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难得的是假糊涂
一贯治学严谨的季老始终认为，自己在生活上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在季老眼中，糊涂有真假之分——“假糊涂”很“难得”。绝大多数争名争利的人都是“真糊涂”，他们每每尝到一点甜头就忘乎所以，每每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哀叹不已。而世人皆醉唯他独醒的人，在人人都真糊涂时，现实情况迫使他们非得假装糊涂，他们是痛苦的。在他所谓“不完满”的人生中，也许正是“假糊涂”才印证了这位伟大学者旷达的大智慧。对于“糊涂”，季老有自己的一套认识。他认为忘事糊涂有好处，毕竟我们活着的地方不是天堂，人生在世的痛苦大过乐趣，所以很多事都要“想得开”——“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季老的糊涂究竟是真是假？他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有过对“文革”和“反右”的错误认识，晚年时期却时时表现出一种超然的道家名利观，似乎进入了一边“假糊涂”，一边追求“真糊涂”的境界。季老的糊涂更多地体现在生活的许多细节上。凭借从各种渠道赚来的稿费，他从来不会拮据，但几十年来，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例如早餐，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再加一碟炒花生米。至于穿，很多人形容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件1946年从德国回上海时买的雨衣，他一直穿到了21世纪。季羡林自称“农民的儿子”，平时总是穿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手拿一只最普通的敞口式手提包。到了后来，市面上不出售卡其布了，季羡林却还是要穿用卡其布做的衣服，家人只好去偏僻的地方寻觅。对吃、穿、健康以及身边很多事情持“无所谓”的态度的季老活到了98岁。季老劝诫我们，要适时糊涂一点，哪怕是假糊涂，也可获得一时的清净，这样才不会让自己活得太累。比如，做人不能太较真，做到这一点，或许就会活得潇洒自在些。当然，做人也不能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所谓“不能太较真”就是不要认死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较真了，就会对什么都看不惯，一个朋友都容不下，从而把自己同社会隔绝开。事实上，有时候，“假糊涂”还会帮助你做到一些明白人难以做到的事。海瑞在浙江淳安县当知县的时候，有一天，驿站的差人来告状，说有一个人自称是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嫌驿站的马匹不好，把驿吏捆起来倒挂在树上。海瑞马上带人赶到驿站。他看到穿着华丽衣服的胡公子还在指手画脚地骂人，他身边还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箱子上还贴着总督衙门的封条，心里立刻明白了，这肯定是胡宗宪的儿子，并且又收了不少赃礼。海瑞马上有了主意，他叫人把箱子打开，原来里面装着好几千两银子。海瑞变了脸色，指着胡公子，对围观的群众说：“这恶徒真可恶，竟敢假冒总督家里的人，败坏总督名声！那次胡总督出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叫地方不要铺张，不要浪费。你们看这恶徒带了这么多行李和银子，怎么会是胡总督的儿子呢。他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办才是。”于是，海瑞把胡公子的几千两银子没收充公，交给国库。又写了一封信，连人一起送给总督胡宗宪发落。胡宗宪看了来信，又看看被捆绑着的儿子，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怕海瑞把事情闹大，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向海瑞说明他所捉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银子的事情也不敢再提了。海瑞的“糊涂”既惩治了坏人，又维护了国法，谁能说这样的“糊涂”是不好的呢！“难得糊涂”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文人郑板桥的名言，其实，“难得糊涂”不外乎两类，即真糊涂与假糊涂。它在处世态度上所体现的是“积极”或“消极”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从积极的一面看，它表现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不随波逐流，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立场和骨气；从消极的一面看，又反映出看破红尘悲观脱世的情绪。正如苏东坡所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由此衍生出“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的悲观论调。然而，无论是真糊涂也好，假糊涂也罢，该清醒的时候是绝对不能靠“难得糊涂”去伪装的，就像乌云不可能遮住太阳的光芒一样。所谓“难得糊涂”，说到底还是一种“假糊涂”，对于无需时刻牵挂于心的小事就要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即使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不去挑明，把问题由繁化简，这才是糊涂的境界。人生的悲剧往往在于最需要清醒的时候却糊里糊涂，一旦清醒，却又追悔莫及，抱憾终身。当然，清醒是需要投入成本的，这里所指的成本，就是知识的不断积累、阅历的不断丰富、品德的不断修炼。除了成本的投入，清醒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里所指的代价，就是人生难以回避的挫折与失败以及从中汲取教训的深刻程度。但愿善良的人们多付出一些成本，少付出一些代价。
迁就与适应
季老认为，“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一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对此，他的观点是：“我们需‘适应’，但不能‘迁就’”。因为，“适应”的往往是新的环境或者好的东西，而“迁就”的对象则是不令人愉快、不令人满意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我们去适应的首先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面对环境，我们既无改变环境的抱负与魄力，也没有利用环境的能耐，那就只有适应环境了。如果环境是一杯水，我们就是一匙速溶的咖啡。如果我们是一块永远不能溶化的石头，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至少在活的时候很难获得自己预想的成功。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生活在干旱少雨地区，就得学会尽量节约用水，忍受风沙的肆虐；生活在高原，就得适应高原缺氧的反应，处处放慢节奏；生活在荒郊山野，就得忍受荒凉、寂寞和很不方便的生活条件；生活在闹市，就得习惯噪音、污染、堵车、拥挤，在人山人海里去寻找自己的空间，在水泥森林里去开发自己的人生。适应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改变，因为同一个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人，而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志趣、学识、能力却不尽相同，对环境的要求是千差万别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常常超出我们习惯的生活轨道。世界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命运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常常必须不得不改变自己，让自己融于环境之中，与自己生存的环境和谐共存。拿破仑的父亲是一个高傲但贫困的科西嘉贵族。父亲把拿破仑送进了一所贵族学校，在这里与拿破仑往来的都是在他面前炫耀自己富有，而讽刺他穷苦的同学。这种讥讽虽然引起了拿破仑的愤怒，而他却毫无办法。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拿破仑写信给父亲，说：“为了忍受这些同学的嘲笑，我实在疲于解释我的困苦了，他们唯一高于我的便是富有，至于高尚的思想，他们是不如我的。难道我应当在这些傲慢的人之下谦卑下去吗？”“我们没有钱，但是你必须在那里上学。”这是父亲的回答。他因此忍受了5年的痛苦。但是每一种讽刺，每一种侮辱，每一种轻视的态度，都使拿破仑增加了决心，发誓要让他们知道他确实是高于他们的。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破仑一点也不空口自夸，他心里暗暗计划，决定利用这些无知却傲慢的人作为桥梁，去使自己得到技能、富有、名誉。拿破仑到了部队时，看见同伴正在用多余的时间追求女人和赌博。他决定改变方针，用埋头苦读的方法，去努力和他们竞争。他可以不花钱在图书馆里借书读，这使他得到了很大收获。拿破仑并不是读没有意义的书，也不是以读书来排解自己的烦恼，而是为自己理想的未来做准备。他下定决心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他的才华。他住在一个既小又不透气的房间内。在这里，他脸无血色，孤独，沉闷，但是他却不停地读下去。他想象自己是一个总司令，将科西嘉岛的地图画出来，并在地图上清楚地指出哪些地方应当布置防范，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精准地计算出来的。因此，拿破仑数学的才能获得了提升，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表示他能做什么。拿破仑的长官看见他的学问很好，便派他在操练场上执行一些任务，这需要极复杂的计算能力。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于是他又获得了新的机会，他开始走上有权势的道路。这时，一切都改变了。从前讽刺他的人，现在都涌到他身边来，想分享他的奖励金；从前轻视他的人，现在都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从前嘲笑他是一个矮小、无用的人，现在也都很尊重他。他们都变成了他忠实的拥戴者。难道这是天才所造成的奇异改变吗？抑或是由于他不停地工作而获得的成功呢？他确实是聪明，也确实肯下功夫，但还有一种力量比知识或苦工来得更重要，那就是他想超过戏弄他的人的决心。假如同学没有嘲笑他的贫困，假使他的父亲允许他退学，他就不会感觉那么难堪。他之所以成为如此伟大的人物，完全是由他的一切不幸造成的。他学到了由克服自己的缺陷而得到胜利的秘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些缺点如果不会对周围的环境和他人造成尖刻的矛盾，是可以忽略的；但有些缺点则不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还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许多人都想改变自己，也试着去改变过，但往往不是自己坚持不了，就是改变了但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而丧失了信心，选择了放弃。缺点依然是缺点，不足依然是不足，而且与环境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一些本该即将到手的成功却永远离我们远去。那些既无法改变环境、利用环境，也无法适应环境的人，就只好沦为庸人了。这些庸人中除了想改变但无法改变自己而随波逐流的以外，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想改变自己的人。这些人往往沉醉于自己优势的优越感里，自认为通晓一切，看透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往往有屈原的清高，却没有屈原的决绝；有陶渊明的愤世嫉俗，却没有陶渊明的随乡入俗；有鲁迅的狷介激进，却无鲁迅的通变达观。所以在同样的环境里，别人能趋利避害，活得游刃有余，他们却处处坎坷，到处碰壁，终日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必须承认，我们大多数人都处在非常尴尬的生存环境中，一方面渴求成功，如此则不得不使自己融入社会，适应环境；另一方面又想尽力摆脱世俗的挤压，争取更大的个性空间。在两难的选择中，大多数人是应该有所改变的，否则很难生存和发展。这种改变是进退自如、动静由心的自信与实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