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丧失的灾难
“对于新闻自由的意义，我们还可以从反面的历史中得到启示。让我们回顾一段完全取消新闻自由，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世界史，这也许能比理论阐述更能给人深刻的感受。”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中，以德国***的“新闻专制”为例，揭示了新闻自由的丧失会带来怎样的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日本、德国先后落入***的魔掌。这些国家不是运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建立资本主义统治的，因而这些国家保存了相当浓厚的封建势力，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传统。所以，希特勒政权刚上台就宣称：“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暂时中止。”他们封闭了共产党及社会党的全部报纸，全国日报由1932年的4703家，减为1934年的1200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报纸上的言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被‘出版自由’的谬说所惑”；“报纸的任务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阶级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墨索里尼说：“报纸不能单独行动，更不许与现行制度背道而驰。故意大利全国报纸，应在***主义者领导下，完成其光荣任务。”
他们道出了***新闻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报纸都属于政府或支持政府的人所有，是执政者手中的工具，绝对禁止报刊批评政府。这样，整个社会听凭***报刊将“谣言重复千遍”。炮制“国会纵火案”，制造迫害和打击德国共产党的舆论，便是其中一例。由于任何形式的自由都被取消，***祸胎在其孕育过程中无法得到揭露和批判，终于把人类卷入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向人们展示，取消一切自由形式是多么危险。这样的历史悲剧，同时反过来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所确立的新闻自由，不能不是一个历史贡献。
孙旭培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新闻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尽管是政权建立初期，我们的新闻政策还是比较宽容的，我国建立了党报和非党报并存，以党报为中心的报业结构。从党和政权建设的高度确立了报纸批评的原则。报纸在歌颂社会光明面的同时，严肃地报道了生活的某些阴暗面，进行了负责任的批评尝试。在成功地宣传郝建秀、王崇伦、孟泰、马恒昌、李顺达这样的模范人物的同时，揭露了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徇私枉法、蜕化变质干部，客观地批判了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如李四喜、刘介梅）。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客观形势变化的要求，把改革新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早在1956年，新闻改革的呼声已经很高，人民日报7月1日改版社论，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是报纸的主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主张“扩大报道范围”，“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开展自由讨论”等。***同志提出了新华社民办、报刊竞争、竞赛等设想。
可是到了1957年，整个政策的失误也导致新闻自由的厄运。以上那些探讨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主张和设想，则于195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被反右斗争打了下去，被批为“摆出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许多锐意改革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尝试的新闻学者（如王中教授），都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
问题的发展，比这次新闻改革本身被打下去还严重。1957年以后，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工具等提法被赋予越来越“左”的含义，窒息了新闻学研究。新闻业不但不能按照本身的规律继续发展，反而从1957年以前的水平上退下来了。报道真实新闻的传统以及在1956年初步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气氛，都从报纸上消失了，代之以1958年的说假话，写假新闻，拍假照片，报纸为“五风三害”火上浇油。广大读者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人民的报纸成为危害人民的工具。当然，尽管如此，新闻工作者也并不都是跟着跑。不少记者、编辑看出了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抵制。
在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伴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空气的好转，新闻学又开始研究一些问题，报纸从报道内容、表现方法到版面安排，都作了一些改革，消息、言论都比较实事求是了，副刊也比较活跃了。但是，由于“左”的路线未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清算，新闻学的研究也不能不失之肤浅，新闻改革也只限于一些枝节。对于新闻自由、新闻制度等问题，人们依然诚惶诚恐，不敢触及。及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钟一响，人们又为之悚然。接着，“报纸充满封资修的黑货”，“毒草丛生”的讨伐声不绝于耳。一些研究者和改革者的心又凉了。
随之而来的十年，是新闻工具为祸甚烈的十年，也是新闻事业本身大灾大难的十年。文章千篇一律，报纸百家一面。写文章，找“两报一刊”对口径、对提法；编报纸要打电话对版面、对标题，放的位置、栏目多少、字号大小，都要一模一样。这不但在中国报刊史上，而且在世界报刊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荡然无存。
回顾走过的曲折、艰难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争取新闻自由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最重要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把言论、出版自由写进宪法，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就完全确立了，还要继续为之斗争，把法律条文真正付诸实践。这个斗争过程有可能是相当长的。
对于长期性问题，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得到某些启示。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律上确认新闻自由原则以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与封建专制的残余势力加于新闻自由的各种桎梏作斗争的过程，比如先后同改头换面的特许制度，印花税、纸张税制度，报纸津贴制度（政府资助为政府说好话的报纸），煽动诽谤制度，禁止报道国会消息的制度等斗争，直至先后把它们废除。前后经历一百多年，才确立了以报道和批评国会不属诽谤罪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但二者均不能轻而易举地确立与实现，需要进行长期不懈地斗争，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无产阶级自己掌握了政权，还要提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吗？或许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其实这很好理解，这种斗争与旧社会里人民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大不相同，那时的斗争具有反抗阶级压迫的对抗性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失去了对抗的性质，通常是在党的领导下，既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及习惯势力作斗争，又同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洗礼、封建主义积习深厚的国家里，要把前者放在突位置。可是我们长期没有注意这样做，十年“文革”中恰恰是用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套，去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它比后者还要落后一个时代，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加倍反动。
十亿人口的中国为什么会被“四人帮”这几个劣迹斑斑的家伙弄得措手不及，一片混乱而无可奈何呢？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还像波拿巴时期的法国人民那样容易受骗吗？显然不是。“四人帮”那一套早就为许多人看穿并且忍无可忍了。问题是他们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之下，人民失去了用正常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舆论手段来揭露骗局的权利。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烈士只能用鲜血和生命去做这一点。安子文同志（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临死前告诫人们：“要认真研究为什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无法公开地正常地表达出来。”
我们可以为此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出很多原因，特别需要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但同时谁也不能否认，是高度集权的新闻制度，完全窒息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给这伙骗子提供了可以长期违背和蹂躏绝大多数人愿望和意志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此巨大的历史曲折，要求我们不能仅仅限于追究几个历史小丑的罪过，要深刻认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只有改革这种新闻制度，才能消除此等丑类赖以为害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我们有幸生活在党和国家的路线十分正确的大好形势下，党正在领导人民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新闻制度的研究和改革也势在必行。我们要严肃认真地把过去的教训，引为动力，做改革的促进派，切不可浅尝辄止。
孙旭培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报纸在社会主义法治确立后继续起组织作用，并不是贬低报纸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报纸应该发挥的功能。作为社会主义舆论力量的报纸，总是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积极的正确的影响，发挥其指导性的作用。报纸的指导作用无非是通过真实的新闻和正确的言论来实现的。新闻是把事物的真实面貌披露出来，言论是把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揭示出来，因而这种指导作用是精神的、理智的，它不能指令任何人干什么、不干什么。
而组织作用则不同。列宁说：“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实际的活动一致。”可见组织作用必须与“行动”、“实际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它带有指令性。强调报纸有组织作用，就意味着报纸的指挥、号令的权力。苏联新闻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1922年6月，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说：苏维埃机关报上的“社论和其他重要论文，应该能起领导、指导作用，能指出行动的基本路线。社论和短评，不应该是漫谈，不应该是议论，而应该是政治指示、法令”。
前苏联的新闻实践，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的集权制新闻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报纸“国家化”（这是借用恩格斯的语汇），全部是“官办”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前对本党报纸的政策，成了整个国家的新闻制度，报业中没有党和政的区别，更没有“官办”和“民办”的区别。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出版自由，仅仅表现为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的出版自由。公民中的部分成员或一定数量的公民团体自己办报，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在禁止之列。
第二，报道宣传化。当权者掌握新闻过滤漏斗，决定人民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凡认为对现行政策不利的新闻，不是不予报道，就是只报道其中的一部分。在苏联，古巴难民占领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不让见报，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消息不让见报，连莫斯科附近的森林大火在莫斯科上空飘了几天浓烟，也不能见报。塔斯社国际部主任贡切罗夫对此向一位外国记者解释说，苏联报刊的作用并不首先在于发布新闻。那么在于什么呢？在于宣传鼓动。不能纳入宣传鼓动之列的就失去了见报资格，否定了报纸尚有让读者客观地获知世界各种情报的义务。这样，不是报纸服从人们获知的需要，而是人们获知的需要必须服从报纸的取舍。
第三，主持政治和评议政治的高度一体化。主持政治是当权者，评议政治的还是当权者。这二者高度一体化，使得最高权力机构及其言行，从来不受批评，即使他们倒行逆施也不受报刊非议，直到最高权力机构内部改组甚至社会大动荡以后，才会在报刊上出现一个集中的批判运动。
第四，报业不是实行法治，而是实行人治。不制定新闻出版法，而是单纯按照对政治“有利无利”的原则指导新闻。这样，常因掌管新闻事业者政治素养不同，认识水平不同，判断无准则，取舍无定规，新闻工作者无所遵循，事事请示，层层送审，无法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就时效而言，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差的。
第五，官费办报，官费订阅。一些大报都是公费订阅占大宗，报纸办得好坏和读者好恶不成比例关系，由于报纸效果一般不受销售量检验，就更加助长办报人只需对上负责，不需对下负责的心理。
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就其思想特征而言，不乏狭隘功利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成分。我们反对所谓“超功利主义”，主张新闻事业对人民有功，对社会主义有利。同时也反对狭隘功利主义，它表现在片面强调某些“工具论”上，只强调报纸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推行其路线和政策的工具，不提报纸还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监督各级社会公仆的喉舌。
与此同时，人民获知新闻的质（既获知哪些方面的新闻）和量（既获知多少），人民不能发表意见，更不能直接参与调节（如部分公民自行采写与刊登新闻），全由少数当权者来决定，这是唯心史观在新闻领域中的一种反映。最容易导致新闻工具脱离人民，导致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破坏，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历史主动性的压制，最终可能使人民的舆论工具蜕化成支配人民听任最高权力机构摆布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