接近于“越权”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行使并接替了经典权力的功能，而且履行着超载（或曰越权）的多重社会功能。这种‘越权’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学者黄旦则将“舆论监督”的特征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要得到各级党组织批准，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的延伸和反映；另一方面，媒体则在不断寻找机会，试图挣脱束缚，独立行使揭露和批评。前者是常态，后者则是困难重重。他深刻地指出，如果西方“看门狗”式的监督属于“权利”（rights）的范畴，是“权利”对“权力”（power）的制约，那么，中国的“舆论监督”实质上属于政治权力支配下的媒介权力，缺少的正是“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