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上有一个更曲折的故事：康熙初年新任池州知府郭某在赴任途中被强盗杀害，妻儿被强盗掳掠。强盗发现官凭后，大大咧咧冒名到池州上任。到任后，冒牌知府为政精明，把池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人人敬重。年终考核的时候，上级给假知府评了“政理精明”。唯一让上级官员有点不满的是，池州所征钱粮久不上缴。上司询问缘故，答曰，钱粮重事，一定亲自押解，凑够以后一次性送到，既安全又高效。假知府还邀请上司查看池州官库，上司看到果然钱粮满仓。
在此期间，不断有亲朋好友来池州拜访或者投奔“郭知府”。这些亲友进了知府衙门就被暗杀，无一逃脱。郭知府的小舅子得知这件怪事，亲自跑到池州查探。他比较精细，没有直接去衙门，而是在路上观察知府出巡，发现池州知府竟然不是姐夫！小舅子寻机混入知府衙门，从被羁押的姐姐那里得知真相，赶紧跑到省里报案。安徽省衙高度重视，调集重兵杀入池州，围住知府衙门，抓获了假知府真强盗。调查发现，池州府衙内存有白银八万两。据强盗交待，他准备收齐十万两税银后卷款潜逃，过逍遥日子去，可惜在成功的前夜功亏一篑了。最后，这个很有行政能力的强盗被处决了。
为了杜绝强盗冒充官员，再做出成绩来，让真实官僚们颜面扫地的情况，古代官场不断加强对官员的保护，不让强盗有可乘之机，同时想方设法加强官员甄别和到任确认制度。比如增加官员到任的手续，官员要先拜访各个相关衙门（而不是直接上任），多认识人，增加冒充的难度；比如增加官员身份证明的文件或者实物，且分开保存、多处保存，让强盗难以凭一张委任状就上任。清末，照相技术传入中国，一度产生了给官员照相，存入档案，作为辨认依据的提议。赞同者认为这是最经济的做法，官员只需多交几张照片，就能免去引荐、拜会等交际，直接从原籍去任所上任，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但是这样侵犯了经手官员任用选录手续的吏部官吏们的既得利益，没有被采纳、推广。
相比强盗冒充官员上任，历朝历代更多的假官是平民无赖直接假扮的，骗吃骗喝骗钱财，更骗尊重骗社会地位。如果说强盗冒充官员暴露的是古代人事甄别制度的缺陷，那么这些假冒官员暴露的是整个社会对官员的病态追捧和攀附。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繁华富庶地、温柔富贵乡。五光十色的地方，五花八门的事情也多。比如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徽州商人想打通抚台关节，搞份“批文”。一次，还真让他遇到了一位自称是抚台侄子的公子哥。徽商请他帮忙，公子哥儿满口应承下来。当着公子的面，徽商将银子封好，说：“事成以后，以此物为谢。”过了几天，公子穿着官服，带上徽商的讼词径直走进了巡抚衙门。徽商不放心，跟在远处，看他进去后，在衙门门外等他出来。日头偏西，巡抚衙门的公事已毕，各位官员纷纷出来，大门紧闭。公子哥还没出来。徽商寻思，想必是巡抚大人留侄子吃晚饭吧。他询问门旁的差人，差人都说不知道。到了晚上，公子哥终于出来了，满嘴酒气，说是和巡抚伯伯喝酒了，出来晚了，事情办妥了。徽商深信不疑。公子哥又拿出官封信函文书给徽商，印识宛然。徽商大喜，请客塞银子。两人尽欢而去。
等徽商带着文书去办事，才发现文书上的印章是假的。此事是一个无赖设的骗局。那天是官员谒见巡抚的日子，衙门人多混乱，假“巡抚侄子”混在人群中进了院子，躲藏在某个角落，吃随身携带的酒糕，晚上再趁人杂混乱出来。所谓文书都是事先伪造好，藏在身上带进去的。
徽商久经商场，按说是精明之人，为什么中了假官的圈套呢？首先就是他有求于衙门，而寻常的渠道成本太高，或者压根就不可行，必须攀附官员疏通关节。急于求人，让一个精明的商人丧失了警惕性，给无赖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就是，这个无赖巧妙利用官员拜谒巡抚的机会，给徽商演了一出戏。受骗上当的根本原因，还是徽商本人对衙门公权力的敬畏、需求和追捧。
更离奇的还是假官冒充行骗到受害人不仅不敢戳破，还要替他掩盖，甚至帮忙“转正”的程度。《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故事：明朝江宁县居家的高翰林邀请施御史、秦中书和县里的两位秀才来家一聚，会会一位到访的官员。高翰林介绍说这位官员叫万里，浙江人，20年前自己在扬州会过他。前日，万里从京师来江宁，说已经担任了内阁中书。万中书到了，送进名帖来。高翰林赶出来，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叫管家请轿，开了门。万中书下了轿，只见他头戴纱帽，身穿七品官服，急趋上前，拜揖叙坐。两人相互客气地来到正厅，和四位来客相见。六人大谈科甲学问，许些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的空话套话。官场讲究的就是人脉和和气。初次见面，江宁的各位就和万中书“一见如故”，称兄道弟了。
第二天轮到秦中书做东宴请万里，邀请高翰林、施御史作陪，还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谁知中途江宁县方知县带着二十多个捕快，冲进来，一条铁链套住万里，把他抓走了。
堂堂的内阁中书在三位同僚注视之下，被地方官给抓走了！这事传得尽人皆知，“脸面却也不甚好看”！秦中书、高翰林和施御史三人不能不问，马上派人去县衙打探消息。原来，浙江省台州总兵苗而秀海防不力被浙江巡抚参奏革职。官府在抄苗家的时候，查到了万里拍苗而秀马屁的诗文。于是台州知府发文江宁县缉拿万里归案。
这是个“打秋风”的小案子，并不要紧。严重的是，方知县审查时发现，万里的内阁中书是假冒的。二十多年来，万里在科场上屡次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捞着，年近半百后衣食无着，假冒内阁中书骗吃骗喝，不想在江宁闹得动静太大，又被方知县写入案卷，马上要押解受罚去了。连带着，秦中书、高翰林和施御史三人的麻烦也大了。他们与一个假冒内阁中书称兄道弟，不被人说是同伙、别有居心，也会被追查失察之过。
“若要图干净，干脆替他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位来。买官的钱，让他打欠条，等他赢了官司上了任，叫他一五一十还回来。即便还不回来，也比被动受罚要好。”于是，秦中书拿出1200两银子买官；高翰林赶紧写了一份买官的揭帖送到内阁，先给万里存案排队；施御史连夜打发人进京，给万里特事特办去了。三人不惜代价，发动人脉、连夜办理，万里的“内阁中书”很快“转正”了。他的事情，只剩下写错了几篇拍马屁的文章了。秦中书、高翰林和施御史三人也跟着没事了。
在这里，万里的骗术并不高明，他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的假官能够被人相信，起于高翰林的引荐。有一位官员推荐了万里，说他是内阁中书，秦中书、施御史等人自然轻信了。谁不想在官场中多一个熟人，多一条关系呢？而万里因祸得福，则起于江宁县这个官僚小圈子、小关系网的自保。保存颜面和前途，比揭露、惩罚一个假冒官员更重要。何况，三人替万里买了官，也多了一个真正的官场朋友，还能借此控制万里，并不是血本无归的投资。
如果说《儒林外史》是小说，不足为据，那么清朝乾隆年间还真有一个“假官转正”的真实故事。
江苏常州有一个骗子钱豁五。他从小诵读经书，头脑灵活，笔头上有些功夫，就是不擅长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钱豁五做生意怕吃苦，当塾师嫌贫困，又喜欢吃喝玩乐嫖赌，欠下许多外债，在常州混不下去了，只好远行他乡，以骗为生。
钱豁五远赴广西继续行骗，后来名声又臭了，在广西骗不到钱财了。情急之下，他又生一计：弄到一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黄面的包袱，往身上一背，假冒广西巡抚衙门的信使。他取官道东行，经湖北、江西入浙江，一路招摇动众，吃喝全由驿站供应。直到杭州后，被驿官识破，扭送官府。
一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钱豁五毕竟是个“惯犯”，老辣之致，他不但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开导钱塘县令说：“我假冒官差，固是犯法。但是你将此案一办，岂不连桂、鄂、赣、浙四省相关官员都要被定个糊涂失察的罪名？”钱塘县令经其提醒，哭笑不得，只得将他关进监牢里，放也不是、判也不是。恰巧有一位常州籍的御史到杭州，听说老乡中竟有这么一位“人物”，觉得关在牢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为他说情开脱，并把他介绍给盐运使柴某人当幕宾，专司出纳一职。盐运衙门本是个肥差，钱豁五在此如虎添翼，大展身手，两年下来，足足捞了十多万，遂化名“钱炳”为自己捐了个五品官。昔日骗棍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也算修成“正果”。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钱豁五还没来得及享受真正的官员待遇，姓柴的盐运使遭人检举入狱，钱豁五被打入同案，结果革职发配，充军去了。
钱豁五的例子和万里的故事，异曲同工，都是官僚体系为了私利，将假官漂白成真。其中的转化不是假冒者自身能够完成的，他们是被动的。假官的出现，是官僚体系的病症表现。如今假官“成真”，则表明官僚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了。不从根子上加强对公权力的限制，就不能杜绝假官现象。
其实，除了强盗假扮官员、骗子冒充官员外，还有一类数量更庞大的“假官”。他们就是那些依附在官员身上，能够分享到公权力的人群，比如达官显贵的亲戚家人，善于整合资源牵线搭桥的读书人、同乡、故友等。不少官场的沟通、麻烦的处理，都是由这些人暗中执行的。他们在人前谈吐严肃端庄，表现得正义凛然，但他们不是官员，不用承担政治责任，办好了不能升官发财，也没有俸禄或补偿。那他们图什么呢？——利用公权力图谋私利。
和珅倒台时，他的管家都被查出收受了数万两银子的贿赂。俗话说，丞相家人七品官。和珅的家人可比七品官员牛多了。和珅当权时，府邸所在的胡同挤爆了各地、各衙门和各个级别的官员，因为满眼看过去都是顶戴，人称“顶子胡同”。很多人求见和中堂不成，转而结交和府家人。地方总督、巡抚和和府管家称兄道弟，道台、知府与和府看门的结拜兄弟，都不是新闻。严格说，他们不是官员，在很多人看来，却比真官的能量还大，比真官还真，收益自然少不了。数百上千的银票流向和府家人的兜里，各个官员逢年过节更不忘给他们送一份礼品。
古代那么多人冒充官员，看中的就是公权力身上附着的丰厚的额外收益、衍生权力，追求的是那种被社会追捧攀附的感觉。要不，怎么没人去冒充杂货铺的掌柜啊？
古代的“官二代当官”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的弟弟薛王李业死了。礼部侍郎贺知章负责给李业的葬礼挑选“挽郎”，不料在这个小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长安城内因此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
所谓的“挽郎”，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算不上什么好事，但给帝王当挽郎就不同了，报酬优厚。治丧结束，吏部要登记挽郎的人事材料，分官配职。也就是说，挽郎当完就当官——这就是给皇家抬棺材的报酬。因此，每次帝王葬礼的挽郎无不集“一时秀彦”，满眼看去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官二代）。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不能染指。比如东晋南朝时期，帝王后妃的挽郎，规定要是六品以上公卿大臣的子弟。到了唐朝，十三四岁的公子哥就能选上挽郎，踏入仕途，比寒窗苦读轻快得多了。因此，听说薛王李业死了，长安城内外的官员子弟们跃跃欲试，争着要当挽郎，要挤入“后备干部”队伍。
贺知章自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他最后挑中的挽郎人选，也不可能全部是“一时俊彦”，让所有竞争者都心服口服。于是，未能入选的官员子弟们群情激奋，大骂贺知章不公，跑到礼部大吵大闹。情绪激动的公子哥们还到处找贺知章，要痛殴他。礼部吏员们惹不起躲得起，紧闭礼部大门。公子哥们就堵在衙门外高声叫骂，不少看热闹的人也跟着瞎起哄。这一下子就恶化成了影响首都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对这种事，其他衙门的官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人出来管。说不定，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入选，对贺知章怀恨在心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还得贺知章出来平息混乱局面。贺知章就在礼部衙门内搭了个梯子，爬上围墙，趴在墙头上喊：“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意思是说：“大家别着急，听说宁王的病情也很危急了！”“宁王”是唐玄宗的大哥李宪。当年，李宪主动让贤，把太子宝座让给了三弟李隆基。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对主动让位的李宪优待有加。贺知章的潜台词是：李宪死了，葬礼会更隆重，挽郎的数量会更多，大家都还有机会！
聚集的公子哥们听贺知章透露如此宝贵的小道消息，纷纷散去，回家等宁王李宪的噩耗去了。只是不知道，病中的李宪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这个故事里的挽郎，为官僚子弟直接当官提供了便利渠道。中国古代始终存在“官二代当官”的制度便利。秦汉以后，“世官世禄”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寿终正寝，但阴魂却一直没有消散。西汉就确立了“任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