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错误的意见认为，由于这类军队后来从瓦解中的中央政权中分离了出来，因此，这也就是它们在1860年代创建时的最主要的意义。这种错误的见解忽略了那些引导中兴时期的地方领导者们创建这类军队的目的。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确保自己的统治权，而是确保儒家秩序的生存；只是到了后来，当儒家秩序被明显地破坏后，这种灾难性的以小为好的态度才变得普遍起来。中兴期间，当旧秩序的恢复还大有希望时，像曾国藩这样有势力的地方领导者为实现这种希望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地工作着。
注释
[1]有关“自强”这两个字的用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3、15页；卷46，第5、30页；卷50，第9页；卷51，第186页；卷61，第286页。有关对长远而非眼前利益之重要性的特别强调，见王之平：《曾胡左兵学纲要》，第11—20页。
[2]对这一时期三位最主要的儒将之有关见解的简明概括（并附有注解），见王之平：《曾胡左兵学纲要》，第21—30页。
[3]弗里德—米特福德：《驻华公使馆员》，第190—191页。
[4]“有足够的力量组织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但也有足够的保守的地方集团防止和镇压这种叛乱。问题在于是叛乱头子，还是政府官员能成功地从这些地方集团那儿得到更多的支持。谁能利用革新的士绅集团的力量，不惜代价使他们反对或站在政府一边”〔弗朗兹·迈克尔：《太平天国时期的军事组织和权力结构》，载《和平历史评论》第18卷第4号（1949年），第475—476页〕。
[5]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4、93—94页和第6章；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号，第249页；张其昀：《中国军事史略》（上海，1946年），第42—47、120—123页。我非常感谢房兆楹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6]1865年8月10日《北华捷报》，有关类似的声明见1866年6月2日、10月20日，1867年2月23日以及1868年3月28日《北华捷报》的文章。
[7]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6页。
[8]陈启天：《胡曾左平乱要旨》，第14页。
[9]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上海，1933年），第123、129页。
[10]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6页。
[11]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1936年），第41—42页。有关新儒学的复兴，见本书第四章。
[12]对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4页所列湘军军官出身表的分析。
[13]所收集到的中兴时期军事领导人的传记证明了这一点。见《中兴将帅别传》，朱孔彰编，孙诒让序，1897年版。
[14]见1867年6月29日《北华捷报》“天津新闻”。
[15]见1867年10月25日《北华捷报》，也见1866年7月7日《北华捷报》。关于总督的重要作用，见埃默里·厄普顿少将：《欧洲与亚洲的军队，包括关于日本、中国、印度、伊朗、意大利、俄国、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军队的官方报道》朴次茅斯（英国，1878年），第27—29页。
[16]“中国军队”（无标题）1883年9月8日《泰晤士报》第4版。
[17]见1866年7月28日《北华捷报》（无标题）。有关同一问题，见埃默里·厄普顿少将，前引书第21页，和《马克思论中国，1853—1867》，《纽约论坛日报论文集》（伦敦，1951年），第47页。
[18]1862年11月17日总理衙门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5页；1862年（同治元年）总理衙门奏折，《皇朝续文献通考》，第9742页；1862年12月3日“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42—43页；劳崇光1863年2月12日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2，第55b—58b页；1861年12月7日，《清史稿》“本纪”卷21，第3页。
[19]冯桂芬：《减兵额议》，《校邠庐抗议》卷2，第64—65页。不像文官考试，军事考试如此容易以至无才能的人也能通过（埃默里·厄普顿少将，前引书，第22—23页）。冯视此为近来的衰败。
[20]见1860年4月21日《北华捷报》复制的中文招贴。根据房兆楹的研究，早在18世纪初白莲教叛乱期间就出现过同样的招贴。
[21]陈启天：《胡曾左平乱要旨》第4章。“爱民歌”和曾国藩其他一系列措施都在力图改善老百姓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曾国藩剿捻实录》，第25—26页。
[22]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见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上海，1946年），序言和第1章。反对者也勉强承认这一观点。
[23]罗尔纲：《湘军新志》，第73—74页。
[24]康有为后来引用中兴时期的许多事例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总督——他们也经常是大学士——权力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兵部尚书只知道他们上报的那些兵额，但对其实际兵额及其调遣情况一无所知〔《康南海文抄》（上海，1916年）第4编，第32—43页〕。
[25]根据雷海宗的研究，古代兵民合一，团练之制度化的丧失，是自东汉开始中国社会衰落的关键。在他看来，在春秋汉代期间还本来是合一的兵与民，却变成相互分裂和彼此仇视起来，中国历史也因此而成了被动消极的。受自然灾害、人口增长和外族入侵之压力的控制，从此，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长期发展，而只有周期性的安定、动乱和借用外族军队平定动乱，只是在隋唐初期才有真正的征兵，以及由此出现的民族复兴。王安石是少数几个能认识到中国的惟一希望就在于人民的重新武装和文人的专业化的人之一〔雷海宗：《中国的兵》载《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号（1935年），第1—47页；也见雷的《无兵的国家》，同上，第1卷第4号（1936年），第1005—1030页〕。这两篇文章后收入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海、1940年）。
尽管没有能双关使用的术语，但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编年史家有时发现，19世纪之前的古代并无团练存在，只是在8世纪平定安禄山叛乱时出现过（《皇朝续文献通考》，第9617页）。
[26]康有为认为：“盖督抚以守土为事，疆土以外，非其责任，即非其所顾，天下大局，非其所预也。”康有为：《官制议》。
[27]见1866年6月2日、1867年8月16日和1868年7月25日《北华捷报》。
[28]曾昭抡，前引书；也见陈其田：《曾国藩》，第63—64页。
[29]见1867年8月16日《北华捷报》。
[30]左的两份奏折和1866年12月3日的“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第56—59页；1868年11月24日《北华捷报》；秦翰才，前引书，第31页。
[31]有关福州船政局的成就材料见沈的报告，《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210，第35—36页；卷214，第5—6b页；卷224，第7—7b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第3b—10页；卷60，第33—38页；卷66第6—9页；卷68第41—44页；《皇朝续文献通考》，第9777、9780—9788页；《国朝柔远记》卷16。
研究福州船政局最有用的文件集是《船政奏议汇编》；最有价值的专论是王信权的《福州船帮之沿革》，载《清华学报》卷7第1号（1932年），第57页；英文方面最好的著作是陈其田的《左宗棠》。也见邓嗣禹：《沈葆桢》，载《中国名人》，第642—644页，和日意格的《福州船政局及其结果，1867—1874》（上海，1874年）。
[32]日意格：《福州船政局及其结果，1867—1874》，第34页。
[33]道格恩爵士：《中国科学的进步》，《科普评论》（1873年），第382页。
[34]布鲁士1863年12月15日给罗素的信，见《中国》第7号（1864年），第1页。
[35]1864年5月19日“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4，第29页。有关李鸿章和戈登之间的争吵的情况，见1864年6月18日《北华捷报》。
[36]《北华捷报》，1868年10月27日。
[37]阿礼国1868年1月1日给斯坦利的信，见《中国》第5号（1871年），第112—116页。
[38]1863年6月20日《经济学家》；1863年9月12日《北华捷报》载引，但不赞成这种观点。
[39]1866年11月3日《北华捷报》，也见1863年2月7日《北华捷报》。
[40]1863年11月19日布鲁士给罗素的信，载《中国》第2号（1864年），第22页。
[41]1864年3月21日西华给蒲安牙的信，《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卷1，第300页。
[42]其大量的引文引自卫斐列《维多利亚中叶在中国的外国人之态度》，载《人种杂志》卷8第4号（1918年），第419—422页。
[43]方根拔男爵：《蒲安臣使节真相》，第193—210页。
[44]丁韪良：《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232—233页。
[45]1863年12月17日《北华捷报》和1864年3月12日《北华捷报》。
[46]乐灵生：前引书，第86页；斯坦利·F.赖特（前引书）也同意此种观点。
[47]1862年1月26日“上谕”，《清史稿》“本纪”卷21，第4页；1862年1月28日“上谕”，《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4，第47b页；1862年3月4日“上谕”，同上书卷18，第13—15页；1862年3月14日“上谕”，同上书卷19，第10页；1862年3月24日“上谕”，同上书卷20，第20页；1862年2月7日“上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页；1862年3月31日上谕，同上书卷5，第1页；1862年2月25日“上谕”，同上书卷4，第26b—28页；1862年5月5目“上谕”，同上书卷5，第35—36b页；1862年5月24日“上谕”，同上书卷5，第53—54页；1862年5月28日“上谕”，同上书卷6，第3页。
[48]1862年3月3日“上谕”，《清史稿》“本纪”卷21，第5b页。
[49]陈其田：《曾国藩》，第69—70页译文。
[50]董恂：《还读我书老人自订年谱》卷1，第52b—53页。
[51]1862年5月5日奏折，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1b—33页。
[52]1863年1月19日的奏折和“上谕”，同上书卷12，第1—4页。
[5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卷（香港，1949年），第205—207页。
[54]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申报馆50周年纪念版第2编，《五十年来之中国》（上海，1922年），第1页。中国发展出这样一种有影响的并被视之为模式的理论，即士兵、土匪、官僚和文人学者互为影响。
[55]日意格：《自1858和1860年条约起的法国在华政策》（巴黎，1872年），第47—49页。
[56]“中国军队”（未署名）《泰晤士报》（伦敦）1883年9月8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