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观念转型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92年之后）
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电视文艺批评标准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变革就是对广播电视属性和功能的认识的转变：在战争年代，广播是号角，是旗帜、是战斗的武器，是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进行斗争的舆论工具；在建国之后头二十多年里，广播（包括已出现的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工具，是配合政治运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多年来，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广播电视时间和内容的安排，广播电视工作着重点的界定都是基于对广播电视上述阶级属性、政治属性的认识。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广播电视以其自身的政治能力、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我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如十四大报告在谈到原有的经济体制时认为的：“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应代之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强化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
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起点，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始，电视台开始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批评，一方面承继着上一时期对于艺术本体的探讨，随着电视文艺实践的丰富继续深化到节目内部追寻艺术规律，细化各个节目元素的研究，比如主持人研究、电视剧美学研究、电视栏目研究等等，而且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方法开始尝试运用，比如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研究电视剧等；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关注电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包括对于电视文艺的社会功能的争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主流文化”、“雅俗共赏”关系的争论；另外，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电视文艺的传播效果，电视文艺受众调查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电视文艺节目的评价标准中，“收视率”成为重要参考指数，甚至发展到了为了经济的目的唯收视率是求的地步。同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批评现象是“炒作”式的批评，这类批评多数是受一定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为电视台赚取收视率摇旗呐喊，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易回避的现象。
这一时期，有线电视的传播面继续扩大，同时，卫星电视进一步推动了电视事业的发展。1996年，全国除中央电视台外，有17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上了星。1998年，所有的中国省级电视台都已被批准上星，加上中央电视台已上星的8套节目，全国已有40多套卫星电视节目在空中播放。1997年广播影视改革进一步深化，电视节目的增多也促进了电视台之间的竞争。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经济观念的变化，消费主义思想的渗透，《春节联欢晚会》等传统综艺节目逐渐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与欣赏口味，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还珠格格》、《天龙八部》、《鹿鼎记》这样的娱乐消遣性电视剧风靡一时，《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玫瑰之约》、《幸运52》这样的游艺节目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多家重复覆盖的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一部娱乐电视剧、同时推出一类游艺栏目的“奇怪”景观。
这些娱乐类电视文艺节目一方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一方面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猛烈的批评，包括来自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他们对待在电视领域刮起的这股娱乐风本身意见就有分歧。所以虽然有观点交锋，但因为这些节目能够为电视台带来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所以电视台依然我行我素。自1998年5月《新周刊》以《弱智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八大病”》揭露中国电视的弊端起，媒体关于电视负面影响的批评声势逐渐增强，1999年《新周刊》（总63期）又推出《砸烂电视的十个理由》、《春节联欢晚会：16年之痒》（总57期）等系列文章。虽然此时电视文艺“骂评”之风强盛，但电视文艺在一片批评声中蓬勃生长，上演着一场又一场追风、克隆秀，娱乐风、益智风、戏说风、滥情风、真人秀。终于在东西南北风席卷之后，将“娱乐”的名声败坏殆尽。这其中自然不完全是“娱乐”的过错，但电视文艺目前面临的低谷终于使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浮躁的电视人清醒一下，希望找找原因，重新寻求未来电视文艺的出路。也希望电视文艺批评不仅仅跟在电视文艺节目之后说好说坏，能够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为电视文艺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由于电视事业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所以，目前电视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一种不成型、不系统的状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传统在电视理论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理论在电视批评中有广泛的应用。其中，注重研究的实用价值，是美国电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目前发达国家，如日本、西欧等国的共同走向。[国外电视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特点是研究人员来源比较广泛，有社会学家、有文化研究学者、有经济学家，对于电视考察的面比较开阔，有针对节目研究、受众研究、传媒文化研究、媒介与技术研究、媒介与政治的研究、媒体社会效果和影响研究等等。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 1930—2002）《关于电视》，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王逢振编《电视与权利》，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电视与社会》，莫利（Morley）《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汤林森（J·Tomlinson）《文化帝国主义》，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认识媒介文化》，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完美的罪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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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电视批评实践与理论相比，国内的电视批评视角相对显得比较单一，电视的行业性比较明显，很多文化精英在传媒火热的时代还把自己局限在原先领域的小圈子内，因为对电视的陌生放弃了发言的权利，使得电视一度被指责为“没文化”。从现有的关于电视研究的期刊刊载的文章的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电视批评的现实处境，如《中国电视》、《现代传播》、《电视研究》、《当代电视》、《电影电视艺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其中多数文章停留在业务层面的探讨上，或者具体节目好坏的分析上，还没有完全跳脱行业的局限。
近年来国内对于电视批评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有很大进展，从研究人群看，有传播学学者，有文化研究学者，有电视文艺研究学者；从关注面上看有了进一步拓展，除了节目本身和业务探讨外，受众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媒介产业研究也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改革的深化，中国加入WTO，也使电视批评与研究必须面对很多新的课题，这些方面的代表论著有：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张国良的《大众传媒与社会》，潘知常的《传媒批判理论》，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刘炘的《电视重构论——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选择》，陈龙的《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南帆《双重视域》，仲呈祥的《荧屏之旅》，曾庆瑞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尹鸿的《影视时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时统宇的《电视影响评析》、《电视批评理论研究》等等。从方法看，有译介、编著外国电视文化批评的相关理论与著作，有积极地将新方法用于中国电视理论实践，也有系统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历史与现状的。其中，电视文艺多数作为一个方面，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加以关注，在目前电视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今天，电视文艺实践也呼唤电视文艺批评能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更多关注电视文艺实践的独特性与发展。
三、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世纪之交，中国电视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已经加入WTO，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剧，继有线无线、卫星电视之后数字电视、付费电视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电视台与制作公司的竞争，政府关于文化产业观念的强化，电视台内部改革的深化，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电视文艺新的生存语境。目前来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电视文艺一度陷入了低谷，各大大小小电视台都在寻求策划高手，希望有回春妙方。在电视台转轨时期，解决问题之道一方面取决于电视文艺制作观念的革新，一方面取决于评价系统的价值取向。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评价系统不能适应电视文艺的发展要求，同样面临着新课题与新挑战。具体来说有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电视文艺批评实践迫切需要科学的评价系统
文艺与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伴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与电视媒体相结合的“电视文艺”在这二十多年中取得了神速的发展。从把日常的文艺节目照搬上电视，到对电视文艺节目的电视化形式进行探索、对电视文艺节目类型进行创新，电视文艺创造了一次次收视奇迹与辉煌。从《正大综艺》、《春节联欢晚会》、《快乐大本营》到《开心词典》、《幸运52》，从《红楼梦》、《新星》、《渴望》到《戏说乾隆》、《激情燃烧的岁月》，伴随电视传播的强大攻势，电视文艺几乎成了大众主要的认知、审美、娱乐方式。当电视文艺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可缺少时，它也在建构着一代人的心理。近年来，关于“电视没文化”的批评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相关调查，电视文艺的收视率有明显下降。来自各方面对于电视文艺中存在的弊端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在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在电视改革新闻与文艺相对分离、在国外媒体参与竞争的情势下，我们的电视文艺节目应该何去何从，如何更加准确加以定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很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与探讨。电视文艺批评对电视文艺实践理应具有鞭策与引导作用，但目前电视文艺批评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本书选择这一课题为突破点，结合电视文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批评的现状，剖析批评的功能，探讨批评理论创新的可能性，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的方法为电视文艺的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促进电视文艺批评学科建设，为电视文艺实践寻找出一条充满生机的道路。
从电视文艺发展现状来看，随着电视事业发展，电视文艺的节目内容、类型不断拓展，电视文艺审美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艺术形式求新创新的过程中，鱼龙混杂，其中诸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很多问题都希望更多地从理论上加以探索与规范。面对全球化语境下国内外媒体的激烈竞争，面对市场经济深入、电视改革深化条件下电视文艺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电视文艺批评能担当起更多的测量、评价、规范与指导作用。
纵观国内艺术批评实践现状，从文学界、音乐界、美术界、电影界到电视界等领域，批评实践普遍处在边缘与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观念陈旧、理论滞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