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是唐高宗“惧内”的典型史料，活画出高宗怕老婆的窘态，甚至说他为讨好武则天而“把上官仪出卖了”。但仔佃考察，并非如此。结合高、武二人状况和当时宫中实情便知，高宗既爱武则天，又钟情其他美女。特别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女儿魏国夫人，因是武后的亲属经常出入宫中，皆受到高宗的宠爱，这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就是指高宗的性放纵，受武后的限制。而当高宗得知“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这自然是武皇后允许的，于是便疑心武则天与郭道士有染，顿生醋意，勃然大怒。他一气之下召来宰相上官仪商议，而上官仪以为高、武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上的分歧，是高宗不满武后干预朝政，于是挑拨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武后闻知迅速赶到高宗面前自诉，使高宗疑团立即冰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羞缩”二字道出高宗自己配制的醋意，于是帝后联手铲除了上官仪及其同伙［45］。
《通鉴》在进述上官仪等人被处死以后，说：“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46］这段评论虽对此后武皇后的权势过于夸张，不符合《通鉴》本身记载的史实，但通过诛杀上官仪等人，武后的权力确实进一步增强，开始形成高宗、武后“二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从此武后又经过十年的辅政，十年的磨练，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上元元年(674）是高宗执政、武后辅政的重要年代。从这一年开始，武后的权力有很大的增长。
是年八月，壬辰（十五日），高宗下诏，追尊六世祖宣简公李熙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五世祖懿王李天赐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祖父太武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父亲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母亲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从此日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47］。高宗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表明“二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更加凸现出来。同年十二月，天后进言十二事，亦可称为上意见书十二条，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从此武则天拥有参与决策权更加明显。史载：
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中渫。帝皆下诏略施行之。［48］
则天武后这“十二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内容，是提交给高宗的一份施政纲领。而且每条都有一定的针对性，都是切实可行的。《通鉴》说，天后上表“合十二条。诏发褒善，皆行之”［49］。就是说，高宗看到武后的上表十二条，异常兴奋，完全赞同。
立即下诏书称赞，并全部实行，并不像《新唐书》所云“略施行之”。当以《通鉴》为是。
3．高宗曾经想让武后摄政（674-675年）在武后进言十二事之后，高宗对武后可谓言听计从。上元二年（675）三月，高宗想让武后摄知国政。两《唐书》及《通鉴》所载略同，看来确有其事。高宗为何想让武后摄知国政？第一，武后进言十二事，高宗很满意，“诏书褒美”。说明武后经过14年的参政（660-674），至此政治经验丰富，办事能力很强，高宗认为“称旨”。第二，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病日渐严重。“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50］“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51］“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52］。由于病情较重又无良药可治，整日头晕，无法听政。第三，高宗想禅位于太子弘，但李弘病重，只好由武后摄政。
在高宗八个儿子中，他最看重的是太子李弘。龙朔二年（662）十月，高宗、武后幸骊山温汤（今西安临潼华清池），命太子李弘监国。时年弘11岁。龙朔三年（663）十月，高宗“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时年太子弘才12岁。
乾封二年（667）九月，高宗因久病不愈，命太子李弘监国。时年16岁。咸亨二年（671）正月，高宗幸东都洛阳，留太子弘于京城长安监国，时年20岁。咸亨三年（672）十月，诏太子李弘监国。四年八月，高宗命太子弘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上元二年（675）三月，当高宗想让武后摄政时，太子李弘因长期患肺结核加上劳累过度已病危［53］。
高宗有了让武后摄政的想法后，便同宰相们商议。如今的宰相班子，已非昔日的李积、许敬宗等组合。总章二年（669）十二月，李积病逝，陪葬昭陵，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表彰其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功，高宗为其撰书碑文。咸亨三年（672）八月，许敬宗又病故。其他宰相张文瓘、李敬玄、刘仁轨、李义琰、郝处俊、戴至德等，多为总章二年（669）以后任命的。其中刘仁轨，又多在外地领兵作战。于是，高宗和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商量，郝回答说：“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按指魏文帝曹丕）着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高宗又征询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意见，李回答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由此高宗不再提让武后摄政之事［54］。另据《新唐书》记载，上元中李义琰由中书侍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摄国政，义琰与郝处俊固争，事得寝”［55］。此时李义琰的官职亦应是宰相。以上史实说明，有学者提出的上元二年三月，武则天“夺权”、“逼宫”事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同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弘病死于合璧宫（原属东都苑内，遗址在今河南宜阳境内）。五月，高宗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56］这足以证明，高宗想禅位，首选是太子李弘。因为高宗终生维护和建树的，是李唐皇朝。
4．高宗维护李唐皇朝与信任武后并重（675-683年）郝处俊等宰相的劝阻，使高宗深切追思高祖、太宗创业的艰难，使太宗的临终遗嘱又一次铭刻在心。此后八年他不再提让武后摄政一事。但高宗仍然信任武后，在他晚年病情日渐严重时，便委托武后处理更多的行政事务。武后从高宗欲让他摄政而中止的事实中，知道宰相中还有人反对她掌权。于是，从上元二年（675）以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大抵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57］。或云“天后多引文学之士着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58］。所谓的“北门学士”，除上引点名的元万顷、刘祎之外，还有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等［59］。这些文人皆由则天武后操控，需要时经由北门入禁中，协助武后参议朝政或着书立说，故称“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只是武后的助手、辅佐人员而已。因为他们无权参与宰相政事堂集体议政、决策。实际上，高宗晚年经常抱病处理重大事务，史书记载甚详。仪凤元年（676）三月，高宗命黄门侍郎来恒（来济之兄）、中书侍郎薛元超（贞观时名臣薛收之子）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此二人忠于李唐皇朝，并非武后亲信。可见高宗任命宰相无需武后认可。九月，大理丞狄仁杰执法严明，高宗亲自过问并擢拔狄仁杰为侍御史。十二月，高宗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抚，了解地方民情［60］。永淳元年（682）十月，吐蕃入侵河源军（唐屯防单位名，故治在今青海西宁市）。军使、大将娄师德率唐兵于白水涧击败吐蕃军，八战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