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共有博物馆2300个，博物馆作为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正迅速从一个收藏、研究、展示、传播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物证的以物品为核心的场所向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以服务社会和公众为首要目标、功能与使命更加多样的公益性机构转化。在此进程中，必须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定位，实现自己功能的再扩展与藏品资源的细分化。我国博物馆一直依附于政府，社会化程度较低，经费来源单一，缺少公众的支持，长期处于"贫血"和低效的守摊子状态。全国"80%的博物馆只有基本运营资金"，新的收藏项目无法拓展。此外，过死的管理体制导致举步维艰。博物馆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并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导致管理权、产权界限模糊，责任模糊。而西方国家大量社会捐赠式的资金、文物及人力和智力为博物馆的运营注入了新鲜血液。"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例，2002年该馆年度运作预算是1.365亿美元，其来源分别为：博物馆基金投资收益占33%；向博物馆的专项捐赠等占26%；会员费收入占14%；门票收入占10%，纽约市政府以警卫、维护方式投入折算占8%，以电暖费折算占6%；其他占3%。"大批资金被企业和个人投入公益性事业，除了西方文化中的公益传统外，政府为保护和支持公益事业而制订的各种优惠的财税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作为大众影像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支持系统来，如何在管理政策上更加灵活，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发展，也应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中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系统对影像制品的收藏一直较为滞后，对大众影像发展的支撑力度微乎其微。1990年代，由云南大学与德国合作成立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是迄今为止亚洲惟一的影视人类学专业机构，它培养了大批学生，使云南的纪录片制作和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此外，云南省博物馆主办的以影像表达为主要形式的讲座，以及多个文化教育机构联办的"昆明影像论坛"，也为展示云南纪录片的成果提供了平台。而目前的这样的活动显然太少了。建立有关的收藏机构，筹备相关的资料馆，给有价值的大众影像一个归宿，也是当下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3）作为历史学的影像
影像是见证历史的天然媒质，以其符码的肖似性成为最接近现象世界的信息载体，逐渐进入新史学的视野中。影像在历史学中的进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史学（0ral History）.，另一个是对下层大众历史的呈现。
口述史学是二十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被视为"史学革命"的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崛起而涌现的诸如心智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新史学方法之一，所注重的并非仅仅是文字记录文本，而是以音像记录文本作为"首要的、必需的"实证。按照著名口述史专家唐诺·里齐（Donald A.Ritchie）的说法，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 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像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访谈的录音（像）待经过制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等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纪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像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它公开展示。可以说，"口述史学"是以现代音像技术作为支撑的历史科学。
口述史学作为保护文化"活化石"、记录历史变迁的一种"文化抢险"方式，在现当代史的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诸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运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重要领域。口述史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记录，一个是研究与阐释。按照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在口述历史访谈的制作和档案维护上应保持至高的专业和伦理标准，包括史学素养、学者眼光、专业训练及驾驭口述史学的一套方法等等（包括课题制定、访谈、资料的整理、综合）。目前国内从事口述史学的专门人才尚为鲜见。在缺乏专门资金、人才的情况下，在当事人或目击者还有回忆能力的情况下，如不抓紧时间抢救，许多"活历史"都将一去不返，因此大量的口述史留存是必要的。若一味期待于未来专门化、体系化的人才培养完善之后再来"抢救"，则恐怕迂阔而远于事情。在现阶段，许多来自民间的大众影像生产者，已经自发替代性地担负起了记录功能。如班忠义的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通过与盖山西一起经受过磨难的姐妹们的回忆，以及当地老人和日本老兵的证词，记述了山西某村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并顽强奋争的故事，为后人展现了一幅真实而沉重的历史画面。山东枣庄退休老人张慧林，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自费用DV采访了20多位抗日老战士的口述回忆，刻录了800多盘光碟。类似资料是不可再生的，这些大量散落于民间的口述史记录，其史料价值也许在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在现阶段诸多口述历史的实践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该鼓励民间人士开展抢救性记录，以备将来政府相关部门的收集、整理与保存及有关专业人士进行研究与阐释。
另一方面，史学研究的发展，也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小历史的呈现。
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传统史学中，历史书写都是以小众精英、文本文献为研究正宗。尤其在十九世纪后半页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文献传统（相对于口述传统）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是以"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的史学观念为前提的。随着历史学研究的进步，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民众。他们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历史还原为普通民众的历史，还原为与人民大众共写的历史。
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不是一个侧面，而是立体的，多维的。在史学朝着整体化与大众化趋势发展的进程中，处于权力外围的边缘群体与新兴群体无法成为文献史料的关注对象。而口述史学通过采访事件目击者，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本相创造了条件，因此具有"弥补历史的断层"、"注意弱势边缘的声音"、及"塑造社会共同记忆"等重要功能。通过把关注目光投向中下层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实现了历史记载对象的转移。正如口述历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汤普逊所说，"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而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资料来利用，历史就被赋予了崭新的维度。
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主要的区别在于口述史料是经过记录者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口述者是具有巨大差异的群体与个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感受也各异，从而对同一事件拥有不同的记忆。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口述史料中。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各种记录主体性别、种族、职业、阶层、教育各异，选择的采访对象、访问话题及关注的重心也各不相同，这些民间影像生产者对访问对象的不同理解，也可以成为解读现当代人对现当代的理解和叩问的文本。史学家由此可以在第一手口述史料中剖析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以及形态各异的历史观。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记忆的主体性在揭示大众的精神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实现了展示史料背后的另一种"史实"。
1998年，美国口述史家、《口述史评论》杂志主编布鲁斯·斯蒂文在北京大学作口述史学的讲演时说：在中国，口述史是"中国的难题"（The Chinese Puzzle），口述历史的研究还未能列入从国家到地方的学术研究课题规划之中。
他在其《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中说："不像西方国家，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组织的口述史学协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斯蒂文教授的话确实非常准确和恰当地评价了中国口述史学的现状。在国外，相关口述史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高点。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澳大利亚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已经启动了一个澳大利亚-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心。而且在美国，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也日益受到重视。从初级学校到研究生学校，从继续教育到社区教育，教师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口述历史教学。而在中国，一切都才刚刚起步。
从事现代口述史学，是一项需付出高代价的史学工作，"对于任何渴望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研究者来说，最重大的问题是资金"。中国口述史学的开展在资金尚无着落、组织尚未健全的状况下，来自草根的声音在现阶段只能以草根的方式来记录。在当下中国，从下层社会、边缘人群的影像到家庭、地区、城市史研究及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的口头讲述，诸多领域中活跃着大批民间影像工作者。这些来自草根的大量口述记录材料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中将具有重要意义。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人物的史学，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史学，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记忆的主体性在揭示中国大众的精神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美国权威历史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书写历史和影视史学》一文，提出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以和传统的"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他把影视史学定义为：用视觉影像和影片语言来传达（represent）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台湾周墚楷教授进一步指出，任何静态或动态图像给人们传达对于过去事实的认知，都算是影像史学的历史文本，他指出，"以任何影响视觉符号所呈现过去的事实，其成果，（或成品）例如有远自上古时代时期大岩画，历代以来的静态历史图像，以及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位化多媒体都算在内。"影视史学试图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进而达到振兴历史学的目的。目前我们缺乏政府主导的影像搜集和资料整理，亟待建立一个能呈现历史多重面向的国家影像资料库，而这的确触及到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建设体系对于影像收集尤其是民间影像收集的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忽视。前不久，杨天石先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对电视界和史学界，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用乌云象征苦难，不再用朝阳比喻新生，而是用真正直白的影像资料去叙事，用更理性的思考去说史，也许，这一天中国影像史学的诞生才可能到来。
（4）作为社会学的影像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正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然而在中国，不存在西方社会在各种运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独立主体地位、地域范围相对较大、按照民主自治原则充分组织起来的现代社区。因此，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影像作为一种整合社会资源的文化生产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按照符号互动主义者的观念，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因此人类个体之间所有的交往在本质上都是符号的交换。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说过，人们依靠他们所共享的东西而居住在一个社区里，通过传播，人们通过拥有共同的东西而走到一起。
但是在当代社会，强势媒体的单向传播越来越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甚至产生了媒体压制。李希光认为，"在今天的社会里，谁掌握媒体，谁就掌握声音；谁掌握声音，谁就控制了民主。如果我们意识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对声音、民主的遏制，我们更应该有意识地给弱势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而立足于社区的公共媒介的发展则可以被视作对传统媒体运作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媒体管理和生产的一种参与形式，近年在全球蓬勃兴起的公民参与新闻学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