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颁布了一部法令，皇帝就怕官员营私舞弊，再颁布一部新法令来监督官员；推行一件政务又怕执行的官员欺下瞒上，再推行另一件政务来预防。如此一来，政令和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编织成了密密麻麻的针对官吏的法网。这张“治官之网”远远大于“治民之网”，也要远远密于治民之网。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律”相当于法律，其中治官和治民的条款基本相当；而令、格、式、会典、则例等，几乎全部都是针对官员的。比如清朝监察、处罚官员的法规大全《吏部处分则例》，皇皇巨著，有52卷之多，内容涵盖官员可能犯的、不可能犯的所有错误及其惩罚。此外，清朝还有《漕运则例》、《军需则例》等治官之法和公文格式、行文规矩。正常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这些条条框框。事实上，除了吏部的少数老书吏，全天下的官员都搞不清楚其中内容。这就便宜了少数书吏，在其中上下其手，生财有道。
置身密网中的官吏们，动辄犯错。官吏们犯的错误，分为私罪和公罪。私罪是指官员以权谋私或不道德的行为，如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等。公罪是指官员在执行公务中犯的错失和违法行为，比如办事错谬、怠忽职责等。明清时期，公罪多如牛毛，多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比如公文晚交了一天半天、公文用错了印信或者印信盖歪了盖倒了、没有按时侦破辖区发生的案件、辖区发生重大事故或者极端违背儒家学说的案件（比如奸杀、弑父等）、没有完成朝廷交办的苛捐杂税等等。甚至清朝规定，辖区大街上出现扭秧歌、唱花鼓的妇女，也是父母官的一桩公罪。
少数公罪要被革职罢官，但绝大多数公罪的处罚很轻，只是罚俸、记过、申饬等等，但这些处罚会变为官员仕途上的污点，影响日后的升迁，就好似埋下了定时炸弹。
因此，官员上任之前无不早早就聘请一大批幕僚，协助应付种种治官之法。这是一项相当复杂、艰巨的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从业门槛很高，以至于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明清时期，要想吃幕僚这碗饭，除了识文断字之外，要埋头钻研各种规章制度、惯例常规，还要在衙门阅历多年，进退有据。书吏和师爷等人一辈子吃衙门饭，子孙也往往重走父辈的老路，变为世袭的职业。许多衙门伎俩、政务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且不方便和外人道来，子弟就成了最好的传授对象。同时，繁复的政令、层层叠叠的官场故事，不是一个人花几年时间就能学会的，需要从小学起。这一切，都导致了幕僚行业的世袭化。明清就有人总结为幕为吏的经验教训，编著成书，诸如《幕府举要》、《吏事必读》之类的小册子就在小范围内流传。又比如浙江绍兴地区，百姓有游幕四方，给长官当师爷的习惯，所以清朝衙门的师爷多数是绍兴人，人称“绍兴师爷”。其他地区的人想打进去吃这口饭，还真比较困难。
官员和幕僚，往好了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拉下来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利益相关、荣辱与共，往坏了说则是相互利用、相互提防的关系。读圣贤书、科举入仕的官员们，离不开幕僚、书吏帮忙打理政务，规避各种法规风险，应付各方面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可是在实践中，官员显然掌控不住下面的僚、吏，弄不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于是，僚吏们就窃取了实权，为自己谋取私利。晚清，僚吏们的实际收益竟然比官员老爷们还高，他们宁愿终身为吏，也不愿意花钱买官当。有官员就哀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矣！”殊不知，这样的局面是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
宋朝大名人范仲淹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还留有另一句名言：“凡为官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后一句是从官员角度对前一句的注释，告诫官员们要勇于干事，锐意进取。
清朝末期，陈其元就是一个奉行“不可有私罪，不可无公罪”的官员。他在江苏南汇当知县的时候，上级衙门发文要求各县掩埋暴露各处的尸骸。陈其元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各处掩埋尸骸，历时三个月，共埋葬四万多棺，因故全县还有一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向上级领导申文汇报情况。公文要上报时，幕僚们粉饰其词，初稿写作“掩埋净尽”。陈其元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一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他坚持将实际情况上报。而邻县的知县仅掩埋一千七百棺尸骸，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上司的公文很快下来了，给掩埋一千七百棺尸骸的邻县知县记大功，给南汇知县陈其元申饬处分。经历此事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没有必要认真，像裱糊匠粉刷墙壁一样，糊弄一番就可以了。
虽然知道要明哲保身，但对有责任心、想有所作为的官员来说，很难舍弃责任、昧着良心干事。之后陈其元调任青浦县。一夜，县城里发现一起盗贼入室行窃，被主人发现后改偷为抢，劫财而去的案件。陈其元勘察后，定性为“入室抢劫”。第二天，事主主动上门，声称昨夜并未“遭劫”，而是“遭盗”。原来，“劫”案和“盗”案性质不同，劫案性质恶劣，侦破限期短，县政府官吏（包括陈其元在内）承受的压力大，所以青浦的书吏就连夜“暗示”事主改劫为盗。这对官吏们有利，陈其元沉思之后，坦然告诉事主：“你确实是遭劫，而不是遭盗。如果我不能按期侦破劫案，那是我的‘公罪’；但如果我明知是劫案，却改为盗案，就是我的‘私罪’，就是我官品、官德有问题了。”陈其元坚持定为劫案上报，结果上司催逼，他半年后没有侦破，按规定罚俸半年；一年后还没侦破，又被罚俸一年；一年半后还没侦破，陈其元就被撤职了。像他这样有责任心、认真工作的官员，终生蹉跎在州县小官上，没有得到提拔。而那些品德、能力都不如陈其元，却擅长明哲保身、文过饰非的官员，仕途要好得多。不知道陈其元当年看在眼里，有没有堵在心里？
多做多出事，少做少出事，不做不出事。大环境倒逼着古代官员明哲保身，事情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少干事甚至不干事。
历朝历代都推出一批官员楷模来，正史中都专列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那些奉公守法、治理一方卓有成效的官员，能入传者留名千古，令人羡慕。但细看之下，循吏大多数是中低级官员，在清明时期也就做到道台、知府为止，只有少数能做到省部级官员。《明史·循吏传》中的30位正传传主，只有4人最后做到了司（副省级）、道（省级直属机关）一级的官员，比例为13%；《清史稿·循吏传》中的57位传主，只有17位做到了司道官员，比例不到30%。其他循吏，不是长期徘徊在州县职位上，就是被人排挤、弹劾或主动辞职，离开了官场。为什么好官得不到提拔呢？相反，几乎所有的循吏，即便是那些最后升到高品上位的人，都有因为办实事、搞改革而遭到弹劾中伤、处分申饬，甚至罢官撤职的经历。
宋代以后，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什么都不做，浑浑噩噩混日子，也能做到知府、道台退休。那么，做个“循吏”和做一个“昏官”有什么区别呢？
古代官场升迁，虽说不拘一格，实际上还是有一条条的硬杠杠卡在那里的。这些潜在的标准也倒逼着官员们不干事，一心钻营升迁。
以明朝要入内阁、清朝要入军机处为例，有一系列的隐性条件卡在官员面前。首先是必须科举出身，做过翰林者优先考虑。其次是年龄。55岁以上官员几乎就不提拔了，所以有心拜相的大臣必须低于55岁。再次是从政履历要完整。候选官员既要兼具地方、中央工作经验，又要当过一把手，担任过巡抚、知府等实职。假设一个有志仕途的青年，10岁开始启蒙读书，在25岁考中进士，先花三五年到翰林院镀金，然后到地方担任府县官员，再以三四年一品的速度提升，既当过省里的领导，又当作中央部委院的尚书、侍郎，平步青云，中间不能有任何处分、耽搁，才有可能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具备丞相候选人的资格。一旦他科举失意一两次，或者中途遭人弹劾罢官，或者在某个职位上多耽搁了一个任期，就可能丧失候选资格。除非他有“非常手段”，能够破格升迁，才能把耽搁的时间弥补回来。
级别的高低，是古代官场评价官员成败和人生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官员们只能埋头钻营，用最少的时间混一份“超级简历”。熬资历，混履历，就成了官员们的理性选择，谁还去埋头办事啊？
后人分析明清时期高级官员的政治简历，能够梳理出一条大致相同的升迁之道：科举出身，从京官做起，升迁到中等品级后外放地方官，从知府或者道台做起，尽快升迁为省级官员，再经历几个省的“交流任职”后回任中央部委，最后谋求进入内阁或者军机处。其中的关键有两处，第一是年轻的时候当京官，尽量提高级别，之后“空降”地方做的官越高，最后能达到的品级就越高；第二是做到地方督抚或者尚书、侍郎后，如何竞争进入内阁或者军机处。那明清朝堂上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无不是京官出身，履历完整的老朽之辈，诚如梁任公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不可能居其位、得其职。推而广之，“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无不如此。只有到局势动荡的王朝末期，才会出现像袁世凯这样既没有科举出身，又是一步步从地方实干上来的军机大臣。即便如此，晚清军机处里也只有袁世凯这么一个另类。
这些人，“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历经千辛万苦“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他们竭尽了毕生力量去当官，而不是办事。哪怕是他们想先当官再干事，可等权势到手，已经须白齿落，需要他人搀扶了，哪还有精力和时间去办实事、办大事？
然而，古代专制政体的一大特点就是揽权，权力越集中，官员们需要处理的政务就越多，责任就越大。他们又是如何卸去那如山般的政务和责任的呢？
古代官员总结出了两大法宝。第一就是唯上。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的，官员的升迁祸福取决于上级的意见，于是一切以上司的意见为准，唯上司马首是瞻，再配合逢迎拍马，就能顺利熬资历，混履历了。上级衙门传下命令和文件，能转发的，就依样画葫芦，转发给下级衙门办理；不能转发的，就揣摩上司的意见，给一个中规中矩却言之无物的回复。第二则是圆滑。做事不求实效，只求规避风险。为官只求一团和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久而久之，“团结”代替了奋进、“灵活”排挤了原则，“沉稳”埋葬了激情，所有官员的个性都被磨平，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倒翁。而圆滑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事不做、呆坐终日。这样做，不一定是升官的捷径，却肯定是升官的坦途。
明代以后，很多官员将地方官职视为畏途，避犹不及。即使迫不得已要去混地方官的履历，也是抓紧做表面文章，争取早日高升。究其原因，是地方官职事务繁多，难免要去做事，容易出事，不利于升迁。官场人称：“州县官犹如玻璃屏，触手便碎。”新科进士，如果被分配当地方知县，如丧考妣，乃至有大祸临头、仕途绝望之感。被逼上任后，每日求菩萨保佑，保佑辖区内无灾无难、五谷丰登，保佑辖区内盗匪绝迹、路不拾遗，再以“钱粮完纳”、“刑狱已清”、“文教昌然”等好词蒙混上司。有矛盾有问题，没关系，只要别爆发在自己任期内就行。今日我任期已满，哪怕是洪水滔天、野兽遮道，也与我无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衙门口的差役千方百计阻止百姓击鼓鸣冤、出巡的县官为什么稳坐轿中紧闭窗帘对民情民意视而不见了。多一事就多一分风险，仕途压力巨大的官员们伤不起啊！
要想当官，就全心全意当官，别想干事，更别想什么“为民造福”、“锐意改革”了！这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大悲哀。
京官与外官，孰优孰劣？
京官与外官，前者为官在京城、处庙堂之高，后者在地方、居江湖之远。对于古代官员而言，到底是当京官好呢，还是出任外官好呢？
京官与外官，各有好处。外官常说：“我爱京官有牙牌。”京官则说：“我爱外任有排衙。”牙牌，是朝廷官员朝会时携带的三寸白牌，一般由象牙或者兽骨制成。官员用来记录奏事要点，备忘用。排衙，指的是地方官府的集会议事，通常仪仗大陈，煊赫热闹，后来引申为外官的官威官仪。
牙牌与排衙，读音颠倒，被用来指代京官和外官的优势。京官有牙牌，身处权力核心，能参与最高决策，这是埋首具体政务的地方官所不具备的。清朝，吏部的郎中、员外郎乃至普通主事，有事途经地方，总是能得到超规格接待。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都免不了亲自接风与饯行。他们款待的，不是京官的品级，而是京官手中制定政策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