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
经济报道的价值体系，从根本上说并不超出一般新闻报道新闻价值规律的范畴，在此不必赘述，但鉴于其与国计民生显著的相关性，因而有一些需要格外强调的要素。
笔者以为，就一篇经济报道而言，最具概括力的新闻价值标准，应体现为对足够重要、能产生实际社会效应的影响力的追求，它应成为一种持之以恒的动力，不断检视经济报道的发展水平，以践行其不可推卸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新闻也是一种生产力，重要、卓有影响，就是新闻生产力的表现。
而建构经济报道重要性、影响力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要紧扣发展脉搏、触及时代课题、具备全局意识。经济报道可以说是对时局最为敏感的报道领域之一，必须自觉培养抓全局的主动性，而且这个全局，既指经济全局，也包括政治全局。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用政治视角观察经济，用经济视角观察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才开掘得出来，报道才能做出深度和力度。此外，经济报道还要对传媒内部的“时局变化”高度重视，对传媒业本身的管理创新、规则变革、技术更迭、渠道开拓了然于胸，以求更大的报道空间。
新华社获1991年中国新闻奖的报道《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1990年9月14日），通过随机选取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五个省市的100家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就企业的盈利、自主权、当地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等十二个问题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走访调查，一系列数据表明“尽管大多数外商对大陆‘单调’、‘枯燥’的业余生活有所抱怨，但90%以上的外方伙伴对在华投资的前景表示乐观”。如果单就报道本身看，此条消息似乎留置了一些悬念：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记者的新闻点在哪里？意图何在？但如果注意到该则新闻的发表时间是“1990年”，悬念立即就会解除。刚刚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中国一度被国际社会的忧虑情绪笼罩：中国还会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吗？中国对“三资”的态度会变化吗？中国的外资政策会缩紧吗？及时而有针对性地用事实回应舆论的关切，主动开展危机公关，新闻“大局观”的价值就在这里。
与之类似，1997年7月初，东南亚国家开始出现金融动荡，当地货币纷纷贬值，记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影响不会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国家，国际社会肯定会非常关注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是否会步东南亚国家的后尘也出现类似的金融动荡。于是，记者迅速与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联系。但由于当时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官方不宜发表意见，人民银行和外管局未能接受采访。记者转而联系金融专家，从专家的角度对此发表观点，最终写成《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中国日报》，1997年7月27日，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参考自任侃：《观世界风云悉国内实情——谈采写<；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新闻界》，1999年第1期。]还是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荣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传人民币贬值，实为投机谋暴利》（《中国日报》，1998年8月30日），在日元不断贬值，国际投机分子不断散布谣言冲击香港汇市、股市和期市的紧要关头，“首次以正面出击的方式，把矛头直指国际炒家在香港的投机活动，第一次指出国际基金造谣人民币贬值，意在打击港币，趁香港股市出现‘过山车’般波动之际获取不义之财。报道在正面阐述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对国际投机者发出了警告”[刘保全编著：《中国新闻奖精品赏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199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创成立新中国近50年来最高纪录。这样的赤字规模会诱发通货膨胀吗？赤字财政如何拉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这笔钱准备怎么花？在我国进入经济最为关键的调整期之时，《1503亿赤字预算意味什么》（《中国青年报》，1999年3月8日）深入浅出地打消了公众的疑虑，获得了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上述这些获奖精品，都在关键时刻抓稳了全局，充分体现了经济报道担当舆论先声、解惑释疑、风险预警的价值追求。
建构经济报道重要性、影响力的第二个要点则是要贴近国家的政策走向、满足社会的需求、展现前瞻的视角。吃透形势、高瞻远瞩，才能把握趋势，从端倪中寻摸规律、由星火之微预测燎原之势。下面这几篇获奖报道的价值点就在于对经济政策、经济生活中的新变动、新态势给予了有效关注。
荣获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中国投巨资加快长江沿岸地区开发》（新华社，1993年4月20日）透露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投资机遇，报道称：“中国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笔者注）的最后八年内将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动工兴建一大批重大工程，投资规模估计达一万亿元……这对外国投资者意味着千载一时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长江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在去年（1992年——笔者注）6月提出的……近一年来，这项发展战略开始了实质性进展。”
荣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浙江日报》，1997年12月30日，原文见附录3-1）的采写背景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在浙江省台州市，到1997年，全市已有股份合作制企业2500余家，产值利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75%以上。伴随着股份合作经济起步、勃兴和发展三个阶段，人们始终褒贬不一，是是非非的议论一直到1997年9月闭幕的党的十五大充分肯定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才告一段落。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新闻单位都抓住这一重大题材奔赴台州，对股份合作制经济进行全面介绍。《浙江日报》的这篇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其角度新颖，反映的是对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的突破：“在我党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红军党代表，如今在台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市委向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选派3000多名党的工作员，“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引导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陆熙、沈建波：《关注大局深入群众讲究艺术——采写<；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的回顾与体会》，《新闻知识》，1998年10月。]这条带有典型经验推广色彩的政经报道既配合中央精神，肯定了股份制这种新经济模式，又提出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命题：意识形态建设如何与经济发展互助协调，很有前瞻性。
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按“智”分配造就亿万富翁》（《湖北日报》，2000年2月23日）完全打破了传统印象中知识分子清贫又缺乏经济头脑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靠智力捕捉商机、投资市场、并赢得高额回报的新型科技人才，使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针有了具体的借鉴样本。报道在当年知识界、企业界，以及海外华人留学生中引发的震动和示范效应不言而喻，它深深地激发了创业者的想象力，唤醒了市场开拓者对人力资源、生产要素、技术转换等一系列经济学命题的深入思考，更唤醒了社会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的深刻共鸣。
分别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大众日报》，2006年11月13日）和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短短一个月“拒资”十亿元》（《解放日报》，2009年12月4日）两则报道的主题相近，都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权衡GDP增长与资源压力的得失利弊后，痛下决心、“壮士断腕”，最终都选择了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分别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苏州日报》，2004年3月4日）和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诸城农民迈进3公里社区服务圈》（《大众日报》，2007年9月15日）两则报道也有着相近的主题，都反映的是在医疗、城乡一体化、社区服务等社会福利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在中国这样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过程中，总有一些新鲜而未知的领域充满探索的动力，居于国家管理层面的指导性意见或战略决策往往只是一个宏观的思路，具体的实施、实践、实情，还需要媒体深入基层、深入民间，动脑筋多观察，把那些能给人启迪、带来方向感的“苗头”、“动静”挖掘出来，给后来者以参谋。
最后，鉴于经济报道重要性、影响力的价值标准中“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实际操作中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笔者拟将这一条单独提出来，多说两句。
何谓“要满足社会的需求”？最朴素的联想，自然是一则报道发出去，能产生实际的效用，能帮助提升利益。为什么相对其他报道类型，人们独对经济报道寄予如此的厚望呢？这与人类对经济行为、经济活动本身的认识有关。
从字源上看，“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思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或“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后来扩大到治理国家的范围。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色诺芬（Xenophon）在他的《经济论》中将“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理解为“经济”。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则说：“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我国古代早在东晋时期也有了“经济”一词，不过与希腊语中“管理财物”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中的“经济”一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概念，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它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以及“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近代，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曾把“经济”一词翻为“生计”，后因日本人将其正式翻为“经济”，被孙中山先生从日文转译而来中国。[参考自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用来齐家还是治国，也无论是学经济的、搞经济的，还是说经济的，“经济”无疑都是一件实干的事，一件与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事。经济报道如果不把这一效果彰显出来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2010年获奖的《石家庄日报》撰写的通讯《栾城草农敢闹海》（2009年6月9日，原文见附录3-2）是一则难得的材料扎实、故事生动，更关键的是十分启发致富思路的经济报道。此稿是作者、编者和草农在田间地头闲聊、攀谈完成的，透着鲜灵灵的生活气息。报道笔下的栾城农民种草是“河北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例成功典型。十年前，栾城草农起步阶段是政府推着种、赶着种、帮着种，有明显政府行为。十年中，草农酸甜苦辣五味俱尝。如今，栾城草业完全融入了市场”[《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中国记协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0-06/13/c_13348403_2.htm。]，为草农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锻炼了草农参与市场竞争的胆识与能力。“通讯刊发后，周边省市县农口组织来参观考察，甚至有山东寿光种菜大户来实地比较种菜与种草的收成。栾城草农组织将报纸刊登的通讯制成手提袋广告。中国草业网、花木网、《农民日报》、《人民日报》等先后均有刊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经济活动越来越繁复，整个全球的经济模式都在飞速地变化，许多传统的经济业态正日益向高价值的经济业态转换，市场商机无限却又扑朔迷离。大到国家、企业的结构调整、金融创新，小到个人的收支预算、创富理财，社会需要更稳健的环境监测、更缜密的风险评估、更透明的资讯流通、更科学的决策指导，人们有理由对经济报道赋予这些期待，希望它的触角更深入些、反映更灵敏些、信息更实用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