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经有约27亿人从原子世界迁入比特世界。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跨越，我们不能用几个简单的词句概括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需要持续深入地反思。
保罗·莱文森：
数字时代的马歇尔·麦克卢汉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被公认为是数字时代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重新诠释了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在历史上，媒介反映了社会变革，媒介的演进也推动了社会变革，媒介进化史是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在媒介理论研究中，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观点，直到今天都是传媒理论研究热议的焦点。
麦克卢汉所处的时代是传媒巨变的时代，在他1964年出版《理解媒介》时，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而电视，尤其彩色电视也开始普及，媒体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很遗憾，麦克卢汉在1980年就与世长辞，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互联网崛起及互联网所带来的传媒变革，否则大师定能抛出更加精彩的观点。
变革常常更能推动人们抛弃成见，激发全新的思考，催生有洞见的观点。互联网的崛起，再次把媒体推入激荡的变革中，自然，我们这个时代不会缺少对媒体的新思考。纽约福特海姆大学传媒学教授保罗·莱文森是当代一位杰出的媒介理论家，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讨论了媒体的变革。很有意思，保罗·莱文森的很多著作都被翻译为中文，他蛮关心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且很想把自己的科幻小说也推到中国来。
“媒介即讯息”在当代的演绎
保罗·莱文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读过麦克卢汉的作品，那时他觉得麦克卢汉的观点难以理解，甚至是错误的。麦克卢汉陈述道，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内容的。“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这个颠覆性的看法让保罗·莱文森颇感费解。
不过后来，越审视麦克卢汉的说法，保罗·莱文森就越感到后面蕴含深意。
比如同是一部电影，可以在电影院里放，也可以在电视里播，但同样的内容却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在电影院里，我们通常是和别人约会，需要穿着讲究，注意妆容和举止，以防在大众之前失礼。但看电视就大不一样，我们多是在家里，甚至可能穿着睡衣。
这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而进入21世纪，媒体进化突飞猛进，我们就更能意识到麦克卢汉观点的深意所在。比如今天，你需要坐在客厅或者其他有电视的地方，才能看到电视。但如果你想要在YouTube上观看同样的内容，则根本不必拘泥于自己是否正坐在客厅，只要拿着手机、平板电脑，就能在世界上所有有网络信号的地方观看，想看多少次就看多少次，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非但如此，你甚至可以拿着麦克风和摄像头创造YouTube上的内容，而在过去，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借助专业设备做到这一点。“媒介即讯息”，这一理念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
媒体进化论
对于媒体的演进，保罗·莱文森进行了非常多的思考。他所坚持的方向是，媒体会越来越人性化，保罗·莱文森早年的博士论文《人类重演》所持的就是这样的观点，这倒跟未来学家史蒂夫·布朗（见本书史蒂夫·布朗篇）英雄所见略同。在那篇论文中，保罗·莱文森提出了“anthropotropic（人性化趋势）”这个词——“anthropo”指人类，比如人类学；“tropic”是朝向和趋势的意思。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体发展就是朝着人性化方向进行的。
在保罗·莱文森看来，媒体只有人性化、满足人们的需求，才可能生存下来，否则就会被淘汰。他举了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例子：在媒体的发展中，广播遭到了电视的冲击，而无声电影遭到了有声电影的冲击，但广播到现在仍然存在，而无声电影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是为什么呢？
保罗·莱文森对此反复思索，终于领悟：人的听觉系统即便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常发挥作用，即使你是在东张西望甚至是闭上双眼，你仍然可以听到声音，因为我们无法闭上耳朵，我们有眼皮却没有“耳朵盖”。所以，只听不看早已经是人们所习惯的一种交流方式，这才是广播继续存在的原因。而相反，只看不听的交流方式对于人类来说并不自然，所以无声电影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也很容易印证保罗·莱文森的看法。比如说，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广播台日渐流行；又比如说，人们在跑步、行走时随身听音乐等。人虽是视觉的动物，但听觉其实在很多场景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新媒体不是意外出现的，它们被发现或者发明出来，核心还是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例如，倘若你用过老式的打字机，并且曾被因打错一个字母就必须重新放入纸张而折磨，你就会知道计算机的发明是何等正确。如果输入错误，完全可以删除重来，这显然更人性化。
新媒体能够改善传统媒体的问题，却也常常被人诟病。在保罗·莱文森看来，每次技术进步虽然改善了其他技术，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问题。每种技术都是有缺陷的，根本没有完美的技术，因此，不应该为此去批评技术。正如窗户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让我们看到屋外的景象，但窗户也同时暴露了我们的隐私。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补救媒介”，比如窗帘、百叶窗等，它们能让我们享受窗户的优势，但又避免它的缺点。
媒介也有同样的遭遇，在电视诞生初期，有人批评电视，认为电视的内容瞬间即逝，不如书籍或者报纸那样可以保存下来。这也许是电视的一个缺点，但不意味着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就应该被淘汰，人类发明了作为“补救媒介”的录像设备，这种设备可以让电视内容被重新获取。事实上，电视作为一种更符合人们需求的新媒体在书籍报纸之后发展起来了。
当代新媒体超越信息传递
今天的新媒体更进一步，让人们不是只在被动接受信息，还可以创造内容，可以彼此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超越了人原初面对面谈话交流的范围，将交流扩大到了全球。
在古希腊时，苏格拉底不喜欢著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读者可能对文字有疑问却无法直接得到反馈。但今天的新媒体，比如博客，完全可能让读者和作者互动起来。这就是媒体更切合人们需求的明例。
当然，互联网又无可避免地制造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暴露我们的隐私，比如产生错误，但也是历史第一次，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媒体给公众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更贴近人们的需求。
况且互联网自身就可以充当“补救媒介”的角色，比如说，互联网虽然给人们提供了创造内容、传播内容的便利，但也因此让错误更加容易产生，幸好互联网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从而形成纠错的机制。
保罗·莱文森曾比较过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的错误比例，结果发现，这两者的错误率不相伯仲。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维基百科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编辑，而《大英百科全书》则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提供智力支持。不过，也正因为维基百科是开放的，所以有大量的读者和编辑，因此可以很快发现错误，也可以很快消除错误，最后反而使错误没有那么多，这就是群体智慧。
所以保罗·莱文森认为，数字革命使“把关人”减少。你不再需要一个披着长发的制片人或者导演来指手画脚，自己就能把自制的视频放到YouTube上。也不再需要戴着厚厚眼镜的老编辑把关，通过互联网就能直接出版书籍，并把它放在Kindle上，使它直接面对读者。
非但如此，新媒体还缩短了言语和行动的距离，比如现代的行为艺术“快闪”。组织一大群人，不再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提前好几个星期到处贴海报告知大家聚会的时间、地点，而是走到一个地方，用手机把信息发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粉丝。如果这件事情足够有趣或者有号召力的话，很快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集合。这种快闪行动在新媒体出现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还会带来更加深刻的变化。在保罗·莱文森看来，传统的企业基于19世纪的信息模式，工业革命基本基于纸质媒体，而20世纪，新媒体开始出现，但企业经济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对旧有模式做了一些修正。
但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旧的模式开始衰退，人们被迫从旧的经济系统中脱离出来，依靠自己去经营。比如说，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斯派克·李（Spike Lee）不想再依循传统思路，到处求人赞助电影，而是转向了著名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希望公众能赞助他拍电影，最后他成功了。这样的模式与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只是，旧的模式虽然会衰落，但是不会完全消失，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朝着一个新的世界前进，但我们并不知道最后的目的地是哪里，保罗·莱文森评述道。
互联网只是一种形式吗？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之间有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工具，或者说，互联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麦克卢汉和保罗·莱文森的视野里，以及“媒介即讯息”的语境里，就很容易发现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传统行业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媒介通道，互联网会反过来改变传统行业产品、服务的实质，对传统产业产生结构性的冲击，带来新的业态和组织方式。
综观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简单被动反映社会变革的通道，事实上，媒介在主动推动社会变革上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例如，在15世纪发生的古登堡活字印刷革命，使得《圣经》很容易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并实现大量发行。信仰从此不再被罗马教廷垄断，而这无疑直接促成了后来的新教改革以及欧洲的现代性转型，并为后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天，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势必将产生同样深远的社会影响。恰如本书所描述和探讨的，这样的影响已经不简单是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层面发生，而是在各行各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从万维网出现到2013年年底，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有约27亿人成为网民，从原子世界迁徙进入网络世界。这样的影响范围和速度史无前例，并正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和时代的改变。
伊桑·祖克曼：
世界不是平的
我们都认为数字时代比特的传播速度远快于原子，互联网把人类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变成了平的。而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erman）却警示我们：世界不是平的，相对于比特，其实原子更容易传播。你可以相对容易地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看到来自各个国家的旅游者，却比较难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文化（在美国可以买到斐济出产的矿泉水，但有谁听到过斐济民歌？）。因为我们只愿意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加上基于大数据的各类推荐引擎，还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交媒体的影响，互联网变成了投人类所好的回音壁，使人类困于自己小圈子的数字陷阱中。
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介中心下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走进这里，满是琳琅满目的创新项目，有如走进了科幻小说中的世界。这里不仅是实验品的孵化器，更是思想的聚集地。这个实验室由著名的电脑专家、搜狐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创建，致力于跨越学科的边界，一反传统地推动不同研究领域的融合，因而创造了很多处于前沿的突破性技术，比如可穿戴计算技术、情感计算技术等。
如此开放而多元化的环境，难怪会产生伊桑·祖克曼这样时不时就朝互联网过热的头脑叮上一下的互联网“牛虻”。
互联网真的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了吗？互联网真的让世界更加全球化了吗？
这似乎本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互联网推动全球化，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通过网络而相互连接，这还用质疑吗？但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介中心主任伊桑·祖克曼却对此深表怀疑。
在伊桑·祖克曼的眼里，不能简单地给互联网贴上开放的标签，也不能想当然就认为互联网会让世界成为一体，互联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可能让我们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孤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互联网的力量，就一厢情愿地对它抱以美好的幻想。
可以印证伊桑·祖克曼观点的是，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拜访伊桑·祖克曼的那天，正好是美国政府关门的第二天。美国的互联网高度发达，这本可以增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但现在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是加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