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警察不等李楠入机场安检口就走了。现在他才明白自己有失误。如果关在看守所的不是屈桐，那怎么这个人跟屈桐如此相像。他们是一对双生子兄弟？真见鬼，怎么没想到这种情况？这个秋秋案这么乱，你怎么想得到啊？假如有个人替屈桐乘卧铺车去厦门，那么屈桐就有毒杀秋秋及迷惑梁筱薇的作案时间。
老警察赶紧给助手打电话，问安莉的葬礼结束没有，如果已经结束，赶快去看守所，没车子打的去。老警察到看守所时，助手已经把这个被怀疑是屈桐替身的屈桐，提过来了。
“你是不是有一个同胞兄弟？”老警察问。
“有呀。”被审问者说。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屈桐。”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屈安柳。”
见警察给怔住了，被审问者不得不解释一番：“我哥原先叫屈安桐，他觉得这名字不够简洁，就拿掉了中间那个‘安’字，改名为屈桐。我不想拿，因为一者我觉得叫我屈柳不顺口不好听，再者我们是屈家的安字辈，拿掉‘安’字，不是破坏祖宗的起名规矩么？我认为，祖宗的东西，能保留的还是保留为好。”
“那你为啥跟我们自称屈桐？”老警察气得脸色铁青。假如允许他拿枪打被审问者，肯定两三发子弹已经打出去了。
“我哥叫我来广州，叫我给他买一种蔡司玻璃的最新宽角镜头，我说我身份证丢了没法住酒店，我哥拿他的身份证给我用。我们不是双生子，但长得跟双生子一样彼此相像，我拿他的身份证开酒店肯定没问题。我住酒店的名字是屈桐，所以你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自然还当我是屈桐，不然你们会把我抓起来……没想到，你们还是把我抓来了。”
“八月十八号晚上，坐卧铺车回厦门的也是你？”老警察问。
“是不是八月十八号我记不清了。本来那天晚上我哥跟我一起走，他叫我买两张票，我买了一张下铺一张上铺，结果临上车了，我哥来电话说他还有点事没办，叫我先走，于是我把下铺退掉了，我睡上铺，这不省俩钱么？”
“你睡的是几号上铺？”
“十二号上铺，这我记得清楚。”
显然这个叫屈安柳的家伙，把警察给耍了。不过除了拿他哥哥屈桐的身份证住酒店外，你还真的说不出他哪儿不对。你问他认不认识女仓库员昝红娟，他当然讲不认识，当然敢当面对质。你讲秋秋的事，讲张绪英的事，他当然一问三不知。你讲他是屈桐谋杀秋秋的合伙人，似乎没有事实根据。你讲他知情不报蒙骗警方，似乎也找不出他事先知道屈桐行凶计划的证据。
现代文明办案的法律精神是，较多尊重嫌疑人的人格。你必须尊重他保持沉默的权利，不能叫他自证其罪。对警察来说，这就比较麻烦，如果你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你就给他判不了刑。要是你还朝他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讲你野蛮办案，还生活在上个世纪。不过不搞“坦白从宽”也有好处，冤假错案会少一些。幸亏当今国力强盛，给警察出得起刑事案子的各项侦查费用，不然死蟹一只，一个案子也办不成。
经核对，八月十八日K297次列车是十八点四十八分由广州东发车前往厦门，发车前十六分钟，即十八点三十二分，屈桐确实给一个手机号码打过电话，这在屈桐的手机电话记录中查出来的。那个手机号码，也确实是屈安柳的。不过此刻放屈安柳走，还为时过早。不可听他一面之词，对不对？
“我跟我哥的区别，一般人看不出来。”屈安柳对老警察说，“但如果站在一起细看，就会看出我比我哥高，高两公分；我哥比我胖，站磅秤上称，他比我重，重两公斤。还有一点，一般人也看不出来，那就是我哥比我聪明。我是看上去聪明其实不聪明，我哥是看上去不聪明其实很聪明，不然读大学的是我不是他。”
“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得核实一下。”老警察对他说，“请你继续耐心等待，配合我们调查。”
“讲实话，”屈安柳对老警察说，“我多坐两天号子没关系，我气愤的是你们拿我哥当杀人犯。你们讲我哥跟哪个有夫之妇有一腿我相信，他一男人嘛，又是单身，有那种需求，这能理解，可讲他是杀人犯，一连杀了好几个人，就是胡说八道。我哥我还不清楚？他见我拿刀子杀个鸡，都吓得腿肚子打哆嗦，哪敢杀人呵。你们讲我杀人的话，我的哥儿们十个有八个相信，讲我哥杀人，那些人也会跟我一样骂你们信口雌黄。当然罗，草民不该骂警察，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草民不跟警察斗。跟谁过不去，也不能跟你们警察过不去呀，对不对？要是哪个不是警察的说我哥是杀人犯，哪我就要跟他讲，你丫的再说一遍，抽你一大嘴巴。我要骂他王八蛋，骂他祖宗八代。他还嘴的话，立马拿砖头拍他，拍死他……”
屈安柳絮叨起来没个完。等他觉得舌敝唇焦想喝水时，发觉老警察已经走了，不在屋里了，只有那个年轻的跷二郎腿抽烟，看他像看猴儿耍把戏一样不当回事。
老警察在外面给梁筱薇打电话。
等待音响了好久，以为梁筱薇已经出事了，心里非常着急。
接通电话后，老警察连忙问：“你在哪里？”
梁筱薇说：“在陶陶居。”
老警察又问：“跟谁在一起？”
梁筱薇说：“跟屈桐一起吃饭。”
老警察说了一句“我们马上来”，就关掉手机，朝屋里喊他的助手，叫助手赶快跟他走。车子一出看守所就拉响警笛，一路呼啸而去，见绿灯过绿灯，见红灯闯红灯，直奔上下九的陶陶居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