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官有排衙，净道出巡，威严肃穆，声势显赫——这在一板砖能拍倒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御史的京城是难以想象的。京城里达官显贵、王公大臣密布，谁能乘马谁能坐轿，用几匹马坐几个人抬的轿子，可以带多少随从、使用什么仪仗，甚至谁与谁相遇，如何避让、如何行礼，面面俱到，都有繁琐得不能再繁琐的规定。稍微有一丁点违规，就是“僭越”，就是“非礼”，是要被御史老爷弹劾的。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子，带一两个小厮随从，不得不低调。在州县，情况就不同了。普通知县出行，动静都能和京城的顶级权贵相媲美，首先是铜锣开道、衙役净街，接着是长长的仪仗：先是高高举起的“肃静”“回避”牌，再是“某年举人”“某年进士”“某县正堂”“七品顶戴”“加级记录”“赏戴蓝翎”或“某某嘉奖”等等牌子，谁都能拼凑出一溜来。走完仪仗才是老爷的轿子，四人抬是最普遍的，此外还有押轿的长随、紧随的幕僚。殿后的是官府的差役，能量稍大的外官还能“借”来正规的官兵。这阵势，不仅能吓住乡野村夫，也能把同品级甚至高品级的京官惊得目瞪口呆。
清代笔记《巧对录》转录杨仪《明良记》说，官员使用伞盖有严格的规定，明代京官只有考官入场、状元归第时才使用，其他时候不敢打伞。当时的南京作为明朝的“留都”，保留了一套京官序列。南京京官在用伞方面稍稍宽松一些，显贵的人平常敢打两檐青伞。曾经有南北两个京官互开玩笑，北京京官说南京同僚：“输我腰间三寸白。”（牙牌）南京京官就回道：“多君头上两重青。”（两檐青伞）在实践中，古代官员还是倾向于当京官。明清的新科进士，最优者选翰林，平常者谋求中央部院职位，劣等进士才被分配到州县。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外官有排衙，可以摆官威官仪，但事务繁杂，升迁不畅，政治前途黯淡。按照投入和产出来说，当外官是付出多、回报少的一条路。
现实也的确如此，新科进士出任外官，沉溺州县几十年，很多人一辈子都只是知县、知州，少数人能够熬到知府、道台退休。至于升迁为巡抚、尚书的，简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其中的原因，大致是外官晋升的竞争远比京官激烈，且政务烦杂、责任重大，极易出错，耽搁前程。巡抚、尚书职位，几乎被进士出身的京官所垄断。明清政坛常见的“星光大道”是这样的：进士出身、入选翰林，几年后调任中央部院，再外放地方藩臬、道台（最不济也得是知府），在地方锻炼一两任后升迁为督抚藩臬或者回京任尚书、侍郎、九卿。通常只要二十年出头，一个新的达官显贵就诞生了。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留京为官。一些人就热衷当外官。个中缘由，不能全归为排衙的魅力，还有其他诱惑：地方官缺一般比同等京官“肥”，实际收入高。清代一个知府的养廉银几乎与内阁大学士相当；地方州县生活压力小，外官生活质量较高，尤其是在一些风光旖旎的鱼米之乡。清代京官，外放一省学政，不仅一辈子吃喝不愁，还能收一长串的弟子，并且吟诗诵词，指点辖区景点，好不快活。外官在游山玩水之时，京城的同僚们说不定正驾着小驴车，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进出各家当铺典当衣物呢！
说到游山玩水，这简直是外官的“工作”内容之一了。修缮辖下景点、挖掘人文内涵，搞好了不仅能提升辖区的知名度，这项工作本身还能名垂青史。比如，杭州要感谢白居易、苏东坡两位父母官，扬州二十四桥要感谢杜牧。如今，神州大地的很多景点，都得益于古代的文人官员的修缮、提炼。
唐朝大中年间，雍陶出任四川简州（今简阳）刺史。州北二里，有一桥，名“情尽桥”。雍陶一次送客至情尽桥，问左右：“何为名此？”回答说：“送行之地止此，故耳。”雍陶认为用“情尽”二字命名桥梁，未免有背人情，因此改名为“折柳桥”。并题诗：
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
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这一改名，很快成为了地方佳话和文坛趣事。历代文人墨客经过简州，就多了一项谈资和一个流连、题咏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进士胡德琳出任简州知州，在折柳桥附近道旁广植杨柳，两行垂绿，直至折柳桥前，风景大增。他也写了一首七绝，说折柳桥：
夹道垂杨千万枝，春风长养碧参差；
桥边系马情难尽，折柳谁怜种柳时。
胡德琳就是一个文人官员，喜欢以诗文会友，为官每至一地，搜罗当地文献，编修地方志。他在四川、山东等地为官多年，主持编纂了多部志书，顺便自身也成了一个藏书家。
同样喜好诗文的赵熙，清朝末年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公余，与一帮士大夫经常相聚于“广和居”酒家，谈诗文只是幌子，主要是对现状不满，一起来发牢骚、骂朝廷。聚会的都是士大夫、穷京官，没一个富豪权贵、上层人物，赵熙就自嘲大家是“下流社会”。
一次聚会，大家谈起直隶总督陈燮龙让妻子拜庆亲王奕劻为义父、安徽巡抚朱家宝让儿子拜奕劻的儿子为义父，都变相实现了自己给奕劻当儿子的“愿望”，认为这两人奔走权门，“无耻”。朱家宝和赵熙是同年进士，有很重的“年谊”。赵熙照骂不误，骂了不解气，还在“广和居”墙壁上题诗，讽刺“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店主惧祸，赵熙等人前脚刚走，后脚就叫伙计把诗给刮掉了。这事儿如果搁在地方州县，知府大人题写的诗句，就算狗屁不通，哪个店家敢刮、敢铲？
在游山玩水方面，苏东坡是一个典型。他历任外官多地，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旅游和吃喝方面的佳话，菊酒、荔枝、东坡肉……一个也不能少。后人非但不说他“不务正业”，还觉得他是一个好官，顶多再说他“好吃”。说到吃，中华饮食博大精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宦游九州，绝对是“吃货”官员的最爱。我们就以四川成都为例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方人贺伦燮任四川警察总监时，常在正兴园喜用北方味宴客，他喜大油好美器，人称“贺大油”。1909年的《成都通览》载：“席面之讲究者，只官正兴园一处。……其磁盘瓷碗，古色斑驳，菜亦讲究，汤味甚佳，所谓排场好而派头高也。”后来，浙江人周善培继任警察总监。他亦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他的特点是求出新，常以扬帮菜味与川菜、川味相结合，烹制出“茄皮鳝鱼”、“芋头圆子”等菜品。还用新津县牧马山的大灯笼海椒，挖空瓤子，内填鲜虾，再掺入绍兴黄酒，使江浙菜略带四川辣味，达到“解酲未减黄柑美，隽味能欺紫蟹香”的美誉。（《益州集粹·川筵》）外官之中，多美食家、旅行家，这能否算是任职外官的一大吸引力呢？
不过话说回来，美食也好、风景也好，都不是评价政治成败的标准。成为美食家或者旅行家并不能为官员增加政坛斗争的筹码。“不务正业”的苏东坡在政治上就不太成功。要想平步青云，还得走京官路线。那么，为什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热衷外任呢？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他们与权力欲的相对“绝缘”。他们不追求飞黄腾达，所以投向地方、投向村镇和山野。州县吸引他们的，固然有美食美景，有淳朴的民风，更有保持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
古代官员编制非常之少，一个县里吃皇粮的人屈指可数。知县上任后，拥有极大的权威，可以号令一方。同时，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在天高皇帝远的州县里，有心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甩开羁绊，一展拳脚。清朝的方大湜，出身州县官员，在光绪年间历任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算是外官中的佼佼者。解职归田后，方大湜对亲友说：“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在方大湜看来，省级的高官比不上州县的父母官，可以独立自主，施展平生所学、实现施政抱负。
如此的权威和独立，或许是那些怀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夙愿的父母官更在意的。如果说飞黄腾达和服务百姓，是两个不同的选择。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历朝历代都有官员选择了服务百姓，舍弃前途。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闪光点。
古代官员的“红”与“专”
古代官员是一个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实业等非常规工作，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不要求负责官员掌握相应的业务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全面发展，到处开花，今天抓教育明天管财政后天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挨个当过去，令人叹为观止。“学在于长，业在于精”的规律在古代官场失灵了。为什么官员们都是全能王？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精通吗？会不会“外行管内行”，对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呢？
“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是儒家理论的教育。客观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和实际政务有很大的距离，对读书人入仕后的实际工作帮助不大。
而官府要录取的恰恰是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在财税、水利、侦查、审讯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科举考试不考钱粮刑狱，却考君臣礼义。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官场实践有关的录取标准，那就是唐宋之后选拔官员，要看能否写一手合格公文，往俗了说就是看候选者会不会打官腔、写官样文章。专业历史名词叫作“判”，公文判词能做到文辞通顺、没有纰漏、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优先录取。
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他们所有的是满腹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比如明代大清官海瑞当父母官，审案的标准就是遇到财产纠纷，宁可委屈士绅尊长，也要站在百姓卑弱的一方；但是遇到名誉礼仪的官司，宁委屈百姓，也要维护士绅尊长的利益。这就是从儒家道德出发的审案标准。至于朝廷繁复的律法条文和种种判例，海瑞可能并不精通，很多官员甚至都没拿起来翻阅过，自然做不到“依法办事”了。
说到司法，古代官员常常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用刑”。对于贫苦孤独或者情有可原者，父母官常常减轻甚至免于刑罚；而对于残暴跋扈，激起民愤者，往往刑上加刑，动不动就先来四十大板杀威棍，甚至“立毙杖下”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此“有法不依”，古代官员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留名青史，说不定离任时还会有绅民送“万民伞”，“脱靴遗爱”，来个挥泪相别。说到底，还是儒家道德在其中起作用。司法如此，民政、教育等其他政务也如此，维护儒家道德是官员们首要的考虑，业务成效倒在其次。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是对君王忠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听皇上的话、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专制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就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官场任何制度都是围绕着君主专制而制定的，由于立法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个人的爱憎，所谓职官管理成为君主控制官员、维持皇权的手段。帝王的好恶决定着个人前途荣辱。于是，官员“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谁还去真正重视业务工作呢？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府职能可分为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两大类。历朝历代设官置衙，帝王都突出政治统治的衙门的分量。除了掌管具体业务、维持国家运转的六部之外，唐宋之后的历朝历代无不设置了名目繁多、规模庞大、叠床架屋般的其他衙门，比如通政司、翰林院、都察院、太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国子监、詹事府、宗人府等等，更不用说校书、锦衣卫、粘杆处等等了。这些机构或许曾经掌管具体的业务，或许仍然经手些微事务，但基本上是闲职，主要是为了维护帝王的威严、保证体制的稳定和忠诚。皇帝离不开这些“冗、虚、闲”的衙门，在其中安插了数目并不亚于业务部门的官员。他用这些闲职来犒赏效忠自己的官僚，安排体制内部的冗员，监视官僚队伍的动向，或者考察、锻炼、栽培某个官员。这就告诉那些只会八股文章、不识人间疾苦、不分豆菽麦稻的官僚们，不学无术没关系，不会办事也没关系，只要效忠皇帝，仍然有大把的官位虚席以待。
政绩是浮云
如果官员都重政治轻业务，业务成绩（政绩）不好怎么办？比如钱粮征收不足额，辖区内治安不好，怎么办？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业务考核。
理想的业务考核能够优胜劣汰，奖励埋头实干有成绩的官员，淘汰那些不干实事甚至干不了事的庸官昏官，从而促使官员们都钻研业务、提升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