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范围
与根本的经济改革不同，根本的军事改革，对于中兴领导人来说，不仅合乎需要，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虽然不断发生的叛乱必须镇压，急迫的外国侵略也需立即阻止，但实际上，当时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承认，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一次彻底的军事重建。这种超越出修修补补的改革努力，其结果就是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所谓“自强运动”[1]。
中兴时期的军事改革有两个主要的目的：（1）给新型的军队在中国国内的秩序中以一个适当的地位，由此提高军队的士气，确保公众对军队的支持，并强化迅速发展起来的地区性部队对清王朝的忠诚；（2）使中国的军队在训练和装备上能与同时代的西方军队并驾齐驱。
军队的重建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与传统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相冲突的。国内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分裂活动暂时受到遏制，现代的军事装备得到了有效地引进。军事重建计划产生了一代儒将，这些人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执行一种新的战略，增强军队的士气，争取公众对军队的支持，引进先进的军事财政和供给方法，锐减常备军的规模，改善军队的素质，使军事装备现代化。[2]然而重建计划又是失败的，它证明要使现代化的军队适应儒家的秩序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军事现代化则要求比清政府愿意进行的改革走得更远，发生更大的变化：在阶级结构、价值体系、赋税制度、帝国行政制度的组织原则等方面发生基本的变化。当时的政治家们深知船坚炮利的重要性，并证明中国能够制造这些武器。但是自强运动的目的很宏大：保卫传统的社会免遭“西洋蛮夷”的侵略和内部的颠覆。尽管取得了第一步成就，但不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要实现这一目的，要建立足以保卫中国的军事力量，就将使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的力图维护的传统秩序陷入危机之中。
中兴前清朝的军事制度
曾经强大一时的满人军队——八旗——已逐渐地衰败成为一个再也无法执行基本的军事职能的寄生阶层。根据当时人的观察，八旗兵就像他们的穿戴的衣服一样参差不齐。老的、少的、强的、弱的、一目失明的、耳朵全聋的，这些似乎还不是最糟糕的服役者。[3]
类似的命运也发生在由兵部直接统辖的绿营身上。绿营的衰败开始于18世纪的末叶，由于日益的腐败导致了士气的丧失。嘉庆和道光皇帝都没有进行过重要的制度改革。当1850年太平军叛乱爆发时，绿营已有50年——即自白莲教起义后——没有打过大仗。
在太平天国叛乱期间，绿营证明是毫无用处的。虽然生活费用在上涨，但他们本来就很少的粮饷却一直没有增加。北京的兵部已失去了指挥他们的能力，统帅权日益分散，部队被派到驿站或其他地方驻防，执行那些微不足道的任务，很明显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或作战是不可能的。换防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他们分成小股四处迁徙，而不是整营转移——破坏了训练效能和团体精神的发展。训练徒有虚名，而无任何实际内容。谎报兵额的现象很普遍，整个制度都渗透着一种松弛的官僚精神。朝廷发现自己依赖的是一支未经认真训练、难以驾驭的军队，它拒绝打仗，虚耗国库，遇叛乱者就降，而以抢劫平民为能事。正如赫德在1865年给中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帝国军队只有当叛乱者已经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来谎报胜利。如果叛乱者不后撤，他们便后撤。
地方军队的国家化
随着旧式的帝国军队在1850年代期间的瓦解，地方及省级官员先后开始把绅士和比较富裕的农民组织成一种新型的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同治中兴决不是一种排他性的都市运动，在各个领域它都体现着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特点，其中也包括了军事。中央政府的任务不是抑制这些新军，而是使它们与自己保持一致，尽管在实际上它们并不受兵部管辖。[4]在很短的时期内，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军事计划，根据镇压各种叛乱所得到的经验教训被制定了出来。
危机时期招募地区性的军队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明末和乾隆、嘉庆年间，都招募过“私人军队”以补充朝廷兵力的不足。然而中兴时期的湘军和其他新军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早期由地方士绅领导的团练：
（1）新军更强大，更有内聚力和更独立自主。军队的统帅亲自选择营官，例如，湘军中83%的营官是湖南人，由营官从他自己的家乡，有时从他自己的家族招募士兵，每五百人或不足五百人为一营，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犹如一个儒家家庭，营中强调道德的教育和引导。此外，新军还得到了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税收的支持。军饷是丰盛的，是当时一般水平的3倍。营官亲自负责发饷，每个士兵军饷的一大部分直接由营官寄给了士兵家属。个人间的关系进一步鼓励了战斗士气，因为没有人想惭愧地回到故乡。
（2）在早期的危机中，传统的军队还具有战斗力，因此，一旦叛乱被镇压，临时招募的地方性军队即被解散。太平天国的叛乱被镇压后，振兴绿营的努力遭到失败，八旗实际上也弃之不用，所以当时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代替以地方为基础的军队。[5]
当时的观察家们看到了新军所显示出来的这种不祥倾向。有些外国人发现李鸿章和曾国藩很容易成为独立的军阀，并怀疑李、曾实际上也许正在成为军阀。《北华捷报》曾指出：“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江苏的叛乱使地方军队将在中国的未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
上述预测忽略了已被恢复了的儒教国家的强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有助于抑制显而易见的离心力。湘军和其他新军的领导者都是士大夫，他们对现存国家的维护和加强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罗尔纲所指出：
可见湘军的立场原是出于自卫的，但因为书生与皇帝相依为命的关系，所以必须同时拥戴满清政府。[7]
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使用各种不同的形容词来刻画这些地方上的士大夫对于清中兴国家的支持，但他们都承认这一现象。对于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人来说，它是一种有效地操纵20世纪社会力量的模式和方法。在一位青年党的领导者看来，它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利益超过个人或地方的物质利益的具体体现；[8]在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清史专家看来，曾国藩利用儒家教义来诱惑和支持地方恶霸（曾所谓的“正绅”），并用它欺骗农民为清朝卖命。[9]用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权威罗尔纲的毫不修饰的话说：“皇帝利用他们（书生）维持清朝的势力，他们也依靠皇帝维持自己的利益。”[10]
新的军事领导
中兴的领导者们相信，军事方面的成功甚至比其他方面更依赖于得到品行端正的人才。犹如其他领域，没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只有专业技长的人，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曾国藩在日记中一再强调：道德品质和儒家制度的训练是选拔军官的惟一的基本标准。如果一个军事领导人不仁不义，缺乏远见，部队就不可能服从他。他必须特别地诚实、正直，不因自己的奢侈而扣发军饷，也不因个人的原因而役使士兵。他必须早早起床，严格遵守营规；否则，就会疏忽军务。营官身先士卒，部队才会勇敢地跟着他，就像小弟弟要兄长的指导一样。良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依据这些原则进行训练和约束的军队，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当曾国藩谈论到道德的训练是军事方面的第一要务的时候，他并不是仅仅空谈道德，他也讨论了中兴时期的现实问题。如我们的统计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湘军是由训练过的士大夫们领导的。既然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的淮军是根据老湘军的建制和原则组建的，因此，湘军理所当然地亦就成了中兴时期军队领导的一般形式。
湘军的军官大多数是作为19世纪中叶新儒学复兴中的儒生而成长起来的。[11]他们中的57%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开始其生涯的。更为重要的是，高级将领的10%取得过功名，仅只在下级军官中行伍出身者超过了士大夫出身者。[12]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军事重建与文职政府重建的整合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军事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与训练使军事问题的社会意义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并且保证军队不会背叛任何维护传统的儒家秩序的政府。
中兴时期的高级将领都是了解国家重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忠诚官员，他们也都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人才。尽管中国人对军事成就抱有一种传统的瞧不起的偏见，但在危机时期，最有能力和威望的领导人会站出来肩负大任。在中兴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藩之外[13]，还有许多其他著名人物。文祥对北京神机营的训练和指挥工作十分成功，崇厚在重建天津军队的活动中也获得了成功。刘长佑，虽因其打败仗而经常受到指责，不过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管理人才。[14]多隆阿、都兴阿、刘松山和僧格林沁——这些不同类型的人——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军事才能。
有才能的中级军官的短缺
虽然中兴时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就整体而言，军事人才是缺乏的，难以应付军事现代化的挑战。犹如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的那样，这是前一世纪以来中国军队所长期存在的弱点。《北华捷报》——它在李鸿章的大营里派有一名通讯员——写道，装备精良的帝国军队几乎总是被叛乱者打败，除非李鸿章本人亲自指挥作战；如果李能得到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军官的话，那么，战争就不会拖得如此之久。[15]中法战争前夕，观察家仍把军事人才的不足视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困难。[16]
1860年后，由于中国力图使自己的军队现代化，军队人才不足的弱点比以前显得更加严重突出了，因为在现代的战争中指挥员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
中国军队的训练主要是由一片花里胡哨的旗子遥相挥舞，每个人都凭着想像做动作，似乎在短兵相接。在这种训练制度下，军官们无知并不重要。在危险临近时，士兵从未想会见到一个军官，后者在这一点上也不会使他们失望。但在外国的训练制度下，一个军官亲临现场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指挥员想教会士兵外国战术，但他又不努力学习最简单的口令，那就会造成混乱。[17]
中兴的主要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力图着手解决它。1862年，总理衙门使皇帝批准了一个外国教官用外国战术全面训练满汉军官的计划。受训后，中国军官能够训练和指挥中国军队。总理衙门认为，要训练士兵必须首先训练军官，并仔细地拟订出了这方面的计划。“上谕”一再要求推荐和选择军事人才，有关这个问题的无数建议也提了出来。[18]如冯桂芬就主张恢复军事考试制度的应有重要性，通过这种考试，鼓励和促进从下级军官中选拔人才。[19]
这类计划听起来似乎可行，但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一厢情愿。就事实而言，中国社会被分成打仗的农民和上层阶级，后者的价值观妨碍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及亲临前线指挥。这类计划之所以未能实现，不在于计划的制定者们没有看到对现代化军官的需要，而是由于不存在任何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军事人才的阶级。那些善于带兵打仗的下级军官，很少得到提升；而那些即使经过3年的现代训练依然毫无实际能力的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中国的制度下，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一名军官。这种地位——这是获得指挥权的先决条件——所决定的人的素质与在新的条件下所要求的指挥才干是相矛盾的。
军事人才的缺乏不仅妨碍了军队的训练计划，而且也破坏了以自强为目的的中兴计划的其他方面。中级军官的贪污腐败使改进供给和增加军饷的计划毫无成效，部队依然不得不劫掠老百姓，民众的怨恨有增无减。新建立的兵工厂和造船厂，经过很短时间的发展后，马上陷于停滞，并衰败了。因精干的下级军官不可或缺，上级军官只得容忍他们的不端行为，结果破坏了军纪。如陈国瑞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却明显地受到宽容。朝廷也知道它收到的大部分战地报告都是纯粹的伪造。庸才使劲吹嘘自己，有才干的人则为自己的下级掩饰，因为他们怕派那些更无德才的人来取代下级原来的职务。胜仗或败仗经常能够得到查证，但要想得到全部事实则是不可能的。
聘请外国军官也无法解决军事人才不足的严重问题。外国人是作为军事专家而被聘请的，他们不可能充当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的先决条件。西方人很晚才慢慢地懂得这一点。
部队的士气与公众的支持
使军队忠于国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不仅是整个军事改革计划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整个中兴的政治和社会计划。不言而喻，不为任何理想作战而又受到苛待的军队易发生骚乱；劫掠当地民众然后又闻匪色变、弃土而逃的军队，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1860年张贴在杭州的一首匿名诗表达了民众的态度：
贼至兵何在？
兵来贼已空。
可怜兵与贼，
何日得相逢！[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