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届获奖篇目看，中央或省级综合性党政机关媒体是入围主体，他们的获奖作品使上述要求得到了具体印证，尤其是特别奖、一等奖这类份量最重的奖项，而晚报都市报类、经济类、娱乐休闲类、信息服务类媒体则处于较为辅助的位置。以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新华社撰写的长篇通讯《坚定沉着战狂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纪实》（以下简称《战狂澜》，原文见附录4-1）为例，可看出这是一篇非常带有中国现阶段传播制度特色和操作特色的政经报道。
这篇以“党中央”为报道对象，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的政经报道共分为“见微知著，果断决策”、“深入调研，共商良策”、“心系民生，情牵百姓”、“纵横捭阖，推动合作”、“登高望远，谋划全局”五个部分，分别从如何决策、调研、改善民生、加强国际合作、规划未来五个方面，对党中央应对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举措进行了一个全息式扫描和总结，被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称赞为：“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央领导日理万机、运筹帷幄的工作情况，深受教育鼓舞”、“文章让人荡气回肠，更加坚信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对于凝聚党心民心，大有裨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中国记协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1-06/21/c_13941386_2.htm。]。
出于精神传达、思想指导、观念传播、士气鼓舞等的需要，借助高级别（通常是中央级）的党的机关媒体，对一定阶段党和政府的工作予以回顾总结、定调定性，这在中国是一种有着较长历史渊源和组织传统的传播活动，它虽然冠之以“通讯”、“深度报道”等称谓，以新闻文本的体裁样式刊播于各类大众媒体，并以不容置疑的绝对优势荣登国家级新闻奖项的榜首，但换一个角度看，它不完全能用新闻传播的框架去理解，也不完全适合用一般的新闻传播的操作规范去分析，比如，它经常不适用新鲜性、时效性、变动性等新闻价值原则，不太讲求信息的功能性、实用性，有时还可能缺乏具体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这篇《战狂澜》程度不同地带有这些特点，故而虽然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看，它确实说的是经济的事，可划归为经济报道，但又的确与人们常识感知中的经济报道相差甚远，言其“不像”经济报道似不为过。此外，这类报道——或许称为“文章”更准确，在写作和表达方式上还有一套受默许的通行套路，能让人生成一眼就“认得”、一看就被唤醒的认知记忆，比如：常采用集体报道或团队报道的综述形式；多为“总—分—总”结构；若干小标题以及正文中的支撑材料、概括性情节、细节多采用排比、对仗等骈文笔法；议论、抒情与记叙混合交融；若涉及党政官员，会依据严格规范的行政级别选择行文顺序、分配相关材料、安排篇章结构……总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是安全的，即，这是一套与新闻传播截然不同的宣传话语体系。
如前所述，不论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还是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考量，主要由主流媒体承担的宣传话语体系在当前的中国有其突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在哪种国情政体下，这种宣传话语体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有意无意都会依凭于新闻传播话语体系之中。一部分中国的经济报道就被赋予了这项舆论领导和政治宣传的使命，并被给予制度保障；另一部分经济报道，比如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类媒体的经济报道，则会以主流媒体的拓展、延伸和补充的方式，分享其他传播空间。当然，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在现今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背景下，这二者的权重比例是否可以重新审视，对那些较多遵循市场规律的媒体的经济报道是否可以多一点包容与扶持。
三、印证式报道方式
其次，通过主题加材料、政策配典型的印证式报道方式表达宣传诉求。
借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的观点，印证式报道方式是中国传媒的传统报道方式，这种报道方式仰仗公众对传媒公信力的信任，把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作为大背景，让实践检验真理，通过讲述具体事件阐发宏大理念，以俯视的视角和正义的气势，力排众议，推进改革的进程。[陈力丹：《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月。]经济报道的宣传诉求也经常借助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印证，游离于新闻与宣传的模糊地带，它虽然也要报道事实，但主旨却在于意义建构和观念劝服。具体来说，从新闻的角度看，印证的过程常常是这样：要么主题先行配材料，即，出于推行或落实某项方针政策、改革举措、思想观念的需要，到现实生活中寻找适配的事实或案例论据；要么借助典型阐发政策，即，当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某件比较有代表性的事实或案例时，对其提炼、升华，使其“恰好”能够论证某项方针政策、改革举措、思想观念的合理性及有效性。这两种方式，无论采取哪种，都属于指导性很强的议程设置。
同时，从宣传的角度看，正是在精心挑选事实这一层面上，它暗合了宣传的诸多策略。根据美国传播学者沃纳·赛佛林（Werner J.Severn）和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 W.Tankard，Jr.）在其《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的总结，印证可能涉及的宣传策略有：1、光辉泛化法（也称晕轮效应、光环效应），指将某事物与好字眼联系在一起，借好事物的光，使我们不经证实而接受或赞同另一个事物；2、证词法，指让某些令人尊敬或使人讨厌的人说出特定的观念、节目或产品，或说人的好话或坏话；3、洗牌作弊法，指选择采用陈述的方法，通过事实或谎言、清晰的或糊涂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叙述，对一个观念、计划、人或产品做尽可能好或尽可能坏的说明。[（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14、117、119页]上述三种宣传策略只是对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不包含价值判断，也不见得完全等同于印证式报道方式，但其中概括的操作技巧确实或多或少在印证式报道方式中有所体现。
获得1998年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浙江日报》的《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1997年12月30日），把台州市委向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选派的3000多名党务工作员，与革命年代在我党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红军党代表相提并论，并在标题肩题的制作中把事件的意义定性为“填补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这种借光辉泛化法生成的晕轮效应光从标题上看就提升了新闻的主题，凸显了新闻的重要性。当然，事实上，这条新闻确实有显著的新闻价值。
在实际新闻采写中，能捕捉到既具备新闻价值，又具备有利于传播者、并能证明和说明传播者政治主张的宣传价值的新闻线索，自然是最理想的。从这篇政经报道透露出的信息看，向股份合作制企业派驻“党代表”的做法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台州市下属玉环县的经验推广而来，1994年，正式得到台州市委的肯定，并形成了制度：“凡年产值在100万元以上或固定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上、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派驻‘党代表’”，1997年，市委组织部又对选派“党代表”的相关制度作了进一步规范。这桩新闻事件的新闻点有很多，而且每一个新闻点都颇有戏剧性的“冲突”感（这里的冲突并不一定单指那种不可调和的尖锐对峙，而是言其内部存在矛盾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故事模板，比如：以公有制为执政基础的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一的股份合作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革命战争年代的“党代表”与今天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的“党代表”之间的身份、职能冲突；计划经济时代下党管企业的行政传统与市场经济环境下“小政府”的政府角色冲突……伴随这些冲突而来的还有很多能挑起人们好奇心的具体细节：股份合作制企业如何看待这些“党代表”的存在、如何在既有的组织框架中安排他们的位置、赋予他们怎样的权力，“党代表”在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展的党建工作的内涵及特殊性有哪些、他们与上级党组织以及所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容忽视的日益复杂化的劳资纠纷中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与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等等。
十二年后，这条新闻的报道者如此评价选题的价值：“这篇报道能引起人们关注，主要是由于我们把握准了一个重大主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发展的股份制企业，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说，面对当时股份制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冲破各种禁锢、即将大发展的社会背景，这篇报道回答了非公企业怎样抓党建的问题。在12年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新鲜而又敏感，有专家评论，即使放在全国来看，《浙江日报》的这篇报道也是第一次提出和回答了这个反映时代特征的重大问题，意义非常深远。”[《一篇报道引发“全国学台州”——回眸<；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浙江日报》，2009年5月9日。]而就算把稿子放到今天，联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作为已有半个多世纪执政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吸纳代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方面不断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思路，这条新闻所包含的信息量依然饱满，所折射出来的标志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向性意义依然重大。可见，《浙江日报》实在是抓到了一条难得的新闻“大鱼”。
不过，这样的党建题材恰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它该怎样处理才能不沦为对中央精神的简单印证甚或是简单图解？该怎样处理才能走出党务系统组织传播的圈子，以有效信息而非观念宣传的方式走入大众传播的视野，为社会生活实际服务？颇为遗憾的是，《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这篇报道的“思想价值”尽管有目共睹，其报道手法在当时或许尚有一定的社会包容度，但在今天看来，却带有比较浓重的印证式报道的痕迹，没有把一个好的故事模板发展为一个好的新闻故事。
报道总共千余字，除导语外的主体部分共分6段。其中3段500余字是介绍“党代表”制度的由来和目前的进展，诸如台州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多少家、产值利税多少、派驻“党代表”后发展了多少党员、台州市党委对此项工作的总结推广等。上述材料既有背景介绍，也涉及到部分骨干事实，但“市委组织部又对‘党代表’的选派任用、职责权利、管理考核等作了进一步规范”这类一笔带过、静态罗列式的文本处理方式显然属于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留下了诸多信息空洞。
其余的3段，一段为一个“党代表”发展所在企业经理入党的故事。严格说来，这个故事展示的只是一个“结果”，与公众更想知道的这种新的党务管理方式究竟如何实践的“过程”尚有距离，所以，看上去，这个故事更像是派了个“引子”的用场，为报道增添了一点时效性、动态感与活泼元素——附带说一句，这种由学习“华尔街日报体”而来的故事化报道技巧，由于常常被异化为单纯的文本装饰工具，忽略了其更关键的信息内涵，因而在当前的新闻实务界越来越有机械套用、为故事而故事的不良趋势。
剩下的两段，一是报道“党代表”的职能：“由企业所在地党委选派聘任，分专职和兼职两种，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参与而不干预、配合而不迁就、引导而不强制，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协调董事会、监事会、厂长经理和职工等方面的关系。”为此，报道配了个例子：“某公司因职工与经营者产生纠纷，造成停产。‘党代表’骆石绵及时穿针引线，化解矛盾，还为企业筹措资金40多万元。”；二是报道实施“党代表”制的社会反响：“‘党代表’受到企业经营者的欢迎和职工的拥护。”为此，报道配了两个例子：“玉环县坎门镇工办会计许云英，担任5家企业的‘党代表’，她深入车间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及时向厂长反映员工的合理要求，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记者在与部分台州企业家座谈时，他们都赞成选派‘党代表’这一做法，有的已向当地党委打报告要求选派‘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