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建设的封建王朝，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非常详密的法律，体现出“自立一王之法”的鲜明特征。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又制定了严密的程序法。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详备的审判程序和严格的监督机制；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务限”、诉讼“时效”、诉状的书写、书证的作用、审判“时限”、官给“断由”等规定，都是以前少有的。但是宋代的民事审判程序并不严格，也没有刑事审判中的约束机制，反而深受儒家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尤其到南宋后期理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之后，儒家德教思想在民事审判中的支配作用更为突出，致使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愈来愈大。现存《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大量判例，集中的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本文拟通过对南宋“名公”在民事案件审判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分析，展示出他们的审判精神。
一、“宁人息讼”的审判原则
在中国以宗族为本位的封建社会里，一家一户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父子兄弟、亲邻戚朋的和睦共处，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刺激了人们对财利的追求，冲击了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追财夺利，好利忘义，喜争好讼之风，严重的破坏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儒学的生存与发展，宋儒提出了“天理”说。
用这一理论附会儒家的伦理纲常，使之成为“天理”的体现；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把一切违犯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和行为斥之为“人欲”。并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从而加强了儒家伦理纲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宋儒提出“去人欲”的目的是要继续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宋朝社会现实中的好利忘义，喜争好讼，既伤害了儒家一直倡导的教化，又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也是与封建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为了美教化、厚风俗，南宋名公把“宁人息讼”作为他们审理民事争讼中的指导原则。
名公们为“宁人息讼”，对兴讼之弊发表了不少议论，尤其对因小利而兴讼的利弊谈论最多。真德秀说：“兄弟宗族恩义至重，不可以小利致争，乡党邻里缓急相须，不可以小忿兴讼。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黄干认为，只有“父子轻于相弃，夫妇轻于相离，兄弟轻于相讼”，才能安定团结，和睦相处，否则将会造成“转徙饥饿，不安其生”的后果。胡石壁对兴讼之弊论述最为精辟，他说：“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奸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名公们如此深刻地剖析兴讼之弊，目的在于让人止争息讼，以厚风俗。
名公们为了“宁人息讼”，特别强调法官在审理词讼时，必须“公其是非，正其曲直”，如果“不审其理之是非，不察其情之曲直”，不但不会息讼，而且会造成竞讼纷起，天无宁日。在名公们看来，一个优秀的审判官，并非是在审理民事争讼中如何严格地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够用伦理纲常对当事人进行息讼教育。他们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了。蔡久轩（蔡杭）曾经表白说：“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名分尤所当急。”真德秀（真西山）也说：“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淳晓之。”胡石壁（胡颖）说的更明确、更具体，他说：“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为了对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任恤。”所以他说自己是“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名公们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教，亦是为实现“宁人息讼”这个根本原则的。
二、调判结合的审判方式
南宋名公们在对民事争讼案件的审理中，从“宁人息讼”的原则出发，采用了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审判方法。为了对诉讼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收“美教化”之功，名公们确实非常重视调解的作用，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无效时，才采用判决的形式。
从名公们众多书判中可以看出，调解亦分两种，一是官府直接进行调解，二是责成亲邻劝和。无论哪一种调解，也都是为了“宁人息讼”。
（一）官府调解
官府调解的诉讼案件，多是一方违法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果依法判决，并不一定能收到和亲睦族，宁人息讼的效果。这类案件多由司法官亲自晓之利害，多方劝导解决。真德秀讲：“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这说明官府调解争讼，既符合美教化的原则，也是颇有成效的。如刘克庄在审理谢迪女悔婚诉讼案时，“若据条法，止得还亲”，但刘克庄没有“以文法相绳”，而是采取多方劝导。一方面令悔婚的谢迪父女“推详法意，从长较议”；另一方面劝导刘颖母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同时令“乡曲亲戚”进行调和。前后经过六次劝导和“两下从长对定”，终于调解成功，“各给事由”。即发给了调解书。
又如吴千二媒娶吴重五之女为妻。吴千二又以同姓为婚不便，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之子为妻。吴重五知道后，复夺其女嫁与李三九。致翁七七经县有词。依法吴千二卖阿吴和吴重五夺女再嫁，均属违法，当将阿吴责还翁七七之子。但阿吴再嫁李三九后已怀身孕。对此，刘克庄没有简单的依法决断，而将翁七七引至当厅，喻之利害，他说：“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之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经刘克庄劝导后，翁七七“欣然退归，听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礼”。通过调解，圆满的结束了这起争讼案。
以上仅是名公们调解民事诉讼案中的两个例子，但也能看出名公们为宁人息讼，对调解是非常认真的，也是颇见成效的。
（二）亲邻劝和
亲邻劝和也是由官府出面，责令亲邻参与劝和的，没有现代民问独立进行调解的实际意义，只是作为官府理断诉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胡石壁处理的三个诉讼案即已看出这一特点。如在处理李三悖兄母之罪时，胡石壁为“开其自新之路”，令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母兄，“仍仰邻里相与劝和”。又如胡大不孝为母所讼，“本合重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复可以如初”。因此，胡石壁令将胡大押下，“就本人家决十五，令拜谢阿李，仍令四邻和劝”。再如蒋邦先诉李茂森“赁人屋而自起造”一案，胡石壁以“两家既是亲戚，岂宜为小失大”为由，令“押下本厢，唤邻里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得偏党”。在名公们的书判中，此类案例还很多。无论是司法官亲自调解，还是责令亲邻劝和，都体现了宁人息讼，睦亲和族的原则精神。
但是宋代对受理词诉的承审期限是有严格限制的，如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规定：“自今词诉在州县半年以上不为结绝者，悉许监司受理。”所以名公们的调解、劝和也不是漫无期限的，多数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依法判决的强制手段。如真德秀讲：“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如再“有妄生词说者，却当以犯分诬罔坐之”。所以先劝而后判，是名公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如建阳县审理曾子晦与范僧争讼山地一案，由于年深日久，契书之人无一存者为证，官府“令两家在外和对”，但“两家既坚执所长，当职只得从公区处”。又如王方妄讼王子才一案，官司“免力谕之和协”，但由于两词坚执，“官司亦只得公心予决”。而对有伤教化的顽讼，则采取果断判决。如潘琮与弟潘圣争业一案，“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因此，吴恕斋“定限十日结绝”。蔡久轩在理断黄居易兄弟三人之争时，本来“欲俾息讼，以全天伦”，但“今三人者嗜利无耻，顽不可化”，只得“押下本州，请径自从条断遣”。从名公们对调解和判决的运用上看，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诉讼实际变化情况自行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