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吏受纳税租不依法，许人户越诉
南宋初年，统治者以抗金为名，巧立税目，猛增税额。既有正税加耗，又加大量器，并以予借之名，强迫农民预交下年税赋。朝廷的横征暴敛，已使广大贫民下户无法生活，而官吏在受纳之际，又于额外“别立名色于民户，至有纳一二倍才及正额”。而官吏的“侵欺盗隐，无补用度”。因此，对官吏的额外赳求，亦许人户越诉。
1．诸受纳租税苗米，“州县于正数之外加斛面”，“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及“官容纵公吏巧作名色乞取者”，许人户经监司越诉。
2．“州县散给民间合纳夏秋二税凭由”妄有增减，在“凭之外又行科敷”，许人户越诉。
3．民户合纳税租，“不得合零就整。违者，许经尚书省越诉”。
4．诸县受纳人户税租不依限对，不即时销簿，“抑令重叠输纳者，以违制论”，并许人户经监司越诉。
5．诸州县公吏，辄于人户处私自予借税物及不予人户理折者，准盗论，“仍听被借人户越诉”。犯者重行决配。
6．“诸税租应开阁减免除放而不为开阁减免除放，或令人代输，及非逃亡、户绝而不追究欠人理纳，致户长、手力代输者”，“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吏胥追逮耕田之人，使之代纳”；及“逃田税役，辄勒邻保代输”者，皆许被扰之人越诉。
7．诸州县受纳夏税，“以人户合纳谷帛丝绵之类纽拆增加价钱”；或“令人户折价纳钱，官吏例买上供，余则归盗人己”，“县之官吏或受请嘱减此增彼”。皆许被科抑人户越诉。
8．州县受纳夏税，官吏辄“将堪好绢帛强行打退，即置场用低价收买”，及“滥恶官吏遇有沮折退驳者，许人户赴尚书省越诉”。
9．遇有灾伤，减放租税，如“州县官司掩蔽不实，科折过数，许人户越诉”。
10．人户输纳苗米，“州郡利于出剩，不问属邑远近，尽令搬米赴州”，显属骚扰。“自今人户苗米赴州或县仓，并听从便输纳。如违，许被抑人户越诉”。
南宋朝廷的这些越诉立法，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同时也是为了“将孚惠泽以感人心”，巩固其专制主义统治。
（四）籴买官物，非理科配，听人户越诉
在南宋，和籴已经变成一种硬性摊派的附加税，同时又以所谓的均籴、对籴、借籴、补籴等名目，反复向各地农民讹取。和买、予买也变成了按户等征收的科配。
在和买中，官府又以折纳的办法对农民进行榨取。而“折科之弊，利不归于公上，却害切于生民”。所以南宋统治者对官吏在和籴、和买中的欺讹行为，也准许受害百姓越诉。
1．“诸应和籴，而转运司不量丰欠抛降，若和籴而辄行科籴及不用见钱收籴，或抑令人户重增加耗及予纳物斛不即支钱，虽支钱而不依实价，纵容公吏邀阻减赳，许人户越诉”。
2．凡籴买官物，“因科买而不还价钱，以和籴而辄作奸弊”，或予作科次冒请，“受乞减赳，听人户经监司越诉”。
3．诸和买官物，监司“不体究土产有无，一概抛买，致州县非理科配，吏人受赂移减，并听人户越诉”。
4．“诸监司籴买粮草，抑令远处输纳，若巧作名目，额外诛求者……许被科抑人户越诉”。
5．凡“科买折纳而反复纽折，或别纳钱物过为掊赳者”，“诸色物帛一例科折，互有出入，合折者暗纳本色，不合折者，反输价钱”等，许人越诉。
南宋“州县为民害者，莫如科配，巧立名字，行之自如”。贪官污吏以和籴、和买为名，须索无厌，不为给还。特别是翻复折变，越折越多，成为聚敛百姓的主要手段。南宋朝廷虽然制定了越诉之法，但是此弊始终未能革除。
（五）私置税场，邀阻客商，许客商越诉
在南宋，商税是封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征收商税，南宋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严密的税务网。其苛征暴敛，“酷如杀人”。而知州亦以税务为鹰犬，县令更以税务为肘腋，暗中私设税场，法外敲诈勒索，与朝廷争夺税利。严重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朝廷为了保证政府的商税收入，限制地方官吏对商人的非法邀阻和科敛，准许被害客商越诉。
1．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下诏：“应客旅般米斛，并从便往来，其经由官司如敢非理骚扰阻节，许客人经尚书省越诉。”特别是在灾伤之际，诸谷米“听从便般贩，州县辄阻遏及税务拦截留滞者，并许越诉”。
2．“诸客贩谷米、面麦及柴，辄收税并收船力胜者，徒二年。仍许客人经监司越诉”。
3．“诸私置税场邀阻商旅者，徒一年，所收税钱，坐赃论。仍许越诉”。
4．商客人纳兑便钱，“如不即支给，及公吏令干人邀阻减赳乞觅，许客人越诉。犯人从徒二年科断”。
5．“客旅与诸色人将带会子经过场务，不得收纳税钱，亦不得别作名目骚扰。如违，许客旅越诉”。
6．车船、农具买卖交易，许免收税。“如官司辄敢巧作名目，暗排家力，及抑纳税钱者，许人户越诉”。又规定，因兵火流移渡江，“今欲复业之人，应随行衣物、牛具、驴马之类，并不得邀阻收税，舟船免力胜。如有违戾，许民越诉”。
南宋政府的这些越诉条法，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业的发展，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官府有更多的商税收入。
（六）官司私自科率百姓，许人户越诉
在南宋，州县官吏私自科取财物，无偿役使百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对此，南宋政府亦准许人户越诉。
1．因军兴州县科率，“如修城科买砖石，采砍材木及沿江州郡科造木筏”等。战息之后，“如依旧科率，许人户越诉”必。
2．因军期急切，有不得已合须索之物，如“州县假此声势，过数率敛”，许人户越诉。
3．“州县违法差顾夫轿、车马之类”，“官吏乱作名色拘占舟船”及“州县以权势亲戚过往干托，辄于乡村差借人夫”，并许人户越诉。
4．州县以“献助为名而下科率之令”，“以助州钱为名而科取属邑”；“县官替罢，率于所部以借夫为名而取其直”。皆许民户越诉。
5．当职官吏“违法科敛民钱入己，私役工匠不支食钱，数买绵帛亏减价直”，并许人户越诉。
6．“诸州军依已降指挥免行钱并罢，见系行人户，更不作行户供应”。当职官“收买饮食服用之物，并随市直各用见钱，不得于价之外更立官价。如违，许人户越诉”。
7．凡“官司辄立茶盐铺，虚给贴子，均科人户，勒令赍钱赴铺交纳，未尝支给茶盐，显是违法科抑”。又有“州县酒坊，多就人户赊籴米麦，不支价钱，即将酸黄酒抬价折还。或因节朔、吉凶、修造之类，抑勒酤卖，监系追纳官钱，显属骚扰”。如此之类，皆许人户越诉。
南宋州县对百姓的科取名目之多是少有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南宋统治者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大局出发，对此不能不加以限制。因此，亦准许越诉。
（七）官吏受理词讼不依法，许人越诉
南宋官吏受理词讼，往往“不问理之曲直，惟视钱之多寡”。“以贿为胜负”，“视多寡为曲直”。致使“富者重费而得胜，贫者衔冤而被罚”。甚至“以狱为市，淹延岁时”，至有累年而不决。有的辄相收禁，泛滥追证，逼求贿赂，渔夺细民。南宋的司法审判是极为黑暗的，统治者为了限制官吏舞文弄法，亦准许被冤之民越诉。
1．监司州军受理词诉，如“辄委送所讼官司，许人户越诉”。
2．民间词诉田宅、婚姻、债负，“以二月一日后为人务”，“十月一日后为务开”。但是“富强之家剩时恣横，豪夺贫弱”。因此规定，凡“交相侵夺者，受理不拘务限”。如果“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而州县不为受理者，“许人户越诉”。
3．“民间诸色人讼诉事节，州县监司各有结绝日限”。如果官吏故意枝蔓迁延，“无故而违限者，听越诉”。
4．民讼照条限结绝之后，州县“限三日内即与出给断由”，“付两争人权执，以为将来凭据”。官司“如过限不给，许人户越诉”。
5．州县捕获盗贼，“除紧切干证外，不得泛滥追呼。如违，许被扰人越诉及反坐吏人”。
6．州县捕系罪人，“有不应禁而收禁者，提刑按劾守令以闻。仍许不应禁人或家属经提刑司越诉。如提刑司不为受理，仰经刑部、御史台越诉”。
南宋统治者虽然增制越诉之法，但在官官相护，官吏为奸的封建官僚制度下，并没有能够改变南宋司法黑暗状况，反而愈演愈烈，最后在全国造成了“官司人户亦交相敌仇”的局面。
四、结束语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严禁越诉。而南宋统治者却一反传统旧制，大开越诉之门，广立越诉之法。越诉法的增设，无疑扩大了百姓的诉讼权。而准许越诉的内容，基本上是州县官吏私自科敛百姓的违法行为。因此南宋胡致堂认为，这是天子“以越诉说百姓之心”，“而不恤其乱名犯分”。他从维护封建等级名分出发，认为越诉法的设立，是造成“不顾阶级”、“上侵不已”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否定越诉法的积极作用。
南宋统治者增设越诉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别是南宋初年，几经兵火的洗劫，民力极度贫困，而豪强兼并势力趁机肆意侵欺小民，官吏任意科敛百姓，使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局势下，南宋朝廷准许百姓越诉，以钳制豪强、官吏的法外赳敛，宽恤民力、恢复生产的作法是可取的。在客观上对维护小私有生产者权益，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封建法律的本质是维护封建私有制，首先是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但对广大小私有者也不得不加以照顾。因此，封建法律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南宋越诉法基本上是有关民事方面的内容，而且以维护广大小生产者的权益为主要对象。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也进一步扩大了法的社会属性。使南宋的诉讼法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南宋的越诉法，尽管是统治者作为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强化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但在客观上使百姓的民事诉讼权扩大了。即使是因为官吏赂败，百姓的越诉权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南宋百姓享有更广泛的诉讼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对南宋越诉法在中国封建法律发达史上的地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