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来了！那一刻，我如同居住在炮火连天的利比亚侨胞，猛然看到了祖国派来的撤侨专机，那叫高兴，那叫激动，那叫有依有靠啊！
我转过身去，赶紧把丈夫扶到门外。克里斯急步上前，张开双臂把我俩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偎在他那健壮的臂弯里，感激的泪花全都绽放在无言的笑脸上。
克里斯搀着我家户主，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地提醒他脚下有台阶，不着急，慢慢下。
路上，克里斯告诉我，他接到我儿子的电话，忙驱车上路。然因下班时间，路上塞车，让我们久等了。
克里斯家住印城，在K市上班。为了我们，累了一天的他，这条路要往返三趟啊！特别是3月7日是克里斯的生日，家人已为他备好蛋糕，插上蜡烛，正等着同他一起享受这每年仅有的一次——生日晚宴。
我深感愧疚。要用多少个“对不起”才能填平自己给他人带来的这个缺憾哪！
他看出我的不安，一再地找话安慰我。他说，生日当天能为好兄弟的父母开车，这么有意义的事，值得纪念！
我又一次无话可说，只是眼含热泪地拍拍他的肩。他侧过脸来冲我笑，笑出了一脸的善解人意。
雨停了，天晴了，到家了。下车后，我急步进屋，抄起桌上那满盘美国大苹果和北京大鸭梨，往一个塑料袋里一倒，拎到车库，大胆地使用了美丽的谎言，告诉他这全是中国货。“傻小子”不推不让地接了过去，泛着红润的白脸上，竟洋溢着“如获至宝”的惊喜与感激。
握别克里斯，我开始合计怎么答谢人家。三天后再请谁把我二人拉回医院？三天后丈夫如还开不了车，那辆停在医院大门口的“老伙计”，将由何人把它驾回来？
率先想到的还是找计程车，可护士曾提醒过，这边的计程车极不守时。丈夫的复查时间是早9时，掐指细算，我们的出发时间绝不能晚过7时40分。万一误时，会打乱手术医生的全天计划。
丈夫有辙了：“请老街坊米勒跑一趟，我的眼检查后若不用做手术，就能把咱的车给开回来。”
我点头：“好，回来后给米勒100美元。”
周日上午，米勒接到电话，当即满口答应，并主动提出要带上他的朋友布莱尔帮忙把我家的汽车给开回来。
7日清晨，一行四人，一车前往印城医院，抵达后不到一小时就听到了好消息。医生甚是高兴地告诉我丈夫，他的眼睛恢复得相当好，不用做手术了！
心情愉悦，车轮快，转眼间米勒就把我们载到自家门前了。下车时，我把早就备好的、印有吉祥如意的红包往他手里一放，忙解释红包所代表的含义及价值。
一开始老头挺乐呵，可当他拆出了100美元时，圆圆的胖脸欻地就通红通红了。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肯收。
丈夫上阵了：“You drove your own car back and forth，with gas being so expensive……”（来回都开着你的车，尤其是汽油这么贵……）
米勒打断他的话：“God will help me when I"m in need.You can call me any time when you need help，I"m always here for you.”（我有困难上帝会帮助我，你有困难，可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
不争了，怕争丢了老街坊的真诚与美意！
深情深藏心底。可不还了这份情，我心老是乱嘭噔！
一周后，我跑到市中心的一家工艺品商店，一次买回三个大花瓶和三张感谢卡。米勒和布莱尔那儿，转天就送至府上，克里斯那一份需择日再赠。
料想不到，我的答谢礼品还在桌上站着，克里斯亲手为我家做的改锥就寄到咱的信箱啦！我举着那个用苹果木制作而成的“工艺品”百思不得其解。
还是丈夫脑子快：“那天他送咱回家时，你曾夸他会做木匠活，这不，‘证据’到手了。”
我乐：“这美国人，急人难，救人急，还来个倒送礼！”
想念我的老街坊
那些眼神，老街坊的眼神——调皮的、嬉闹的、亲切的、呵护的、信任的、依赖的、赞同的、支持的、埋怨的、难舍的、忍痛的……那一双又一双的眼，泪水满溢的眼，在那一刻，全都瞪着我，瞪着马上就要离开他们的老街坊。
1986年10月18日清晨，载我一家去机场的面包车，“无情”地驶出了老街坊的追视，把我们送上了远离故乡的波音747。起飞了，北京时间上午10点30分。这个早也盼，晚也盼，一盼盼了1400多个夜与昼的“美好时刻”到来时，答谢它的竟是我那夺眶而下的泪水！我扑到机舱的小窗上，挤扁了鼻子往下看。再见了父老姐妹们，再见了雄伟的首都，中国的心脏！心脏？我按着咚咚的前胸，伴飞机一起直插白云间……
一路上，我没有猜测和设想未来的心思。因为我的思绪已被亲朋好友和老街坊们通力扯走，又将其盘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故乡啊，故乡！您给了我太多的忘不了，忘不了……
在丈夫只身来美国“开荒”的四年里，若少了老街坊的贴身关照与保护，年轻的我领着一个年幼的小小子，想过上安稳日子，休想！
丈夫在家时，连买瓶酱油的机会都被他抢走了。丈夫远走高飞了，家里家外的这事那事我必须要一肩扛起。我生来不爱麻烦他人，自己但凡能干的，尽量不去唠扰老街坊。令我料想不到的是，我的能与不能，强项和弱项，左邻右舍像是全都了如指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丈夫迟迟不归的后几年里，我连倒自家的垃圾和扫扫院子的“权力”都被隔壁的王大哥给剥夺了。
王家的二姑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凤子，主管着我家的电器维修，包括换灯泡儿；在甘石桥食品商店卖菜的石军，从来不许我在初冬时节去排队买储存大白菜，每一年，她都帮我买好多一级白的白菜，放在店里，需要时她就捎几棵回来；在西单侨汇商店售货的李娜和三楼的张喜琴小妹，把我去银行将美金兑换成人民币的差事视为己任；隔壁的王大嫂专门负责我和孩子的安全问题。我有事出门，大嫂会早早地去宏庙小学等着接小儿洋洋。赶上我在外面遇到坏人盯梢儿，心里只要一想起王大嫂，胆壮之感油然而生。
记忆中，198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我一进西斜街，一个穿军大衣的小子就尾随在后。半路上，他绕到我的身前，嬉皮笑脸地不说正经话。我灵机一动，告诉他我工作在北京公安局十三处。他听后仰天大笑：“据说，十三处是打人的地方，就你这形象还想打人，吓唬鸟儿哪？”谎言被他戳穿后，我选择快步如飞地走。当我扑到王大嫂面前时，大嫂迎头一问：“谁欺负你了？”大嫂听完我的三言两语，忙冲到屋外，抄起一大扫帚：“我看哪个兔崽子敢打我们宋姨的主意！”
转年9月，凤子的丈夫分到了新房，大嫂一家全搬到德胜门外了。惜别时，大嫂抱着满脸是泪的我：“不怕，我会常来看你和孩子。”大嫂给我擦泪：“凤子的电话你记下来了，有事赶紧找她，夜里有事也照样打。”
王大哥一家搬走后，我右首边，紧挨着大门口的那两间屋子闲置了半年啊！在看不到隔壁光亮的日子里，每晚，只要侧脸一瞧，那片黑洞洞会把我给空落得六神无主、心无靠。
我胆小，怕坏人。天一黑，全靠门上那个撞锁和窗户上那层布帘来帮我驱邪壮胆儿。前院的小锐锐，隔三岔五就跑来提醒我：“您家后窗紧挨着电线杆子，夜里要多加小心哪！”每闻此言，我即赶紧转移话题，可她总是百折不挠地将自己的想象和盘托出：“那贼抱着电线杆子三下两下就能爬上您后窗台，打碎玻璃就进屋了。”她的好心，常迫我瞪着两眼不敢睡，瞪着两眼盯着后窗户。就在我跌进预期恐慌、预期焦虑的无奈时刻，戎生来了。
是孤独的撮合，是真情的融汇，是互信的靠依……
1986年3月，由东城搬进西城的赵戎生，不几天儿就“晋升”为我和儿子的“贴身保镖”了。最爱听那句话：“夜里有事，您就砸墙。赶上我上夜班，雅云就睡在里屋，贴东墙躺着。”在相处的半年里，尽管我的拳头始终未获得“咚咚”西墙的机会，但戎生对我和儿子的照料却胜过了京城里的亲人哪。
他上夜班，回家的时间是早上。一次不落，跳下自行车就来我家送菜：“地摊儿上买的，新鲜。”他把换煤气的小车儿，立在我家厨房的门后面：“这是我特意给您做的。”他瞪圆了双眼：“车是有了，可不许您自己去换煤气啊！给您预备个小车儿，只是预备着。赶上哪天没煤气了，一定要等我下班回来再帮您去换。”“我处了个对象儿。我俩都在玻璃厂工作。”他把马姑娘的照片杵给我，“您要觉得不错，我就定下来。”
……
谁说这是邻里间？
宋家无男孩儿，迟到的赵戎生，犹如我的亲弟弟。在与他为邻的180多个日子里，戎生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来找活儿干，来跟儿子侃足球，跟我聊大天儿……
喜欢戎生，他真诚待人、淳朴善良。可怜戎生，他自幼丧母，父亲在南郊上班，只有他上夜班时才回家住住。跟他朝夕相处的也就是妹妹赵雅云。戎生视我为自家姐，我给他什么吃什么，从没半句客套话。
全家移民美国的签证办下来了，我不敢让戎生知道。后天一早就要上飞机了，戎生仍不知详情。告诉他我和儿子要去美国定居，怎么跟他开这个口哇？
16日晚上戎生来了。他指着码在墙边的旅行包：“听说您要去美国，看来是真的啦！”戎生双眼盈泪：“您不告诉我，我不生气，我生气的是您和洋洋为什么要去美国！”话毕，他跑了……
10月17日，戎生没来我家。转天清晨，戎生和雅云都没出来为我们送行。在我抵达美国一个月后，从喜琴小妹的信中获悉：面包车刚一开走，她和戎生兄妹就扑进我家，同我的老父亲一起哭。那天的午饭，谁都没吃。
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身在异乡的宋晓亮，早把老街坊的深情厚谊用汉字刻在了西方的感恩节里。
简述林楠
我在林楠先生新出版的散文集《彼岸时光》的封底上留下了这样的话：“评论家之难能可贵处，捧起一本书，爱读与不爱读，都须耐心读完，并逐句地揣摩、分析、总结出作者的创作动机，传达的思想，阐述的立意……”
为提携和推介海外新移民作家，多少年来，林楠先生呕心沥血，耗时劳神，倾尽心力，搭上健康，用文字为北美华文文学留下了会说话的历史。
敬佩他！
这番话，我不是拿来就说，算是自身感受的迸发啦！
2009年的盛夏酷暑时，在天气炎热、空气沉闷中，咱坐那儿吃冰棍儿、喝冰镇汽水还觉得心里躁得慌，而林楠先生却要拿过我的长篇小说《梦想与噩梦的撕扯》，读得下去读不下去，都得硬着头皮地把近20万个中国字全给过目了，并需从字里行间中琢磨出个道道来，再伏案写出自己觉得书中该不该“撕扯”，“撕扯”得到位与否，或根本就没有“撕扯”的必要……
他，一头栽进“撕扯”里，一气呵成写出的5263字的书评，竟是带病完成的。带病完成是别人告诉我的。敢情那时的林楠先生患有重感冒：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口腔溃疡、满嘴水疱，连喝口水都疼得他两道眉毛竖起来！
天哪，原来那5000多字的书评：《命运交响曲——评宋晓亮的长篇小说〈梦想与噩梦的撕扯〉》，是他从病痛中“撕扯”出来的，这怎么落忍哪，我！
我与林楠先生不曾谋面，其交往渠道：一是在文心社里互读彼此的文章；二是发送电子邮件。交往中，只觉得他像是邻家大哥，风趣幽默的大哥，又像是自己的老师。他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安全的朋友。
“安全的朋友”不可多得，得到了当加倍珍惜。珍惜的定义也只是在淡淡的来往中，多了份在意及较深的理解。就是这份在意和较深的理解竟驱使着林大哥又为我写下了散文《宋晓亮有个历史镜头》。
在那3700多字的“镜头”里，林大哥把我昔日的磨难与悲苦的心境，写到了宋晓亮灵魂的最痛处：“……母亲，能承受酷刑，却无法承受自己幼小的孩子受委屈呀！那天，宋晓亮想自杀。她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是她连累了孩子，所有的过错都是起源于她，只有她死了，孩子或许能跟爸爸报上户口，报上户口，才有未来！
北京的高楼大厦，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的胡同、大杂院儿，北京的山川云影，无不留下这位年轻母亲痛楚的、愁苦的、百思不得其解的、无望的目光。”
我把从“无望的目光”中，所迷茫出的骨寒神伤的悲凄，深埋心底。但这份骨寒神伤的悲凄却被林大哥透彻洞悉！惊讶、赞叹、令人折服的评论家！
海外的汉语评论家，大都没有单位给按时发工资、定期拿津贴。基本上都由自己掏腰包支撑着各自的一日三餐及生活必需品，用业余时间来伏案读呀写呀的。
闲暇时，我常托腮凝思，写散文随笔和小说的人，所敲出的中国字弄好了，在发表后，会收到稿费。尤其是小说，还有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机遇。可评论家们，又读又记又写，待文稿出手时，尽管已耗费大量的时间与心力，然因篇幅过大（不大写不透），一般报章都不易发表，更别提把评论家的作品搬上屏幕了。
尽管如此，他们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地写下去，写完张三，写李四，写完王五，写赵六，一写就是几十人的评论。尤其是被写者与评论家因身处他国异地，纵然想把自己的感激之情化作一份薄薄的回馈，又因彼此间横着万水千山，哪怕想邀请评论家喝杯清茶都因要乘飞机前往，而心愿难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