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一文中，记者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熟稔如菜价、房改、挤车……体现出文章是经过大量实践调查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上的大讨论，普通百姓和理论工作者都参与进来，可见作者对理论和现实的把握是到位的。要做到这点还必须不断总结新闻实践经验、研究新闻报道。“第五代记者”不仅是深度报道实践的大家，也可以说是深度报道理论研究的佼佼者。如张建伟收在《深呼吸》一书中的几篇论文《深度报道浅谈》《思想的季节》等，这些论文是他不同时期写的，从中可以看出“经过自己的思考将实践经验上升到学术的高度”是他经常性的工作，从而使他的作品更具有生命力。记者也只有像这样不停止思考和探索，才能永远不落伍于时代。
第三，他们具有现代系统思维方式，因而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是学者型的而不是经验型的。长期以来，新闻界只满足于低层次的方法论的研究与使用，局限于怎样采访、写作、编排这些常识与技巧之中，缺乏对社会和自然（新闻工作的对象）、对人类实践活动（新闻工作主体）、对新闻传播过程（新闻工作方法）的一种系统的、宏观的认识和控制，使大量的新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建立系统思维就是突破以往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办法。就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他所面对的社会又是更为复杂的各种大小系统所组成的。从系统角度考察问题，所得到的信息必然是多层次的，多侧面的，能全面反映一事物，有效消除人们认识的不确定性。
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有一个渐变、积累的过程，这与记者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如张建伟，他在大学的专业虽然是新闻，但是他几乎把所有的听课时间给了历史和哲学，他认为，一个记者或作家不可或缺的知识结构里，历史和哲学是必需的，文、史、哲才构成完整的社会科学。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鲜明与深刻，这就是历史与哲学知识在起作用。知识不是目的，这些知识的学习为形成现代思维打下基础。张建伟的实践经验无疑是丰富的。在当记者的十几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实践加强了他的现实观念，使他用现代人的思想来思考现实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察现代生活，具有了现代思维的意味，也就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覃艳最后指出，深度报道的灵魂就是其思想的深刻性，记者不仅报道事实，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入新闻事实中，这种新的观念和思想也成为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深度报道的难点也在于这一点，它需要记者经过自己的对社会生活的实践，进行艰苦的独立思考，从而发现问题和症结。这是只有成为学者型记者才能达到的高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学者型记者与“新闻型记者”、“作家型记者”相比，更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因为，不管技术如何进步，媒体充满真知灼见的个性化对新闻事实的背景提供与分析，永远是必要的，哪怕受众不尽同意记者的分析，但他也从此有了一个在他看来相对最为有效的思考的蓝本、参照和批判的基础，而这种蓝本、参照往往是人的思维所必须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型记者是新时期新闻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依托于深度报道而成名的记者们给我们的启示。
覃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尚是广西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深刻，而且至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可以说，这是学界为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惭愧的是，作为新闻人，对这一要求尚缺乏积极主动的追求。
记者的职业化之痛
在网上一篇题为《记者的出路》的文章中，为记者指出了多条“出路”。（作者为《世纪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章敬，载西祠胡同社区，http：//www.xici.net/d32393882.html）
其一曰：记者的出路之做教授，做学者。文章指出：日本的大学从来没有开设过新闻院系的偏执固然令人沮丧，美国的新闻学院没当过记者不能做教授的传闻，加之中国300余新闻专业师资匮乏的现实，令疲惫于新闻事务的中国记者，看到了一条备受尊重的出路。
2005年春夏之交，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钢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7年前，高的同事，原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弘，先行走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嗣后以博导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筹办新闻传播学院。
展江欣赏他们俩在教学上的成就。给学生做一次报告，与给学生教授一门专业课，是难度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展江惊讶地发现只有本科学历的徐弘做的很好。
从记者到教授的路，展江走的比较早。1980年转业回老家扬州的展江，分配至《扬州日报》，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促使审美疲劳的展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戴上博士帽后，觉得自己过了年岁的他，不太情愿地迈进了“当时男人都不太看得上”的象牙塔。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把《美国新闻史》以及西方新闻记者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开拓了一代新闻人的视野。
同样由军人而记者而教授的，还有《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2000年从《南方周末》撤出之后，钱落脚于上海大学。《解放军报》的名记者，《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者，《南方周末》辉煌时代的主事者，香港大学的访问学者，最终将钱钢铸造成一名学者。
中国大学的新闻院系，记者出身的教授并不罕见。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武汉大学的罗以澄，都得过官方的新闻奖。中国文凭高消费浪潮中，野草般疯长的新闻院系，频频向新闻界的资深人士发出英雄帖。
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普利策特稿奖获奖记者中，《凯丽太太的妖怪》的作者乔恩·弗兰克林去了俄勒冈大学做创造课教授，《策普的最后一站》的作者马德琳·布莱斯去了马萨诸塞大学做新闻学教授。
可以预见，将有为数不少的中国记者，会在未来进入大学新闻院系，尤其是胡泳那样攻读博士学位的记者。
不是所有在新闻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记者，都去新闻学院做学者。2005年秋天，原《南风窗》编辑张念，就应上海交通大学之邀，任教于该校人文学院哲学系。年逾而立的张，自中山大学毕业后，一边做记者，一边创作小说，一边撰写文学人类学评论，终于在自觉“老得跑不动”的时候，搬进大学的公寓。
由记者而商人而作家的王志纲，表示日后不仅要作学者作教授，还在构思办一所岳麓书院那样的私人学院，不依附于任何大学，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出身于记者，出名于学者，并不局限于新闻学领域。自命为民间智囊的经济学者仲大军，是从新华社大院走出来的。创建乡村建设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蒋介石的座上宾梁漱溟，也在当年的京华干过采集传播新闻的记者。
其实，从记者到学者的门槛并非不可跨越。仅就方法论而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自以为首创的访问法，费孝通在江南乡村的田野调查，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什么手段和本质的区别吗？
文章提出一个沉重的话题——记者职业化之痛。
10年前，王志纲说过，记者是走向其他任何理想职业的最佳通道。向每个受访的有成就的人物学习一句有用的话，就能成为人精的新闻记者，正成为10%毕业生企盼的职业，尽管凌志军认为，在中国，记者的名声已大不如从前了。
中国记者职业化的议题，本世纪初一度被提出，但新闻业的门槛没有像先贤们预期的那样变高，反而与克朗凯特嘲弄美国1980年前“认字就能当记者”的情势异常接近。王志纲说，这么浮躁的新闻业，怎么职业化？
考虑到新闻记者的开阔视野，纵横人脉，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以此作为跻身企业、政府的敲门砖。这样的念想无所谓好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撰稿人班底中，有一个持哈佛文凭的华人女孩，干过一年记者后，为第一夫人撰写了5年的演讲稿。她相信白宫履历，对她的从政生涯将助益多多。
从政、经商、治学、写作，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人的自由选择。一定意义上，记者出路的广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然而，从政和经商的记者多于教授和作家，却是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进程中一个并不美丽的投影。深入探究，中国记者职业化的水平与新闻管理体制、不成熟的传媒市场息息相关。近年以来，传统媒体的新闻人，陆续被劝导进了百度、网易等广义上的传媒业，关键之一就在于后者是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薪酬待遇和股权设计都不似传统媒体那么僵化。
无论如何，中国教授和政论作家的起步，已喻示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的锚起帆扬，尽管它刚刚迈出一小步，还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
记者的出路之做作家。
100多年来的美国文学史，总是与美国新闻史纠缠在一起。马克·吐温、海明威、埃德加·斯诺、李普曼——一个多世纪以后，新闻记者的名字，次第登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随着时间的由远及近，非虚构作品，几乎成为新闻记者专属的作品类别。
抛却一度中断的三四十年，就起点和终点而言，中国新闻史与文学史的关联，类同于美利坚。中国记者的出路，也因此多出了畅销书作家这一条。
从梁启超开文人论政风尚，到《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2002年出版风靡两岸的《变化》，像小说一样生动的政论，予记录时代的记者以政论作家的荣耀。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范长江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的彻夜畅谈，助他采写了一时洛阳纸贵的《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交相辉映。
1950年以后，新闻记者的政论作品中断了将近40年，尽管党报系统中时有新闻作品集问世，较之近百年前王韬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作品集，大多数著作的价值，莫过于评职称或证明自己当过记者。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联袂推出的《交锋》，加上盗版在内，超过100万册的发行量，惊呆了小说家。最近几年，原《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催生了他的《大变局》，原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写出了《温州悬念》，尽管发行量不能与《交锋》等量齐观，被作家遗忘许多年的新闻人，再度和畅销书打成结。
“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凌志军写作政论的心愿，激发了跃跃欲试的记者中的新青年。曾经立志“做中国的李普曼”的王志纲下海了，比他晚一辈的许知远，依旧吐露出一样的心愿。没等时间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干净，不甘心做历史学家仆人的记者们，急匆匆跳出前台，向读者比划中国和世界可能的变化。
1999年，秦朔的同学，原新华社名记者吴晓波，以一本发行量30万册的《大败局》，刺激了中国商业财经记者做财经商业作家的梦想。2000年从瑞士拿到MBA学位的新闻学硕士胡泳，以《海尔中国造》《张瑞敏如是说》开启了严肃商业写作的大门，提升了商业作家的专业化水准。
西方商业写作火红的过去，把沉浸文学或者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记者，与时俱进地拉回商业史的写作。以《大国寡民》闻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赶上了《新东方马车》，从《我与金庸的战争》中退出的迟宇宙，搅进了《联想局》。
当下，一拨从一线隐退的中年记者依旧蜗居在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内心却多了一份做作家、做历史记录者的冷静。他们知道，像萧乾那样被后人同时写进新闻史和文学史的机会微乎其微，像金庸那样由于小说家的光芒，让人忽略他就是报人查良镛，似乎也不太可能。他们只是隐隐觉得，当一个非虚构作家，未尝不是得不到普利策奖的聊以自慰的心理补偿。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也常常为我们队伍之中的佼佼者有广泛的出路而感到欣慰。但是，有时候我也会为它们流入“新闻之外”而陷入另一种思绪：这些优秀新闻人的“外流”，对我们的新闻学来说，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这种优秀人才的流失，对新闻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也批判自己：不要太狭隘、太本位主义了，优秀人才流动到什么领域，都是人家的自由，也是社会的需要，也会为时代、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是，有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新闻学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