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库克森去珀斯邮局发电报向父母报平安。碰巧汤姆也去那里给家里发了一份三个字的电报：“安而瘦。”三个月后，他们结了婚。1942年8月下旬，他们乘一艘丹麦船前往美国。当这对年轻的夫妇到达布朗克斯维尔时，汤姆对他受到的奇怪欢迎大为吃惊。父母以为他不支持父亲，因为他从未对珍珠港争执写过只言片语。此时，他才知道父亲已被解职。听到关于罗伯茨报告、关于发动痛恨他家的攻击运动以及斯塔克如何对父亲落井下石的种种情况后，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到了下半年，也在海军当军官的金梅尔的三子内德在停泊在斯卡帕湾的“兰杰”号军舰上偶遇斯塔克，他现在是驻欧洲的海军司令。内德对父亲与斯塔克之间存在恶感一无所知，原以为斯塔克会热情地拥抱他，因为他孩提时就与斯塔克相识。但这位将军表情冷漠，只说了声“哦，你好”，然后就结束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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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对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欢欣鼓舞，数周后却因北非的托卜鲁克落入隆美尔之手变得沮丧了。7月2日，传来消息，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被希特勒的军队攻陷。同一天，英国第八集团军被迫退到亚历山大城下。倘若在苏联的德军打通道路进入高加索跟隆美尔会合，如何是好？到那时，德军跟日军实现更为糟糕的联手，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边，美军对日本最南端的前哨基地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进攻已经开始。8月的第一周，1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登上瓜岛。尽管日军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地面袭击和海上轰炸驱逐登陆者，美军仍然扩大了战果。
这年秋天，在所罗门群岛发动的猛烈的陆海战役与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吸引了政治家和公众的注意力，使关于珍珠港的争执未成为国会选举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当局屡屡想整那些战前直言不讳的孤立主义者而未成。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新增了44个席位，在参议院新增了9席，变为37席，足以让对方搞不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在众议院，民主党的多数优势减少到只多出两个席位。这些情况损害了自由主义者和新政支持者的利益，而促进了早在约4年前就开始的共和党人与南方民主党人之间的联合。
1942年11月到1943年夏天是盟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期之一。在太平洋，血流成河的瓜岛战役以残存日军拼死一逃而告结束：麦克阿瑟挥师横越新几内亚，直趋莱城。
希特勒在北非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势变成了灾难性的失败；陆军元帅冯·曼斯泰因在库尔斯克附近发动的大规模坦克进攻受阻，东线的主动权现已决定性地属于苏联人。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半个月之后，对轴心国的第四次打击来临：墨索里尼被迫辞职，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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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3年秋天，金梅尔将军确信，他必须全力以赴为自己辩护。他向哈里斯将军提出辞职，准备前往华盛顿。哈里斯极力劝他重新考虑，华盛顿的那些人将会毁了他。
“这次我必须碰碰运气。得依靠自己，我决心已定。”诺克斯已经同意让他查阅海军部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全部档案。
现在的问题是找一个好律师。已有几个律师主动表示愿意干。“我有一种感觉，即他们是当局密派来的，蓄意破坏我可能做的任何努力。”
金梅尔在自己“山穷水尽”之时，终于找到了一位海军上校——罗伯特·L.拉文德，此人是个熟悉审判程序的职业律师，他因经验不足而不肯做金梅尔的首席辩护人，但他认识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名叫查尔斯·B.拉格，属于波士顿罗普斯——格雷——贝斯特——库里奇和拉格法律事务所。
罗普斯——格雷是新英格兰最有声望的事务所之一，查尔斯·B.拉格是个在全国极受尊敬的律师，是马萨诸塞州最高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的儿子，毕业于阿姆赫斯特和哈佛法学院。1930年，赫伯特·胡佛任命他为美国司法部部长助理。其诉讼活动充分体现了他那非凡的精力和能力。在任职三年中，他亲自在索赔法院为不下75个案件进行辩论，并参与最高法院35个性质不同的案件。他不根据别人写的辩护状来发言，而是积极参与每份辩护状的起草、编排、案例选择及文风。他赢得了最高法院诸位法官的尊重，其中巴特勒法官的评价是，他具有“一个辩护者的灵性”。
拉格自19年重新个人执业，他提出证据的技巧和说服力使大量案件胜诉。他讲话生动，笑声富有感染力，以机敏和精心拟定的进攻计划能左右审判庭。总之，他正是金梅尔需要的那种斗士。他带着公文包走进审判庭，就好像它是一件武器，他说出的“我反对”有如清脆的枪声。
1944年初，金梅尔应邀来到波士顿。一进拉格办公室，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罗伯茨的签名照片，使他感到困窘。金梅尔用两个小时谈到他个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的遭遇。“我不宽恕罗伯茨委员会，也不宽恕罗伯茨先生本人，而是用我能用得上的一切咒骂语言痛斥该委员会，尤其是罗伯茨先生。”这种痛斥使拉格面露不满。
金梅尔没被吓住，他说：“如果你相信我告诉你的话，我愿意请你做我的代理人。如果你不相信我，就不劳驾你了。”拉格没有犹豫，他说：“我接你的案子。”然后进而说：“我得问一些让你为难的问题。”“请吧，”金梅尔说，“我无所隐瞒，任何问题都难不倒我。”
“我们会相处融洽的。”过了一会儿，金梅尔把罗伯茨称为“狗崽子”。“将军，”拉格反对，“请不要这样骂他，他是我的老朋友。”金梅尔保证：“在我听到你也这样骂他之前，我将不再骂他。”在返回纽约的火车上，金梅尔和拉文德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东西。将军在第125大街下车时说：“拉文德，这将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我能回家睡觉的第一个晚上。”
待到这三人再次见面时，拉格已经看过了罗伯茨委员会的审查记录。这位律师说：“你对罗伯茨的看法是对的。”
几天之后，金梅尔长期等待的机会突然降临。2月12日，诺克斯写信给哈特将军，命令他询问证人，以获得宣过誓的有关日军进攻珍珠港情况的证词。鉴于这件事与金梅尔将军利益攸关，哈特受命“通知他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他有权出席，有权带律师，有权提出询问和盘问证人，提出跟询问有关的事情，并得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作证或表态”。虽然这不是一次军法审判，但这是首次允许金梅尔讲述他所了解的经历的情况，而且是在律师的帮助之下。
九天之后，金梅尔又遇到好运，海军密码机构Op-20-G的负责人劳伦斯·萨福德上校来到金梅尔在纽约的办公室。几年前，萨福德曾在金梅尔指挥的舰上干过枪炮官，时间不长。金梅尔将军曾评价说：“他发出的炮弹狗屁不是。”且对他说：“萨福德，你不是干这行的料，所以我打算把你调走。”自此以后，萨福德不仅创建了海军通讯情报机构，而且造出了一台新的密码机，使当时现有的密码机望尘莫及。他才华出众，富于创新，被认为是海军第一流的密码分析专家。
萨福德透露，当国会要求军法审判金梅尔将军时，他期望被传作证。为了准备证词，忆起往事，他查阅了经自己办公室之手的有关截获的日本电文的秘密档案。他说，使他大为惊奇的是，他首次发现这些电文从未发给过金梅尔。在此之前，萨福德一直谴责金梅尔玩忽职守，这时他因未让将军看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而怒不可遏。
人们可以想象金梅尔听后如何激动。当萨福德对他讲当时发自东京的电文表明战争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时，金梅尔在拍纸簿上记了下来，但他兴奋中夹杂着怨恨，在得知12月6日和7日接收到的14部分电文内容时更是如此。华盛顿为什么不让他知道？而他们竟敢指控他玩忽职守？萨福德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最后表示不得不走了。他解释说，他来纽约参加妻子的画展，必须回画廊去。他的妻子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但脾气不好，盛气凌人。萨福德本人是个专业人员，性情温和，狂热地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当他有点儿弯腰曲背快速走过海军部大楼的走廊时，他那纤小的秘书费瑟斯小姐紧步其后，手里拿着拍纸簿记下他的最新灵感，这种情景令人难忘。他现在愿冒损害前途的风险而来揭露真相。
金梅尔把他用铅笔写的记录带给拉格，拉格也认为萨福德的证词将是最重要的。这位律师承担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责任，他的首要职责是以最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方式来保存和记录这种新材料，还必须使萨福德不致毁了自己的前程，使上校不致受到惩罚或承担责任。此外，国家利益也要超乎一切地加以考虑。在为当事人辩护时，决不能向日本人泄露出他们的密码一直在被破译。
因为哈特调查将秘密进行，拉格建议萨福德“彻底披露截获的电文的存在和内容。这样，在未来任何的诉讼中，金梅尔的代理人能够要求查看这些档案，使之能用于进一步的合法调查”。
金梅尔终会有上法庭那一天的，他的命运取决于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精明律师和一个仗义执言的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