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中兴领导人都特别重视与叛乱者争夺民众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众反对，那么，再好的计划也是毫无用处的。曾国藩对于官军在农村比叛乱者更富破坏性的报道十分担心，他怕一旦失去民众的支持，便再也不能挽回。他认为，叛乱者之所以可恨，正是因为他们抢劫、烧杀老百姓，官军由于救民安民而得到老百姓的尊敬。如果官军也抢民、杀民，那他们与叛匪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胡林翼指出，老百姓是军队的基础，然而军人却对以礼义对待他们的村民施以淫威；士兵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人民，如果他们不爱民，那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1867年的一条“上谕”，要求对一份有关北方老百姓比怕叛匪更怕帝国军队的报告引起重视。外国观察家们指出，农民把真实情报提供给叛乱者，而给清军提供的则是很危险的假情报。新招募的军队在开往前线的途中经常与老百姓发生冲突。例如，在镇压西北回民期间，船主就拒绝装运官军。皇帝的谕旨是对军队的掠夺和抢劫的长年记录。军官们执行军纪软弱无力，他们本身也经常参加抢劫，并把抢得的东西拿到天津或其他地方出卖。
采取诸如焚毁不服从命令的船主的船这样的直接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涉及更基本的东西。除非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得到恢复，否则，军队和人民就不可能具有捍卫这种观念的共同兴趣。除非军队军饷优厚，给养充足，否则，掠夺和抢劫就不可能被制止。这里不仅涉及军官的素质，而且涉及帝国财政的结构。
湘军和以湘军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其他军队，是旨在提高部队的士气和争取民众的支持发展起来的。曾国藩一再强调，要使百姓相信他们遇到官军要比遇到叛乱者好，这里首先是士气和精神问题。在以后的70多年中，中国军队仍然被教唱曾国藩的“爱民歌”：“生灵涂炭盼官军”等等（大意）。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曾氏指出：太平军的拜上帝会教义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水火不容。[21]
曾国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护百姓和支持儒教。[22]就这一目的而言，受过思想训练的湘军是一极好的工具，因为这种训练培养的不仅是忠于朝廷的态度，而且还有一种肯定能赢得民众支持的行为准则。中国研究湘军的最主要权威把它称为“由士大夫领导的农夫军”。这种结合，由于特别适合当时的形势，因此，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23]
其他领导人提高士气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努力，遵循的也是曾国藩为湘军所制定的这种模式。在西北作战的左宗棠“楚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左宗棠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而且左能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要求部队按市价购买粮食，并派部队植树造林以及从事其他有益于农业的活动。某一地区一旦收复，他就立即着手制定和执行重建计划。
确切地理解这些告诫“爱民”的有关文件是不容易的，但不言自喻，这些文件也不能当作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而全部抛弃。以在平定西北回民叛乱的高级将领成禄被革职论罪案为例。左宗棠报告说成禄的部队凌辱人民，把良民当作叛匪。根据左的报告，御史吴可读上奏参劾成禄。不难理解，左宗棠迫切希望撤换长期与自己僵持不下的一位将领，并很高兴地希望从此搞掉潜在的对手。关键在于，指控虐待老百姓对于左宗棠来说不仅是控告一位将领的合适根据，而且也是比平庸无能更好的控告根据。它也使人想起吴可读后来通过自杀来抗议光绪的继承者的不孝行为，来表明他将传统的道德的考虑放在了第一位。
就忠诚、背叛和社会内聚力这些问题的研究而言，人们所言与他们的所为一样重要。一种学说——其信念得到了广泛和始终如一的承认——通常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不容置疑的关键。诚然，清政府最终没有为它的军队争取到民众的长久支持，但中兴的领导者们的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实现它。虽然这些努力不可能永远地挽救旧的秩序，但它们确实削弱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支持，使国内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之时代的到来成了可能。
复兴绿营的失败
虽然中兴军事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湘军及同类新军的历史，但涉及到旧军的计划也值得一提。到中兴时期，八旗被认为已不合时宜，有的建议将它们逐渐编收于公众的生活之中，而不是恢复它们作为军队的地位。然而，在重建绿营，使它们成为现代化的全国性军队方面，还是作了一些努力。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新的地方性军队归它们的将领直接统辖，因此，只是间接地，甚至是很微妙地服从朝廷的控制。[24]在此情况下，清政府自然力图复兴旧兵部直接统辖的帝国军队，以抗衡新军。
1864年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后，朝廷和地方上的一些官员纷纷上奏，主张逐步遣散地方性的军队，留下者在经过改革的帝国军队里注册。曾国藩本人也立即主动地遣散了他的湘军。如果说这一措施是他迫于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那么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也是一个为了支持清政府而采取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这种行动符合他自己的政治原则。
然而，虽然曾国藩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复兴绿营的努力给予了正式的支持，但他们怀疑这种努力能否产生任何结果。复兴绿营的困难是巨大的。士气低落、军费不足、贪污和吃空缺的现象依然存在。那些在新军“练勇”中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训练方法用于绿营，除直隶外，收效甚微。30年后的下一代改革家们依然指出，绿营是一种赘生物，它们的饷需榨干了人民，但结果却没有给人民提供任何保护。
团练
既然团练能被传统认可[25]，并且合乎当时的要求，因此，中兴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也在努力恢复这一制度。在古代中国的理想中，至少在中兴的领导者们看来，兵农是不分的，农夫自备武装，保卫家园，所以就不需要大量的常备兵。就实际方面而言，一种好的团练制度既能节省钱财，又能加强地方治安。此外，团练的存在还能解决政府难以解决的边远地区的运输和通讯的许多难题，例如甘肃，要向它运输军队和给养就很困难。
因为这些原因，赫德和各种各样的中兴计划的制定者们一道，主张推行其团练制度。虽然尽了多种努力，但大多都草草收场。与希望的相反，团练并没有得到当地的财政和民众的支持。曾国藩在湖南兴办团练的成功，与其说是普遍的规律，不如说是一个例外。曾国藩本人也终于认识到团练是行不通的和欠考虑的，它加给人民的负担太重，并且容易为地方劣绅所滥用。此外，也经常发生正规军与团练之间的严重冲突。
湘军和其他中兴时期的新军有时被错误地视之为团练。经过细致的研究，罗尔纲着重驳斥了曾国藩是利用团练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湘军是湖南的团练。随着湘军的发展，湘乡团练已不复存在。
中兴的军事领导者们在提高士气和争取民众的支持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是通过建立受训练的地方性军队，并使它们实际上从属于朝廷而取得成功的。团练的推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和次要的计划，也是一个失败的计划。中兴政府和它的后继者都没能以很低的代价，通过将团练纳入保甲制以使每一个村庄免遭“土匪”的暴虐。
中央的军事管理
太平天国叛乱后，兵部再也不可能对中国重大的军事活动加以直接的控制了。随着以地方为基础的军队逐渐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各省越来越不愿向他省提供人力和物力。即使有合作的愿望，也常常没有合作的办法。
在发现重建旧的帝国军队已不可能后，清廷便集中力量加强对全国军队的实际控制。这个被人们视为依赖“能人”和东拼西凑调整而成的机构之上的计划并非无稽之谈。各种情况表明，各省的儒将们都会自觉地从整体上考虑国家的军事形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的确这样做了。后一代的改革者康有为认为，只有胡林翼真正地超越了地方观念，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26]，但康有为又反对高度的中央集权。一份不太感情用事的有关中兴时期主要军事活动的考察报告表明，虽然个别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努力并不能弥补中央集权的缺乏，但它们足以使许多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成为可能。
然而，政府建立一个合理的军事管理制度的努力遇到了最后被证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的经济，中兴的领导者们努力保持其稳定，停滞和无力扩大的状态。甚至在中兴时期昂贵的新军建立之前，军费与中国农业经济的总收入相比也是很高的。一个骑兵一年的费用就需700亩土地税的收入，相当于大约35家农户的全部财产。现代的军队花钱更多，这么多的钱，农业经济是无法提供的。
因此，遇到紧急的事件，通常的办法是命令那些可能有盈余的省份向在收不敷出的省份作战的军队提供粮饷。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富足的地区早已不复存在，勉强积攒起来的钱粮由于转运制度的笨拙，也在途中浪费掉了。不仅银锭，而且粮食都要经过长途转运。运到的给养一般都短缺，其分配也很混乱。根据这种制度，马新贻被命令给左宗棠送去了5万两白银，有五六个省授命给李鸿章提供了100万两白银，结果谁都不满意。
负责的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财政和供给的重要性，并且承认该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那些缺陷。理论家们如冯桂芬则指出了报告有关军费开支的全部情况以作为合理预算之前提的必要性，据此，1862年朝廷命令所有部队都必须按季度向兵部报告它们的开支情况。1864年军机处和户部联合要求所有省份报告它们的账目。1867年和1868年的“上谕”又重申了上述要求。这个方案在理论上虽然很好，然而却是不现实的，上谕的要求没有受到重视。在8年期间，只有湖北和四川两省交来了它们的例行报告。
曾国藩相信如果财政情况好些的话，捻军就不可能侵入直隶，他起草了一个更适合现实情况的方案。他主张“依时调整”，以便“变弱为强”。他写道，在当时混乱的制度下，几乎每一省都有责任向其他所有的省提供军费援助。他要求选定一些“根据地”，作为某一指定的军事地区的惟一和全部军费的援助者。他主张长江上游地区作为江南地区的根据地，四川作为云南的根据地，湖南作为贵州的根据地，等等。
在抨击责任混乱的同时，曾国藩也抨击了存在于所有的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严重缺陷。从其他方面来看，曾国藩的方案也是当时最好的一个方案。但在能够让它试验一下之前，中兴就结束了。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国家军事预算和集权化的管理等思想，虽然受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抵制，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是必要的。
裁军
财政问题是与中国军队的规模问题紧密相关的。既然军费有限，那么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就不得不限制其规模。在这个问题上，中兴的领导者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左宗棠指出：要是那些毫无用处和吃空缺的军队被裁减的话，那么，剩下来的军队将能得到更充分地训练。像其他人一样，左也忽视了地方的治安任务，而这需要许多军队来承担。在1865年给中国政府的那份著名的备忘录中，赫德认为经过训练的9万人军队——每省5000人——要比当时注册的、参差不齐的百万部队更强大、更经济。尽管对一些细节有所保留，但那些被要求就这份备忘录发表意见的高级官员都大致赞同赫德的观点。
冯桂芬认为有30至40万的部队就足够了。他指出，法国和英国凭借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军队取得了世界霸权。文祥也主张只需保持一支经过训练的、更有战斗力的较小的部队。根据他1866年在南满指挥作战的经验，文祥得出结论：一支经过很好训练的两千人的部队能够打败一支三万人的叛军。他把过去的挫折归之于具体负责的军官不能有效地处理组织、训练和士气等问题。
御史王凯泰指出，朝廷花在军队上的数十亿钱毫无用处，这些钱并不能将如此众多的人变成好的士兵。由于他们的饷金太少，不能养家餬口，因此，那些被称为“练军”的部队，它们从事的主要是挣钱维生，而不是军事训练。王凯泰拟订了一份裁军、加饷和重组“练军”的详细计划。
裁军作为一项政策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但在其实施中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1）在那些仍然还在打仗的地区，急速地裁减部队是很危险的；（2）那些被裁减的士兵，流窜到广大乡村，对社会秩序将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然而，由于叛乱被逐渐地镇压下去了，1864年（同治三年）李鸿章将他在江苏的60万人的部队裁减了一半；广东的军队也在1868年被裁减了一部分。与此同时闽浙总督英桂得到允许，将在浙江的3.5万人的军队裁减了1.3万名，并增加了未被裁减的士兵的军饷。1868年3月，官文阻挠一个裁减6支没有战斗力的直隶军队，用节省下来的钱增加其他更好一点的部队的开支的建议。然而，这只是将此裁减计划推迟了一步，接着发出的第二份“上谕”，重申了尽快地裁减军队规模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