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群众路线正如火如荼，而重庆则在脱离百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白修德曾与孔祥熙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向孔祥熙质疑，国统区几年间物价上涨了100多倍，这是通货膨胀，而孔祥熙则暴跳如雷：“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就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孔祥熙（1880—1967），"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孔与宋子文、蒋介石为姻亲关系。1938年当选"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任中央赈委会委员长。
1940年的5月，南洋侨领陈嘉庚率团来到延安。在延安的见闻，让他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陈嘉庚（1874—1961），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17岁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经历家业衰败后进行艰苦创业，成为百万富翁。1910年，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开始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活动。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访问重庆、延安等地。访问延安后，通过与国统区的对比，陈嘉庚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他称赞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陕北公学学员洪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洪戈，河北人，1921年出生。1938年到延安，曾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厂厂长。1949年，同无产阶级杰出革命家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蔡妮结为伉俪。1951年赴苏联红色乌拉尔矿实习，1953年回国。历任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处长、北京有色冶金设计院副院长等职务。
毛主席那时候就宴请他一次，宴请他一次用什么东西呢？就自己种的豆角、自己种的西红柿，还有老乡前天送他的一只鸡，炖的鸡，就这么一些东西，就招待客人，招待陈嘉庚，这么一个大资本家。相对比之下，陈嘉庚就说，蒋介石来的时候招待他，用了八百个银圆。
感受到边区人民的朴实、勤劳，目睹了共产党人的朴素、勤政，从重庆来到延安的陈嘉庚，对中国的政治得出了新的结论：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中国的长袍马褂，农民的粗布短袄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
——赵超构《延安一月》
中国的共产党，对于他们的信仰、执政理念与伟大目标的传播，即如何“到群众中去”，不是标新立异，是活学活用，懂得依靠传统的力量，在旧习惯和旧形式这些“老瓶”中装入了新酒。
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中宣传革命思想，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的。陕北是民间文艺的沃土，延安还来了很多“了不起”的文艺家。但高雅的和通俗的艺术还没有形成合唱。你看不起我的，我听不懂你的。
老百姓对鲁艺学员的评价，让王昆她们哭笑不得：
王昆，中国女高音歌唱家，1925年出生，河北唐县人。1939年春天在家乡晋察冀边区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44年随团至延安，进入鲁艺戏剧音乐系学习。1945年在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此外她还主演了新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团长。代表曲目有《二月里来》《农友歌》等。
老百姓说我们，音乐系哭爹哭妈，戏剧系是装疯卖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文学系吹牛拍马，美术系画他爸爸。
民族危难之际，抗战艰辛时刻，必须凝聚文艺的力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样为的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接下来的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也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陕甘宁边区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为此，毛泽东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活动。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4月这一个月里，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毛泽东的忧虑
1942年春节期间，鲁艺美术系的蔡若虹、华君武和《解放日报》美术编辑张谔在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小型漫画展，对延安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评。毛泽东也来参观。几天后，毛泽东特意邀请3位漫画家到杨家岭来谈话，指出漫画要考虑到全局，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眼旁观，应该多加鼓励。此外，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纷争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41年7月下旬，与毛泽东交往较多的萧军，因为与一些人意见不合想离开延安。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恳切地挽留萧军，称“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同时对他身上的缺点也提出批评，提醒其“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在反映延安火热生活的同时，也刊登了一些批评与不满的文章。
1942年4月13日下午，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应邀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同与党外人士的谈话相比，毛泽东同他们的谈话更加直接。他说：“我看你们鲁艺的同志要经常到农村去，要认真了解农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只要你们真正懂得了农民，农民就会懂得你们的。”[19]
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概括力，把文艺的全部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20]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认为，走向人民大众，在生活中汲取艺术的养分，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感动、启示和教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21]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讲话》获得了强烈反响，文艺家们创作出大量时代迫切需要的优秀作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让文艺家们获得了丰富的题材、主题和艺术营养，人民大众在文艺作品的感召下，得到了思想与感情的升华。
1942年的年末，元旦来临、春节将至，正是传统戏剧表演的大好时机。鲁艺副院长周扬因此提出：“这次演出，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粗犷、豪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陕北秧歌引起了鲁艺师生的关注，他们专门把桥儿沟的秧歌把式杨家兄弟等一些当地闹秧歌的“头行人”请来教秧歌。
本来老百姓就有秧歌，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头行人”是一个“老爷爷”，一手执扇其意为“风调”，一手擎伞寓为“雨顺”。在于蓝的记忆中，传统秧歌领头人的形象被丑化了，“最初演那老太太的是个男同志，脸上画的红的，这地儿挂两个辣椒当耳环，都丑化了”。[22]
鲁艺学员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作出《兄妹开荒》等经典秧歌剧。
《兄妹开荒》这台秧歌剧是根据开荒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的，第一次采用了秧歌这种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形式，摒弃了旧秧歌中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
鲁艺戏剧系学员李波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面：
改进秧歌剧
过去延安秧歌队唱的是旧秧歌，演员打着伞，手里拿着大团扇、绿手帕，内容或是“骚情秧歌”，一对男女对扭，表情夸张做作；或是头扎朝天辫，脸画白眼窝的“傻柱子”形象。鲁艺秧歌队成立后，对秧歌剧的道具、表演形式和内容都进行了改进和创新：将扁担、绿手帕等旧道具改作代表工农形象的镰刀、斧头；将演员造型改造为头扎英雄结，身穿天蓝色上衣，腰系彩绸缎的英姿飒爽形象；在内容上，结合当时农村新气象，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劳动形象，体现新时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景象。同时，鲁艺秧歌还破除了封建残余思想及其对妇女的迫害，让妇女投身到“新秧歌”运动中，扮演符合性别身份的角色，结束了旧秧歌中“男扮女装”的历史。
马丕恩父女
1941年，米脂县人马丕恩一家六口，从家乡逃荒来到延安城南的边区农场种地。父女俩起早贪黑，每天开荒劳作10多个小时。农场组织劳动竞赛中，15岁的马杏儿每天开荒最多达2.5亩。通过辛勤劳作，马家很快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二余一”（耕作二年余粮一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他们予以嘉奖，授予他们“父女劳动英雄”的称号。后来“父女开荒”的故事被改为秧歌剧《兄妹开荒》。
李波（1918—1996），原名任秀英，鲁艺戏剧系学员。1918年出生在山西太行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团当演员。1942年到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1943年和鲁艺教师王大化采用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曲调创作了《拥军花鼓》。后又和王大化等根据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创作《兄妹开荒》，并饰演其中的"妹妹”一角。因其嗓音嘹亮、动作活泼，一时间，成为延安人心目中的明星。
在这个时候，党中央下了一个动员令，动员全边区的军民统统起来搞生产大运动。那个山头上、山沟里才热闹呢，早上起来，鸡叫头遍的时候人们就起来到地里开荒去了，我们当时那个《兄妹开荒》就是想把大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很多劳动英雄、生产模范反映一下。
预演的时候，周扬同志看了就拍手叫好，他说：“好好，你们出去，走出学校，到桥儿沟先给老百姓看。”所以我们就到了桥儿沟了，老百姓一看也特别高兴，对我的唱特别叫好，为什么？他们听得清楚，是他们陕北样儿的。[23]
当年，《兄妹开荒》一经演出立刻风靡延安。当时在延安的各个文艺团体也纷纷跟进，他们认为他们真正贴近工农兵了。鲁艺实验剧团导演张水华感慨道：
张水华，湖北钟祥人，电影艺术家。1934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抗战爆发后，加入了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四队，为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长年做巡回演出。1940年赴延安，在鲁艺实验剧团任导演。曾和王滨联合导演了反映十月革命的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受到热烈欢迎。1947年任合江鲁艺文工团团长。曾导演大型歌剧《白毛女》等作品。
这个是完全表现边区的劳动生活，表现边区劳动人民的那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劳动那种情绪。像作家、艺术家，不得了，《兄妹开荒》都是最高的演员，现在都穿上农民的服装，我为什么流眼泪，我这是真正的人民了。
柯仲平本来对鲁艺有很多意见，说鲁艺是“关门提高”，脱离工农兵，他看到这个节目以后，跳起来了。他老人家跳起来了，胡子那么长，大叫：“这下鲁艺搞对了！”
毛泽东看后也欣慰地说，鲁艺秧歌队“有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了”。[24]
1943年春节，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向中共中央拜年的农民秧歌队。由于鲁艺宣传队演出的秧歌，内容主要是宣传拥军家属、拥政爱民，歌唱边区的新人新事，赞扬生产模范，批评“二流子”懒汉，形式上也与过去农民闹社火时表演的秧歌有所不同，所以被老乡们称为“新秧歌”“斗争秧歌”，受到老乡的热烈欢迎。于蓝回忆：
后来下乡参加这种秧歌剧，一兴起秧歌全延安都欢迎，老乡跟你在这儿，你走到哪儿，他也跟着你到哪儿。你走，他又跟你去了，就是大家都非常渴望这种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