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还说了一番“变骇为习”的道理，至今发人深省：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夏晓虹编《梁启超文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当然，梁启超的这两段话是就他那个时代而言的，我们只能有鉴别地吸取。一方面，这些话有助于我们懂得，报刊上发表各种意见，难免出现“偏激”，只要引导得好，“真理必出焉”，不会造成混乱。人民的见识在增长，觉悟在提高，会对此“变骇为习”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过几十年斗争风雨的考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领导和人民都更加坚强成熟，人民群众通过报刊讨论国家大事的广度和深度必然随之提高。另一方面，我们的报刊是社会主义的报刊，发表意见要力求全面、客观、公正，不能追求偏激，“虽稍偏激焉”也不在提倡之列。报刊在代表和反映舆论的同时，又反过来给舆论以很大影响，报刊虽然反映各种舆论，但究其总体效果，应是对人民的利益、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因而绝不容轻率从事。
新闻自由的实现，取决于政治环境，也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质技术基础。
新闻自由的发展，与报刊印刷技术和新闻传递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印刷术的发明，使最初的手抄新闻为各种各样的新闻出版物所代替。木版、瓦版印刷演变成铅字印刷，使近代报业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印刷报纸的技术，正是结束“火与铅的时代”，进入“电子与光的时代”，采用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编排。在某些技术先进的国家里，报纸从定稿到印刷直至包装好，只要一个多小时。从传播来讲，古代只有口传新闻，劳动者烽烟报警、驿站传递等方式。近代新闻事业出现以后，“外国记者曾试用过把新闻封入罐子，放在海内，任其漂回国内；曾托可能找到的每一艘便船捎带；曾利用通信鸽传递”。因此那时获得一条外国新闻仍然很不容易。
1772年，美国费城一家报纸刊出一条35天前发生在英国的新闻，便因“时效快”而轰动一时。无线电发明以后，则使新闻传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可以迅速获得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1981年3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遇刺，事发后才7分钟广播电台就播发了里根遇刺的新闻。广播、电视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效能，也使任何国家在新闻上的闭关锁国政策都不能完全奏效。现在，不但广播在越过国界发挥作用，电视也正在走向这一步。1983年至1984年度交替时，有电视机的公民能够一按电钮，就把国外的任何节目经过卫星传播接受到住宅或办公室，为此电视机只要安上一个花钱不多的碟形天线就行了。这些说明，新闻媒介的物质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新闻自由走向新的水准，甚至把新闻自由问题从逐个国家中提到整个国际社会中来。谁不把握这种发展趋势，谁就可能在新闻的国际竞争中失利。
新闻自由与社会治理方式密切相关。
世界上提倡新闻自由的国家，都是同时强调法治的国家。只有自由，而无严明的法治，统治阶级就无法维护自己的统治。
比如，日本宪法甚至规定：“报纸除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法律禁止的场合外，享有报道、评论的完全自由，其中包括对禁止令批判的自由。”这就是说，报纸在一定的场合下对禁令也可以批判。但是，报纸的批判只是起舆论作用，丝毫不损害禁令本身的有效性，只要它存在一天，谁若违反它仍依它治罪，决无半点含糊。
社会主义也同样需要新闻自由和严明法治的统一，以做到舆论自由，法制严肃，思想活跃，行动一致。但是，我们的法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人们的法制观念也不够强，法的权威还不大，长期以来是法的权威不及报纸权威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而养成的“报纸治国”、“社论治国”的习惯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我们党过去是长期在冲破国民党的旧法统的情况下干革命的，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轻视法治的心理。又由于我们在解放后搞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却不是靠法律进行的，这又使轻视法治的心理有增无减。
现在，我们正在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而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包括立法、守法、执法等内容。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花很大的精力建立一整套的法制，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人治的影响，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没有这个基本前提，报纸发表意见的自由，就会导致各执其辞，各行其是。由此可见，新闻自由的发展必须与法治步伐相一致。
5.1.4新闻自由是历史的潮流
李庆林《商品经济和新闻自由》一文指出，马克思新闻自由思想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出版自由这一观念的产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观念的内在的一般认识上，而是在它之外寻找物质上的原因。马克思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出发来阐述新闻自由，指出了一个观察新闻自由观念的唯物主义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对新闻自由观念可以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同时对于这一原则在现实中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也会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李庆林《商品经济和新闻自由——马克思新闻自由观的一个认识视角》，《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下）
马克思认为，自由观念是建立在商品基础上的观念。而现代自由观念只是、并且只能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观点。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新的党纲，恩格斯对草案中争取各种自由的部分进行了重要修改。他说：“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含义。”
马克思把（新闻）自由理解为一种“权利”。而对于一种权利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而在于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权利是否能够实现。马克思虽然从商品经济的现实发展中来认识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观念，但他从来没有忽视对自由的真正认识，即精神自由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很早就指出，出版对印刷厂主和书商来说是一种行业，但对作家来说就不应当是行业，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所以他主张“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是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作家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和写作。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和写作，但是“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作家如果为挣钱而写作，那他首先会受到“内部不自由的惩罚”。
对新闻记者也是一样，记者的生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闻记者应该是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新闻自由的实现，一个重要的路径是记者精神自由的保障。对担负着社会和环境认知使命的新闻来说，有了主体自由的实现空间，才会有新闻认知自由的可能。新闻是社会之公器，优秀记者更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张中顺《浅析网媒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复归》一文指出，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的传播途径更为广泛。网络所承载的海量信息以其快捷性、高时效性、丰富性、密集性，在对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舆论传播力量。在我国，网络记者还没有被授予采访权，因此网站本身的信息来源，除了转载其他媒体之外，更多的来自于公众。事实上，在网络所提供的平台之上，公众的意见、评论、诉说正是形成舆论力量的主力，这一点，和传统媒体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网络所具备的自由、无限制性是传统媒体所无法超越的。这种直接来自于个体的无限制的自由言论，在引起更多的关注之后，所形成的巨大舆论不可避免地具备情绪化、混乱甚至毁灭性的效果。对此，网络时代重提新闻专业主义，或许是一剂良药。（张中顺《浅析网媒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复归》，《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是在美国新闻行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在美国，大众媒介的自由经历了一个不断积极争取的过程——从出版自由到言论批评自由，到信息获取自由；等等。但是，随着政党报纸的解体，商业化运作媒体的兴起，很快有人发现，报纸出版自由并不意味着人民表达的自由，在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依然可以侵蚀公共生活：商业化运作中，广告铺天盖地，经济利益被无限放大。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文件《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从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开始了它不断被建构和消解、再建构的丰富历程。
新闻专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客观地反映新闻事实。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2.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
3.独立性：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4.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简而言之，它最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
既然网络记者并没有采访权，那么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多地应被赋予谁呢？强调公众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赋予网络工作中负责信息筛选、整合、发布的专业人员，以及承担填充网站新闻内容的传统媒体从业者。
以“把关人”理论为例，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卢因认为，在信息传媒中有大量的信息“把关人”存在，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新闻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传播学家怀特进一步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到处都是新闻素材，新闻报道不能只是“有闻必录”，而要有选择地传播新闻。“把关人”理论认为，媒介在信息传送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审美及自身利益价值出发对新闻信息进行层层把关、筛选与编码，决定最终面向受众的新闻信息发布，并通过发出的新闻信息影响作用于他人。因此，在传统媒体运作过程中，“把关人”的作用极其重要，所把的“门”体现出权威性、规范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那么，伴随网络传媒的兴起，如何在其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的网络传播中设置控制新闻信息系统的“门”呢？
尼葛洛庞帝认为，后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网络将按照个人的独特需求分门别类地进入一个个家庭，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驰骋。权力从传播者那里转移到接受者这端。诚然，网络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是网民的“公共领域”，网络传媒中信息发布处于自由状态，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互联网中发布新闻信息。从感觉上来说，网络媒体已没有了“把关人”或是把关已困难重重，实际上，不尽如此。
首先，现有的大型门户网站还保存着传统媒体的机制，此外，人际交流网站（如BBS）也有版主，他们也有权删除不合适的帖子，对网上信息进行监管，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其次，“把关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责任，一种对公众、对社会、对自身的责任。网站本身在引导舆论、进行议题设置的同时，就应该考虑这种专业所赋予的责任。
按照议程设置理论，某些话题经大众传媒的宣传后，会对受众产生暗示作用，从而使受众认同这些话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媒体宣扬的导向中。也就是说，媒体强大的掌控能力使传播的新闻信息具有一种主流性、严肃性、重大性和导向性。因此，受众在判断某一个新闻是否重要时，主要是取决于媒体对这个新闻的重视程度。事实上，我国不少门户网站已经开始进行这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