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婆看了我给那两位老小姐写的信，认为可以。我把信发出后，已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尽量耐着性子等待回音了。一天晚上，天下着雪，当我从博士家徒步回家时，我依然耐心地等待着，我已经等待了将近一个星期了。
那天的天气很冷，刺骨的东北风已经刮了一些时候。天色渐暗，寒风也随着停息了，可是跟着却下起雪来。我记得，那场雪下得很大，大片大片的雪花不停地落着，地上很快就积得厚厚的。车轮声和脚步声都听不见，仿佛街上铺满了厚厚的羽毛。
我回家最近的路——在这样的晚上，我当然走最近的路了——是穿过圣马丁教堂巷。这条巷因而得名的那座教堂，它的周围当年并不宽敞，前面也没有空地。巷子弯弯曲曲地通向河滨街。当我走过柱廊下的台阶时，在拐角处见到了一个女人，她朝我看了一眼，就穿过狭窄的小巷不见了。我认识这张脸，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想不起在哪儿了。这张脸我脑子里有点印象，因而一下就使我心里产生了联想。不过突然遇见她时，我正在想着什么别的事，所以就搞糊涂了。
在教堂的台阶上，我看到有一个男人正弯腰把背着的一个包裹，放到平滑的雪地上，为的是要把它整理一下。我看到那个女人和看到这个男人，是同一个时间。我记得，当时我只是惊奇，并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当我往前走的时候，那男人伸直腰杆，转身朝我走了过来。跟我面对面站着的，原来是佩格蒂先生！
这时，我也记起刚才见到的女人是谁了。那是玛莎，就是那天晚上艾米莉在厨房里给过她钱的那个女人。汉姆曾告诉我说，佩格蒂先生说过，即使把沉入海底的所有珍宝都给了他，他也不愿见到他的宝贝外甥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就是玛莎·恩德尔。
我跟佩格蒂先生互相热烈握手。开始时，我们俩谁也说不出话来。
“大卫少爷！”他紧握住我的手说，“见到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先生。遇见你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我亲爱的老朋友！”我也说。
“我本来打算今儿晚上就去看你的，先生，”他说，“可我知道你姨婆跟你住在一起——因为我去过那边——去亚茅斯的路上——我怕今儿太晚了，所以打算明儿一早在我走之前再去看你，先生。”
“你还要走？”我说。
“是的，先生，”他很有耐性地点着头回答说，“我明天就走。”
“那你现在去哪儿？”我问道。
“噢！”他回答说，一面抖落长头发上的积雪，“我要去找个过夜的地方。”
当年，金十字旅店的马圈有个边门，几乎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对面（这家旅店跟佩格蒂先生的不幸有关，因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这个入口指给他看，随后就挽住他的胳臂，一起走了进去。马圈的外面，有两三间休息间都敞开着。我往其中的一间看了看，发现里面没有人，炉火却烧得很旺，我就带他走了进去。
当我在灯光下看他时，发现他不但头发又长又乱，脸也让太阳晒黑了。他的须发比以前更白，脸上和额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从他的外表处处都可以看出，他经过艰苦跋涉，历尽风霜。不过他看上去仍很硬朗，像个目的坚定、不知疲倦的男子汉。他把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抖落，又抹掉脸上的雪，对他的这些举动，我心里暗暗地做了观察。他背朝着我们进来的门，和我面对面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这时又伸出他那粗糙的手，热烈地握起我的手来。
“我要跟你说说，大卫少爷，”他说，“我去过的地方，我打听到的一切。我去过的地方不少，打听到的消息却不多。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说！”
我拉铃叫人送点热的东西来喝。他说比麦酒厉害的东西，他是不喝的。当麦酒送来，在火炉上加热时，他一直坐在那儿想着什么，脸上一副郑重其事的庄严神情，所以我没有冒昧地去打扰他。
“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待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抬起头来说，“她老是跟我说起大海的事，说起海水变成深蓝、在阳光下金光万道的海滨。我有时想，因为她父亲是死在海里的，所以她对海才想得这么多。你知道，我并不清楚，不过也许她相信——或者希望——他父亲已经漂到那边海滨，那些鲜花常开、阳光灿烂的地方去了。”
“这也许是孩子的幻想吧。”我回答说。
“她——丢了的时候，”佩格蒂先生说，“我心里知道，他一定会把她带到那种地方去的。我心里知道，他一定会对她说那些地方多么多么好，她怎样在那儿成为阔太太，他怎样先用这类话使她听从他。上次当我们见了他妈时，我心里就非常明白，我猜对了。所以我就过了海峡，去了法国。我在那儿上了岸，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我看到门动了动，雪花飘了进来。看到门又打开了一点，一只手轻轻地插了进来，挡住门不让关上。
在门口的人原来是玛莎。我清楚地看到她那憔悴的、留心谛听着的脸。
“不过，大卫少爷，我赶到这儿，赶到那儿，都没有找到艾米莉，于是我就先回家了。”
他小心翼翼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有两三封信，或者说小纸包，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这头一个包儿，”他从这些小纸包中拣出一个来，说，“是我走后不到一个星期收到的。是一张五十英镑的钞票，用一张纸包着，写明给我收，是夜里从门底下塞进来的。她想装出那不是她的笔迹，可是她瞒不过我！”
他小心翼翼、非常耐心地把那张钞票照原样包好，放在一旁。
“这是写给葛米治太太的，”他打开另一个小包说，“两三个月以前收到的。”他把包中取出的信看了一会儿，才把它递给了我，同时低声说，“麻烦你看看这封信，先生。”
我看的信内容如下：
哦，当你看到这封信，知道是我这只有罪的手写的，你会有什么感想啊！不过我要求你千万、千万对我心软一点，只软一会儿——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舅舅好！求你千万、千万对一个可怜的女孩发发慈悲，用一小张纸片给我写几个字，他好不好，在你们不再提起我之前，他说过我什么——晚上，到了我以前回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想念他一直那么疼爱的人的样子。哦，想到这儿，我的心都碎了！我给你跪下了，我恳求你，请你千万不要像我应得的那样狠心——我非常非常清楚，这是我应得的——对待我，求你宽宏大量，发发慈悲，写一点他的情况，寄给我。你不用再叫我“小”什么的，也不必叫我那被我玷污的名字了。哦，我只求你听听我的苦痛，可怜可怜我，给我写几个字，告诉我今生今世永远、永远也见不到的舅舅的情况吧！
亲爱的，要是你一定要狠心待我——狠心是应该的，这我知道——不过，请你听我说，如果你一定要狠心待我，亲爱的，在你完全决定不理睬我可怜的、可怜的恳求以前，请你先问问那个被我害得最惨的人——那个原本我要做他妻子的人！要是他好心到肯说，你可以写几个字给我——哦，我想他会肯的！只要你能问问他，我想他会肯的，因为他一向非常坚强，非常宽厚——那你就告诉他（不过别的就不用说了），每当夜晚听到刮风了，我就觉得，好像那风是因为看到了他和舅舅，才气愤地从我身旁刮过，正要到上帝那儿去控告我。告诉他，要是我明天就死去（哦，要是我应该死去，我是乐意死掉的！）我一定要用最后的话为他和舅舅祝福，用我最后一口气为他有个幸福的家庭祈祷！
这封信里也装了一些钱，五个英镑。跟头一笔钱一样，这笔钱他也没有动，照样包了起来。信上还详细写有回信的地址。这当中虽然透露了几个转交的人，但很难确切断定，她的藏身之地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过至少有这种可能：她发信的地方，就是人们说的见过她的那个地方。
“给过她什么回信吗？”我问佩格蒂先生。
“因为葛米治太太不大有文化，先生，”他回答说，“汉姆好心先给她打了信稿，她再照着抄的。他们告诉艾米莉，说我找她去了，还告诉她我临走前讲的一些话。”
“你手里拿的是另一封信吗？”我问道。
“不是信，先生，是钱，”佩格蒂先生把它打开了一点，说，“你瞧，是十个英镑。里面写着，‘一个忠实的朋友赠’，跟头一次一模一样。不过头一次是从门底下塞进去的，这一次是前天由邮局寄来的。我要照着邮戳找她去。”
他给我看了看邮戳。地名是上莱茵的一个市镇。他在亚茅斯找到几个知道那地方的外国商人；他们在纸上画了一张简略的地图，这图他完全可以看懂。他把图摊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在图上指出他要的路线。
我问他汉姆可好，他摇摇头。
“他干起活来，”他说，“比哪个汉子都强。他的名声，在那一带好极了，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一个男子汉，他都比得上。你知道，不论是谁，随时都肯帮他的忙，他也随时肯帮别人的忙。从来没听到他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不过我妹妹总认为（这话只是咱俩说说），他伤心透了。”
“可怜的人，我也认为是那样！”
“他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严肃地低声说，“好像连自己的命都不在意的样子。遇上坏天气，要干险恶的活，总有他。干危险的苦活时，他老是抢在伙伴们的前头。可是他又像个孩子一样温顺，亚茅斯的孩子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收在一起，用手抚平，把它们包成一小包，然后重又仔细地把它放回到自己的胸前。门口的那张脸不见了。我依旧看到雪花飘进门内，但那儿什么别的也没有了。
“好了！”佩格蒂看着自己的行囊说，“今晚上既然见过你了，大卫少爷——这真让我高兴！，明儿一早我就要上路了。我这儿的东西，你都见过了。”说时把手按在没有小纸包的地方，“这会儿最让我担心的事，钱还没有退回，我就遭到什么意外。要是我死了，钱丢了，或者给偷了，或者不管怎么的给弄丢了，那个男人就永远不会知道真情，一定以为我收下了。我相信，那另一个世界也决不会收留我的！我相信，我非得再回到这个世界来一趟不可！”
他站起身来，于是我也站了起来。出门以前，我们又紧紧地握了握手。
“哪怕得走上一万英里，”他说，“走到我倒下死去，我也要把这钱放到他的面前。我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再能找到艾米莉，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要是我找不到她，也许有天她会听说，她这个疼她的舅舅只是因找她送了命才不再找她。要是我对她的看法没错的话，她听到这话，到末了也会回家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