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工人反对派”骨干之一的吴福海回忆说：
“我们提出要反对校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校长米夫的领导。那时，墙报上出现过一幅漫画，把米夫画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手中夹着一个大皮包，神气活现的样子。有些文章还揭露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支部局的一些人明确表示拥护米夫，不同意反对校方官僚主义的提法，但是他们的人数较少，我们多数人则主张反官僚主义……也有少数同学赞成支部局的观点。”“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
虽然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不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拉拢所动，而且公开抵制他们的宗派活动，但一些法国华工出身的同学，由于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认为王明等人是支部局党的代表，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轻信了王明等人的指使，充当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帮手。“他们在开会时充当啦啦队，或者打手，上台去揪斗发言者，或者在台下鼓噪”，起了不好的作用。
由于来自国内的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新障碍，也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新目标，而且要通过打击这批工人出身的学生来打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是，他们先给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说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又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以及“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后台。并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身上，给瞿秋白扣上了“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进行诽谤和攻击。
“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指瞿秋白）也是‘调和路线’。”
“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对瞿秋白与邓中夏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
“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切骨。大约在1929年，苏共开展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此机会，对瞿秋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他们诬蔑瞿秋白是什么‘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瞿秋白参加了劳动大学里一个叫做江浙同乡会的党内小组织派别（事实上，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早在1928年已澄清），如此等等。”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瞿秋白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期间也曾犯有“左”倾错误，但他一旦发现错了就勇于承认错误。在党的“六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他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深刻论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之后，他抱着病体，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辛勤工作。随着王明教条宗派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抓紧进行宗派活动，瞿秋白为了维护中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与他们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他批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支持广大同学反对宗派活动的斗争，但又告诫同学们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搞无原则的斗争。对于米夫支持王明教条宗派夺取中国共产党权力的行为他极为反感。1928年9月，他曾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建议。虽然当时米夫被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称为中国问题的“专家”，身兼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官居显位，但瞿秋白以中国革命事业为重，与米夫、王明教条宗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更多的同志免遭其害。
瞿秋白对王明等人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权力的野心也深为忧虑。有一次他曾对人说：“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千万不要闹起派系。闹起派别成见来，必然意气用事，混淆是非，后果不堪设想，小则敌我不分，认友为敌，认敌为友，破坏团结。大则流血，人头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啊！”
可是王明等人不但在当时不听劝阻，置党的利益于不顾，大搞派别活动，而且在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之后，进一步坚持“左”倾错误，大搞派别斗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遭受了惨痛的损失，留下了血的教训。
王明教条宗派在米夫支持下制造的“工人反对派”事件，虽然遭到了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反对，但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30年春，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作出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决议案》。决议案认为：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
这个错误的决议虽然宣告了米夫、王明教条宗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场斗争中成为“胜利者”，瞿秋白由此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但从这个决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同志，坚持中国党独立自主原则，与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张国焘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最后倒向了米夫、王明教条宗派一边。
（二）“先锋主义派”
“先锋主义派”，是王明等人为了打击中山大学团组织中的一部分对支部局工作表示不满的人所捡起的又一顶帽子。
“先锋主义”，本来是团的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一种错误倾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当青年团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里唯一革命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这便叫作‘先锋主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7年时曾经发起过反对“先锋主义”的斗争。1927年1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反对“先锋主义”，指出，先锋主义“没有认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只是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共产青年团只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先锋。”
中山大学内出现的“先锋主义派”，并非如上所言，而是王明等人给反对者扣上的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的具体制造者盛岳，回忆起自己的“功绩”时总是沾沾自喜：
“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刚一开始，中大有许多共青团员就表示支持第二条路线。中大共青团支部办公室的某些负责人，甚至公开鼓吹同党支部办公室对着干。在这些共青团领导人中，数西门宗华调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涛等人都毫不掩饰。他们使用和第二条路线其他追随者使用的同样中伤语言来批评支部局。”“在1928年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的发言，批判了西门—高小集团。我把他的路线定性为‘先锋主义’。因为他坚持要党支部局改变路线，公开无视党的领导，在那以后，他们就以‘先锋主义者’闻名，而且变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先锋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西门宗华，叙述了被打成“先锋主义”的经过：
“先锋主义，发源于当年共青团中有过与党对立、不听党指挥的一种错误行为。我当时被王明指控为‘先锋主义’的代表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于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部长。团的工作是根据党的中心工作而自己安排活动日程的。有一次，我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决定请外面的苏联人来校演讲，演讲之后搞娱乐活动。当时报告人已请好，娱乐活动也准备好了。这时王明突然来通知，说有党的活动，叫我们改变计划。按理，团的活动应该服从党的决定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我们一切工作都作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团的总书记是苏联人，名叫华根，这个人很老实率直。我就对他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王明破坏我们团的活动。我是一句气语，哪知道华根真的在会议上率直地讲了，这一下恼了王明，说我不遵守党的决定，是先锋主义。……这样我就被王明以‘先锋主义’这个罪名之一开除团籍。”
一些原中山大学学生，在回忆中也认为所谓的“先锋主义派”，只是团支部一些人对王明及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当时在学校内影响并不大。但是，宗派主义者是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1928年10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人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被送回中国”。
王明教条宗派认为参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人，在后来的“清党”中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实际上，中山大学并不存在什么“第二条路线联盟”。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宗派活动确实遭到了广大党员的反对，但这并不是与“支部局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相对立的“第二条路线”，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维护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反对分裂党的正确行动。
王明等人“制造工人反对派”等事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这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的错误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七、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实际上正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致使以“左”倾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
1927年12月，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专家”纽曼的指挥下，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后仅存在三天就失败了。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广州起义向全世界发布了《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指出：“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
正在举行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密切注视广州起义的发展进程，大会通过的决议专门谈到了广州起义：“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
不过，中国革命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并没有“重新展开全线进攻”，革命形势也没有“重新高涨起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却更加严酷。这不得不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被广州起义的火焰烧得发热的头脑暂时冷静下来。在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决议案》注明道：“1928年2月25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这个《决议案》很典型地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但正在走向高潮。“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党的工作就是既要准备武装暴动，又要反对盲动主义。“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高潮之高潮”。“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