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意激问，获取信息。
有经验的记者通常借他人之言，提出一个敏感的甚至不快的问题，激起对方解释或表白的欲望，迅速达到获取有效新闻信息的目的。记者通过一定强度的刺激设问，促使对方由“要我谈”转变为“我要谈”，从而顺利打开信息通道。这种反面提问、有意激怒的手法主要针对性格谦虚不想谈、有所顾虑不能谈或身份较高不愿谈的对象，尤其适用于面对政府官员提问的政府记者招待会。
1999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问：“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像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朱镕基回答说：“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2月22号的《businessweekly》（《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what‘sgoingwrong》（《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此例中，美国记者这一提问抓住了中美外交的焦点问题，以朱镕基即将访美的个人事实为背景铺垫，提出“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像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并举出美国舆论对中国的一些猜测与指责，如“从事间谍活动”、“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等，语言组织到位，尖锐犀利，刺激对方不得不对这些指责做出解释和澄清，于是得到了朱镕基同样尖锐、精彩的回答。针对以上提问，朱镕基坦言自己“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解释访美的目的“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并有力地指出，“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是“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法拉奇采访世界风云人物时，经常使用激将法提问。一旦对方的回答让她感到不满意，她就会刺激对方，从反面提出问题，以此获得需要的答案。1969年9月，法拉奇在采访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时设计了这样一些提问：“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利比亚的事情如果是革命，怎样理解到处可以看见你的照片”，“你禁止很多事情，为什么禁止不了个人崇拜”，“人民爱戴你，你为什么住在军营”，等等。当卡扎菲提到自己的统治得民心时，法拉奇问道：“上校，如果他们爱你，那么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人的保护？我到这里来以前，带枪的士兵叫我停了三次，然后把我当作犯人一样搜查，而且出入口地方甚至有一辆坦克，炮口指向大街？”1972年2月，法拉奇采访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时，先坦言别人对她的不同看法，然后从所谓“最糟糕的问题”问起，得到了很多独家新闻。法拉奇说：“甘地夫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您提出，有涉及您个人的，也有涉及政治性的。涉及您个人的问题我后面再提出，等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害怕您，说您对人冷淡，甚至冷酷、难处后，再向您提出。”甘地夫人回答说“他们这样说我是因为我直率，过分的直率”，然后表示“现在您开炮吧！您可以向我提出您愿意提出的任何问题”。于是法拉奇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好极了！我想从最糟糕的问题开始。您打赢了而且彻底打赢了一场战争，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胜利，而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您认为孟加拉真能成为您所希望的盟友吗？”这一提问因此得到了甘地夫人认真的解答。1972年11月，法拉奇采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他提出了关于“越南问题”的问题，但基辛格不愿意深谈。基辛格在回答时说：“请您不要叫我再谈越南了。”为了把这一问题继续下去，法拉奇便故意刺激对方，问道：“很多人认为您和尼克松接受了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对河内的投降，对此您也不愿谈论吗？”基辛格如果不反驳就等于承认了投降，所以只能把越南问题继续谈下去。基辛格立即反驳说：“真是荒唐！这样议论尼克松是荒唐的。”然后作了大段的解释，使法拉奇得到了需要的新闻素材。
美国著名女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被誉为“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采访伊朗流亡国王巴列维时，沃尔特斯问道：“陛下，有人说你是独裁者，也许是仁慈的独裁者，但终归是独裁者。我知道您已听到这种微词了，现在正是您回答他们的机会。”巴列维回答说：“是的，我听到过这些闲话”。沃尔特斯顺势提出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另外，采访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沃尔特斯是这样开始提问的：“总统先生，人们对您的形象已议论颇多，而事实上，请恕我直言，美国公众认为您是个相当固步自封的人……”对此，沃尔特斯在《电视指南》杂志中说，“人们总是对涉及自己的言论存有芥蒂，而且总是欢迎有机会来作出回答。”
1936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要毛泽东谈谈自己的历史。毛泽东开始不愿意谈自己的经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斯诺就提出“外界对您有着种种传说和谣言”，然后举出西方媒体对毛的一些批评论调，并问道：“您认为这些都是事实吗？”毛泽东感到很惊讶，立即产生了为自己辩解的欲望，于是同意纠正这些谣言，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使斯诺的提问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四、穷追不舍，深度挖掘。
（一）群起追问：对同一事件换个角度重新提问
2000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美国CNN记者都围绕台湾问题进行提问，朱鎔基作了较为详尽的解答。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离婚”的比喻时（注：该例子见本章第四节），朱镕基回答道：“关于台湾的问题，我想已经没有更多的话需要我来讲了。”接下来，台湾《联合报》记者又在台湾问题上追问：“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在台湾新的总统在3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两任的任期，也就是四年到八年的任期里面他拒绝就这个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的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这样是否会导致两岸出现战争的结果？中国大陆在这个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三天就是选举，在这三天之内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的行动，例如像96年的那么一次行动以发挥他的影响力。”朱鎔基回答说：“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在这场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已经两次表明不愿再谈台湾问题。这时，法新社记者转化了一个角度，问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却巧妙地对台湾问题进行了追问。他问道：“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但是很抱歉，我这个问题还是想前车到台湾，所以我向您表示道歉，但是您刚才讲了中国不会针对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外部的干涉势力来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您这个是不是也包括到了美国，因为现在中国不断的批评美国说美国也影响到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且据中国的《解放军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像您说的，美国打算把台湾作为不会下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台湾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比如说影响到中美之间有关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而且人民感到关切的是，台湾问题是不是会阻止国会来通过有关中国入世的立法。”因为他提到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朱鎔基只好作答，他说：“到目前为止，除了我把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改了两个字以外，我没有提到美国。我现在不想把台湾问题和美国联系起来，更不想把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对不起，我只能说到这样。”
2002年3月15日，在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德新社记者提问：“今年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要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包括下一任的总理。对于您的继任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朱镕基回答：“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的时机恐怕是太早了一点。因为你提的问题的答案，连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了，很抱歉。”德新社记者这一提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几个提问之后，法新社记者继续追问：“关于连任，朱总理刚才好象不太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想请问，无论下一个总理是谁，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优点呢？如果下一任总理不是朱总理的话，你觉得他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学习？”通过巧妙转换问题角度的又一次追问，提问记者得到了朱镕基的回答，获得了有价值的“连任”新闻。
（二）顺藤摸瓜：抓住对方回答漏洞或深度挖掘新闻事件
一方面，记者追问的时候，往往抓住对方发言或回答中的矛盾、漏洞提问，使其无法回避而必须作答。例如，2003年4月3日，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向原卫生部长张文康提问：“您刚才提到现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您又讲疫情问题还要作进一步调查。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加拿大、法国等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另一方面，记者还可以就某一重要问题进行深度挖掘，以期获得更多的新闻素材。在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的“非典”记者招待会上，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我们知道在中国，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一位是卫生部的部长，另一位是北京市原市长。我想问，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如何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
政府记者招待会是记者与政府官员的问答互动过程，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只能对记者招待会的大致基调做一些设定，对记者招待会的主要议题和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准备。但是，记者招待会随机性很大，这就需要记者具有职业敏感和现场观察力，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应该进行追问，挖掘新闻事件的深刻内涵。同时，记者还可以根据提问对象的回答，迅速判断新闻价值所在，调整原有的提问思路，通过再次追问闯入新闻事件的幕后。由此可见，“追问是在提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问的一种提问方式，提问时所用句子一般较短，甚至不完整。这都没有关系，因为追问是让采访对象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回答，他们不会因为记者追问时句子不完整错会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