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策传声到信息服务到情报开发
对社会生活各领域新近发生的事实及时准确地报道，这是新闻传播媒介的基本职能。但自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后，“信息”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被引入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引发了新闻传媒对自身职能的新认识。在中国，这个过程发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刚刚迈开步履的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需要一系列的观念建构，比如：商品、交换、承包、市场、商情等，也需要强有力的传播沟通系统。信息概念的引入可谓正当其时，使得经济信息作为经济建设中与交通、运输同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功用日渐显著。
具体说来，从“新闻”到“信息”，经济报道为经济活动减少不确定性的“服务”内涵空前扩增，它要求经济报道革除宣传本位的思想束缚，树立效益意识和服务意识。
而在过去（甚至还延续到今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报道与时政报道相比虽有报道对象的差异，二者却有着相近的报道思路，即虽在报道经济领域的事务，落脚点却在“身后”的政治意蕴，比如展现经济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境内外的不利言论、论证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鼓舞人们的建设士气等。这在以往二十一届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经济报道中依然有例可举：《深圳特区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3月31日）、《新民晚报》的《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1993年9月22日）、《浙江日报》的《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1997年12月30日）、《经济生活报》的《中国农家半世纪》（时间不详）、《解放日报》的《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2001年10月28日）与《壮丽的发展诗篇——从数字看上海巨变》（2002年9月28日）、《河北日报》的《我省交通图五年七变》（2002年7月11日）、《经济日报》的《跨越1000万辆：新的台阶 新的起点》（2009年10月21日）、新华社的《坚定沉着战狂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纪实》（2010年1月10日）、《福建日报》的《平潭大开发共筑两岸人民美好家园》（2010年12月26日）等，上述报道说是经济报道也可，归为时政报道似也无大错。若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分析，这种政策传声视角、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经济报道，作为与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相呼应的上层建筑，自然有其特殊的供给需求，不能完全抹杀其合理性以及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的今天，这类中国特色的经济报道依然为国家主流价值高度认同并给予制度化保障。
然而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新的社会需求毕竟已经萌生出来，经济报道向信息功能的转型与重构也是势在必然。那一时期的不少业界与学界人士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信息与新闻的区别，并疾声呼吁报道观念的转变。举例来说[方金根：《信息与新闻的区别》，《新闻爱好者》，1996年3月。]，某新闻单位发了一条“我国茶叶出口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全文是：“全国茶叶产销形势研讨会日前在南昌结束。据会议提供的信息，全国去年茶叶产量54万吨，质量提高，价格稳中有降。国内市场茶叶销售量比上年增长3%左右，茶叶出口量超过20万吨大关，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一条一百来字的短新闻，意在宣传我国是茶叶出口大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把这条新闻改写成一条经贸信息，那么着眼点不应放在出口居世界第二位上，而应放在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上。可以通过会上权威人士向信息用户发布：当年国际茶叶生产或收成情况，市场需求状况及价格趋势；哪些国家需要进口茶叶，在品种等方面有些什么要求；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是否受欢迎，出口前景如何；在经营服务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需要改进。如果那样，一定会成为一条很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这说明，与传统的“新闻”观念相比，“信息”观念下的经济报道直接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服务，旨在减少其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为社会创造效益与财富，而不是单纯图解政治意愿的工具。
这样的认识逻辑最终释放了经济报道的生产力，辐射出经济报道更多的变革思维。比如，对于变动的认识，经济“新闻”报道常在变动发生之时或者之后，属于“既成事实”报道，但经济“信息”报道除了关注当下，还十分注重前瞻：或者提前预告诸如洽谈、商贸、展销、引资之类的动向，让用户早做筹备；或者充分发挥媒体擅长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对相关事态的未来走势进行分析与预测，以便用户参考决策。
对于典型的认识，经济“新闻”报道讲究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抓取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人物、典型材料等折射普遍的社会规律或者重大的社会意义；经济“信息”报道除此之外，更关注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流”。经济活动总是连续地、不停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规律，就要注意信息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例如，我们播发的粮油、棉麻、毛、纱、丝以及证券、股票等等多种行情，经常在变化中，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证券瞬息万变，信息也随之源源不断。我们要使信息订户了解各种行情变化趋势，就必须天天播发，甚至24小时连续播发，行情即使没有变化也是信息。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信息”报道求数量、求全面、求系统，以多取胜，与经济“新闻”报道重典型形成鲜明对照。
对于差异化的认识，经济“新闻”报道几乎没有市场、受众的概念，以传者为主导，是一种泛化的大众传播思维；经济“信息”报道却追求有区别的有效传播，针对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等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不同信息需求给予分众化的信息服务，有条件的甚至推行订制式服务。1990年代纷纷涌现的综合或专业的经济类媒体正是应和了这种变革创新理念，同时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原来由党委机关报（社、台）一统天下的媒介格局，丰富了中国的媒介市场。
对于文本表现的认识，经济“新闻”报道的修辞重心不在实用，不善于从实际收益的角度捕捉那些有助于减少经济行为不确定性的要素，因而记者的观察往往流于外行看热闹式的感官判断，有时甚至还会受宏大政治叙事的影响，在话语中掺杂浮华、空洞的文学修饰语汇。经济“信息”报道正好相反，注重扎扎实实、“干干净净”的事实、数据，注重事实、数据之间的关联、变动，力避冗余、枝节信息的干扰，务求解决实际行动中的具体问题，所以它的修辞策略是准确、简练、理智。
拿本书多次提到的获2010年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石家庄日报》采写的《栾城草农敢闹海》（2009年6月9日）来说，这是一篇材料丰富、可借鉴性强、反映中国农民如何在改革大潮中历经洗礼、大胆求富的经济“信息”报道。报道不但生动地描写了栾城农民由被动产业转型到主动结构调整的曲折过程，更令人称道的是通过记者在草场的亲身观察，以及与草农的交谈，用翔实的数据、细致的算账、鲜活的事例，给受众提供了一条实用的致富信息。难怪通讯刊发后，周边省市县农口组织纷纷来栾城参观考察，甚至有山东寿光种菜大户来实地比较种菜与种草的收成。中国草业网、花木网、《农民日报》、《人民日报》等也先后转载。
在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经济报道中，类似上述指导性强、参考性强、服务性强的经济“信息”报道还能数出不少：新华社的《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1990年9月14日）、新华社的《菜价追踪》（1994年4月12日）、《中国日报》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1997年7月27日）、《长江日报》的《140万双袜子的命运》（1997年7月30日）、《郑州晚报》的《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系列报道（1998年9月9日首发）、《湖北日报》的《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2004年6月18日首发）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国内市场的交互贯通，由此导致的商贸往来的密集、市场竞争的激烈，贸易摩擦的频繁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而也就对经济信息传播提出了更高、更复杂、更多元的需求。同时，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新媒体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与普及，这使得经济类媒体在信息采集、数据挖掘、专题整合、订制传播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开拓空间，不仅能为市场提供基于一般需求层面的信息，而且还能为特定经济组织间的经济竞争提供信息对抗，这无形中再一次推动了经济类媒体对自身职能的新认识，即，经济信息情报功能的开发与实践。
“情报”是一个有着多种定义的概念。历史上，情报曾被用来特指一种军事行动，我国的《孙子兵法》曾对军事情报的意义和作用做过深刻论述，当代出版的《辞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给情报下定义的：“情报是以侦查手段或其它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辞海》（缩印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70页。转引自兰德：《论信息与情报的区别》，《科研管理》，1986年4月。]所以，通常情况下，说到情报最容易使人联想到间谍，特别是军事间谍，但其实，间谍活动只是情报活动的一种形态，在社会大生产之下，专业化社会组织也是情报活动的生力军。这其中，新闻媒体就是一支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还有图书馆、网络公司、公共信息服务单位，各类调查机构、咨询机构、研究所、基金会等，故美军情报界流行一个说法：其80%的情报内容是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得的，而只有20%的情报内容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取的。[参考自赵冰峰：《论情报的历史演化形态》，《情报杂志》，2010年6月。]后来，情报又经历了知识观和信息观的解读，前者如“情报只是作为存贮、传递和转换对象的知识”[周柏林：《情报概念研究》，《现代情报》，1997年6月。]；后者如“某一特定对象需要的信息，叫做这一特定对象的情报”[杨蒙达：《信息、知识、情报的关系综述》，《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增刊（1）。]。就本论题涉及的情报与信息而言，在今天的信息科学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情报与信息是一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尽管在某些国家（比如日本）长期将情报等同于信息，但在英语世界里，情报的对应词是intelligence，信息则是information。为了突出情报的竞争性内涵，还有学者提出情报“是组织对垒决策中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交互运动”[赵冰峰、种苇思：《以运动的哲学观点建立情报学元理论》，《情报杂志》，2010年1月。]，情报过程起源于组织的对抗运动，并与其共存亡，即没有组织的对抗，就没有情报过程和情报行为，因此情报的本质是组织在认知领域内的对抗运动[赵冰峰：《论情报的过程》，《情报杂志》，2010年2月。]。
尽管情报尚无统一定义，但对其基本属性，大抵可归纳为：特定性、效用性、传递性、决策性。[参考自周柏林：《情报概念研究》，《现代情报》，1997年6月。]通过廓清情报与信息的区别可进一步加深对情报的理解。[参考自兰德：《论信息与情报的区别》，《科研管理》，1986年4月，与胡崇奎：《“情报”与“信息”区别拾遗》，《图书馆建设》，1990年4月。]
从总体范围上讲，信息集合要大于情报集合，或者说情报源于信息，亦即没有非信息的情报，但有非情报的信息。具体而言——
首先，信息是物质的，是物质属性在其本体或周围客体中的客观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情报是信息在人脑中的一种主观反映，是被人的智能激活了的，经过人的加工处理、分析研究后，能满足人的某种目的、要求的信息产品，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也就是说，不能把人类社会中传递的信息都看作情报。
其次，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伴随物质的存在而存在，有物质就有信息，所以信息的存在是绝对的；而情报则由于具有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必须使信息与智能结合才能产生情报，情报的存在受对象和时空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情报的存在是相对的。例如某一情报在某时、某地、对某（些）人可称之为情报，但换一个时间或地点或人，那么它就不一定再是情报，而只不过是情报的原始材料——信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