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太监，在宫廷30多年，因迎立汉桓帝登基有功被封为费亭侯。汉末太监发达后，流行蓄养义子来继承爵位、家业。曹腾就抱养了一个小乞丐，取名曹嵩，作为嗣子。这个曹嵩无甚可说，但是他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取名曹操。曹腾就是曹操的“祖父”，虽然让曹操沾上了“阉宦遗丑”的恶名，但在曹魏建立后依然被追尊为高皇帝。曹腾阴差阳错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太监皇帝。
雍正为什么讨厌浙江人？
雍正皇帝曾扬言：“朕补授官员，但观其言语明白，人才去得，即加擢用。”实际上，雍正皇帝用人有明显的偏向，并非“言语明白”的人就能得到重用的。其中，雍正讨厌浙江籍官员是最明显的一个偏向。
浙江德清县人许镇拟任江西南昌府知府，由吏部引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他的履历片上批注：“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风习。”显然，这里的“浙江风习”是与“明白”相反的一个词。雍正皇帝是讨厌“浙江风习”的。同样的意思，雍正用的更多的是“浙江风气”，甚至贬低浙江为“下江”，贬斥“下江风气”。
浙江会稽县人、山东粮道鲁日华有幸受到雍正的夸奖：“好的，一点无浙江风气”；浙江会稽县人、广州府同知马世枢“人甚老成明白，显露毫无浙江风气……着实去得，将来可成器”；浙江海盐县人、广西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浙江人、镇江府知府毛德琦“人去得，卓用的，人老成，不似浙江人风气”。这些浙江籍官员得到雍正肯定和夸奖的原因恰恰是“不似浙江人”。
当然了，即便是雍正判断一些浙江籍官员不错，但也担心是伪装表演的结果。这在浙江山阴县人、江苏丹阳县知县吴栋的履历片上最突出。雍正写道吴栋“老成明白，不似浙江人、只恐桩（装）作，若不，好州县”。同县人、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在引见时，给雍正的印象也不错。但雍正在心底对朱叔权还是不信任：“（朱叔权）着实明白，有良心，总不似浙江人，请训旨时口口称奴才主子，将来若走正路，乃大器也。”在雍正看来，浙江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大多不走“正路”，所以成不了大器。
那么，雍正为什么对浙江人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首先，浙江人身上有雍正厌恶的“科场习气”。科场习气在雍正看来是拉帮结派、迂腐保守、务虚不务实等等劣习。科举取士产生的师生、同门、同学等关系，的确让科场出身的官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甚至党同伐异；而四书五经也读得很多书生因循守旧、迂腐笨拙，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但雍正认为科场习气就是彻底的贬义，则以偏概全。科甲出身的人，也有许多刚正耿直、学以致用、政绩卓著的好官。不幸的是，浙江人才荟萃、文教昌盛，是科场大省。金榜上，浙江书生往往名列前茅。这无形之中却犯了雍正的一大忌讳。
第二，浙江省不幸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吕留良、钱名世、查嗣庭、汪景棋等浙籍文人引发了多场文字狱，让雍正“印象深刻”。清朝建立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多少残存着若干晚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反抗精神。民间流传着一些针砭时弊，显露不平之辞的作品。这在雍正皇帝看来就是“不忠”，需要残酷打击。比如，查嗣庭引见时，雍正对他没有好感，说他“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狼顾，是古代相术中典型的不忠之相。
浙江多发文字狱，既有文化昌盛和帝王多疑的原因，也表明浙江读书人在高度专制体制下还保留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的皇帝）看来，书生也好，官员也罢，首要的品质是效忠帝王，无条件地忠诚于皇帝。只有首先是奴才，才能成为人才，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愿意当奴才的浙江书生，自然不讨皇帝的喜欢了。
第三，雍正认为浙江民风刁顽，“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传统王朝追求的是安定和谐，希望臣民都在王朝体制下规规矩矩地生活，不要多事，不要怀疑。而浙江省偏偏民风“刁钻”，每年上报朝廷的诉讼案件很多。雍正自然认为这个地区人心不古，“兴讼”“喜讼”。为此，雍正还暂停了浙江乡试三年，特派“观风整俗使”这么一位钦差常驻浙江治理民风人心。尤其是杭嘉湖平原，被雍正认定是人心坏透，是整治的重点。
绍兴人鲁迅说：“绍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卧薪尝胆之乡。”这句话用在浙江全省也有效。浙江人骨头硬，敢于维护自身权益，不惧斗争，善于斗争。这在专制帝王看来就是不安分，不老实。但是，一个连自身权益都不敢相争的人，怎么指望他去为国斗争呢？可是在雍正（也包括所有皇帝）看来，天下官民只需要服从与忍耐，至高无上的皇权自然会为人人安排好秩序、稳定和生活。
第四，浙江省社会发达，流动性强。大批浙江商人、书生到全国各地讨生活。这又是和雍正皇帝“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相违背的。雍正说绍兴“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指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官衙的现象，几乎有“无绍不成衙”的趋势。这些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替雇主解决钱粮、刑名事务，甚至处理政务。其中有不肖之徒，贪赃舞弊，欺压良善。但多数绍兴师爷是靠本事吃饭的“职业经理人”，是受到各级雇主认可的——不然这种现象也不会持续几百年。遗憾的是，雍正设想的治下是没有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他希望人人安于皇帝指定的角色和位置，消灭到处乱跑、自己控制不了的商贾、师爷等活跃分子。
更让雍正气愤甚至害怕的是，浙江商人和绍兴师爷到处闯荡后，视野开阔了，底子硬气了，独立性越来越强。比如，绍兴师爷非常有骨气，坚持与雇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上下级或者主仆关系。雇主有怠慢或者侮辱，绍兴师爷就拂袖而去。鲁迅先生曾说，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气节和独立精神，严重刺激了崇尚强权稳定、提倡忠顺服从的雍正皇帝。
如果某个省份有上述“恶习”中的一两条，可能还不至于让雍正皇帝产生严重反感。不幸的是，浙江省沾了所有讨雍正厌的“恶习”。他认定浙江的人心民风与王朝体制格格不入，需要重点整治。
这种厌恶还遗传给了儿子乾隆。乾隆皇帝对浙江人的印象也不好：“朕闻浙江政治废弛，风气浇漓。官吏则上下相蒙，民情则狡诈百出。”在官员履历片上，乾隆继续用“浙江风气”来表达贬义。
乾隆四年，浙江人陆纶拟任湖南永州知府，乾隆引见时批注：“老实人，颇无浙江风气，但非大器也。”可见，浙江人在乾隆眼中也是成不了大器的。同年，江苏武进县人庄柱拟任浙江温州府知府，引见后乾隆写道：“人不浮而晓事，江南中好些的，将来藩臬都可试用。似结实，直爽人，而讷于言，不似下江喋喋利口之流。”可见，乾隆认为“下江”人伶牙俐齿、狡诈奸猾。庄柱幸亏不多话，是皇帝喜欢的老实人，所以被乾隆内定为省部级官员（藩臬）的后备人才。
其实，“浙江风气”普遍不受清朝皇帝的喜欢。各个皇帝都不喜欢有浙江风气的官员。但是在公开场合，没有一个皇帝承认这种用人偏向（履历片是保密的，皇帝可见，当事人不可见）。顺治皇帝处分了许多江浙官员，却特别强调：“朝廷立贤无方”，“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乾隆时，御史杭世骏反映了国家用人重满洲轻江浙，遭到革职处分。
专制帝王讨厌浙江人，恰恰是浙江人的光荣。它说明在专制独裁时代，浙江人还保有难得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