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以“初税亩”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并逐步取得主导地位。春秋时期在政治上出现了周室衰微与大国争霸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变法图强，经过激烈地兼并战争走向统一。由于社会激烈变革和多元政治格局的孕育，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多元政治文化得以形成，中国文化进人极具创造力的轴心时代。
一、铁器时代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繁荣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侄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精辟论述。要揭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与政治文化繁荣的秘诀，必须从分析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进步人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迫于大戎的侵扰东迁锥邑，西周王朝也随之宣告结束，历史进人东周时期。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53年）和战国（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社会大转变—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发生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而铁器的使用和推广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极大的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且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我国古代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1972年，在河北藁城县出土了一件商代的铁刃铜钱。虽然其铁刃是以陨铁为原料，但它表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对铁有所认识，而且已能够进行锻打加工并和青铜铸接成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商代和西周主要是青铜器，我国人工铸铁技术发明于何时，至今尚难断言，但这项技术至迟始于春秋。在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三项重大的发展。（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99－9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首先是生铁冶铸技术。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上面。铸刑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来的，这说明至迟春秋末期出现了民间炼铁作坊，而且已经较好地掌握了生铁的冶铸技术。近年来相继出土了一些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铁器遗物，其中江苏六合程桥吴墓出土的铁丸和铁条，经金相考察证明，前者为白口铁铸件，后者是用块炼铁锻成的。生铁冶炼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这与我国奴隶制时代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1976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了一口春秋末期的钢剑，经取样分析，它所用的钢是含碳0．5－0．6%的中碳钢，剑身断面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这一新技术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比铁更锐利、坚韧的原料。它对农具、手工业尤其是兵器质量的提高，有极深远的影响。
其三，铸铁柔化术的出现。对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锌和铁博的考察表明，它们都是生铁铸件经柔化处理而得的产物。铁锛是经过较低温度退火得到的，它是白心韧性铸铁或铸铁脱碳钢件的前身或初级阶段的产品；铁搏则是经较高的退火温度和较长的退火时间处理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出现的黑心韧性铸铁铸件。增强了强度和韧性的韧性铸铁的出现，在冶金史上又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使得生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成为可能，大大增长了铁器的使用寿命，加快了铁器替代铜器等生产工具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后期，铁器的使用推广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河北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已占全部农具的65%；辽宁抚顺莲花堡的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已占85%以上。这是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证明。而且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器，从兵器、各种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品等，种类繁多，数量激增，质量完好，出土的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又据记载，这时铁器确已成为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工具，“一农之事，必有一耙、一桃、一镰、一褥、一椎、一锉，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红、一钻、一凿、一辣、一柯，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环，然后成为女”。（《管子·轻重乙》）这些都说明了铁器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中国使用铁器比欧洲晚，使用铁器在欧洲是奴隶制的标志，而在中国则成为向封建制过渡的标志。在春秋末年，已开始用牛曳犁耕田，有了铁制的农具、又有了牛力，就可以深耕。随着农业方面的生产技术的提高，专讲农业技术的专门学问也出现了，《吕氏春秋》有《任地》、《辩土》、《审时》三篇专讲的都是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在当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农业生产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荀况说，“所志于天者，已见其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也，已见其宜之可以息者矣。（《荀子·天论篇》）这就是说，在天文学方面，对于天体运行的规律有相当高的认识，能够对日月的运行有所预期，由此订出相当精确的历法；对于土壤的性质也有所了解，知道什么样的土壤，适宜于生长什么样的农作物。现有的历史资料证明，荀况对于当时科学的估价基本上是正确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这个时期经济的高度繁荣。荀况描写当时的经济情况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翩、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祛、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旎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研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藏粟。”（《荀子·王制篇》）荀况这段话说明建立在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分散割据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了。同时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尤其是商业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分工，也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旧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束缚新的生产力的梗桔。奴隶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促使奴隶大量逃亡和起义。在奴隶大众的猛烈打击下，最后终于冲破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向封建制过渡。
二、“初税亩”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关于“初税亩”的解释，《左传》与《公羊传》是一致的。《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
《公羊传》说：“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籍。”《左传》与《公羊传》都认为“税亩”是以前所没有的事，是违犯周礼的。它们都提到“籍”，何谓“籍”？按文意来看，就是周礼所规定的制度。“籍”是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是周礼。“税”是封建的剥削方式，“非礼也。”《公羊传》说“籍”是“什一而税”，是美化之辞。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劳动者（奴隶）本身。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劳动的果实全部被奴隶主阶级独占。奴隶主只要像养活牲口一样养活奴隶就行了。因此奴隶主向奴隶无所谓征税不征税，奴隶向奴隶主不存在交税不交税的问题。只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已经摆脱了奴隶地位，向地主租种土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征税交税的事。所以“初税亩”这个“税”字，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变的标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三版。）“税亩”这个税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财政上的措施，其实是一种剥削形式的出现，可以说明新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方面转变的经济基础。
大转变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向封建制的转化也有迟早的不同。据现存的史料看，齐国比较早的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这种措施又称为“按亩而税”。（《管子·大匡》）桓公实行了这一建议。“按亩而税”就是“履亩而税”。
“相地而衰征”就是说，按照土地好坏规定税的等级，土地好的要多征一点税，土地坏的少征一点，这样农业生产者就不会都向土地好的地方迁移了。这说明“按亩而税”的对象是农业直接生产者。他们本来是奴隶，但既成为征税的对象，他们就不是奴隶，而成为农奴或佃农了。土地所有者也由奴隶主转化成为封建主了。在春秋时代的各诸侯国中，齐国最先出现封建制。凭着这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它在中原成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
秦国于简公七年（公元前409年）实行“初租禾”。又于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9年）实行“初为赋”。（《史记·六国年表》）这与《春秋》所记载的“初税亩”是一类大事。“初租禾”似乎是按照农作物收成的数目，抽出几成，以为地税。初为赋似乎是按土地的数目抽税，其详已无可考。大概秦国于简公时，已实行向耕种的劳动者抽税，以地租的形式进行剥削。
在孝公时，商鞅变法，又作进一步的调整。无论如何，“初租禾”和“初为赋”都和“初税亩”有同样的历史意义，都是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里程碑。
近期出土的《孙子兵法》中有孙武与吴王的对话，大意是：吴王问孙武，晋国的六个将军分守晋国的地方，其中哪一个要先亡。孙武给他们排了一个次序。孙武指出，六将军都实行向农业生产者按亩收税，可是他们对亩的计算不同，有的亩大，有的亩小。在税的数目相同的条件下，亩大的所收的税实际上就比较轻，而亩小的所收的税实际上比较重；收税最重的就先亡，次重的次之，最轻的就能守住他的土地，全晋国都将要归于他。吴王日：“然，王者之道明焉，厚爱其民者也。”（《文物》1974年第12期。）照吴王的话看来，晋国收税的对象是“民”。
晋国、齐国、鲁国原来都是东方的大国，他们都在不同时间里实行按亩征税的新制度。而秦国在封建制改革方面持续时间较长，也比较彻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周室衰微与大国争霸
在西周，周王室名义上是全中国的“共主”。当时的诸侯国都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但在形式上，周王室还不失为政治上的重心。到了东周时期（即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那个名义上的“共主”也逐渐不发挥实际作用。诸侯国由半独立逐渐成为全独立。它们的大小，强弱是不齐的。它们之间，大而强的欺负、侵略弱而小的，强迫弱而小的依附于他们，服从他们的指挥。这些大而强的诸侯国，在当时称为霸。“霸”成了当时政治上的重心。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可以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八个字来形容。
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在春秋初年，郑武公和郑庄公为周王室卿士，后来周天子想把王室的权力分给虢国一部分，引起了郑国的不满，周天子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双方为了表示诚意，竟然互相交换人质，同年四月，郑国派军队割取了周王室所属的温邑的麦；秋天，又割取了成周一带的禾。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了郑伯王室卿士的职权，郑国竟然与王室分庭抗礼，不肯人朝；周桓王率领貌、陈、蔡、卫四国军队伐郑，被郑国的军队打得大败，周桓王也被射中右肩。这一时期，周王室的经济也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公元前719年，周平王卒，葬具不足，派人到鲁国求赂；鲁文公八年，周襄王死，王室又使毛伯卫到鲁国求金以葬周襄王。这些都是王室衰微的证明。
由于周王室的衰落，自春秋之初，便进人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在失去王室控制的情况下，一些诸侯国竞相扩张自己的实力，兼并他国的领土。据文献记载，春秋之初大约有140多个诸侯国，但是随着大国争霸战争的发展，一些小国陆续被吞并，到战国初，见诸文献的只有20余国。春秋时代社会的真实统治者是在争霸战争中获胜的霸主，他们主持列国朝聘、会盟，从中小诸侯国征服贡纳，俨如西周时期的周天子。
与大国争霸的政治形势相适应，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也变得动荡不安。司马迁在评论这一段历史时说：春秋时期，轼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樱者不可胜数。”（《史记·自序》）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正在瓦解，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在日益解体。
春秋初期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到了春秋中期以后，列国卿大夫在争霸战争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实力，攫取了政权，列国陆续出现了卿大夫专政的局面，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卫国的孙氏、宁氏，宋国的华氏、向氏，晋国的六卿等。逐渐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过渡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各国的卿大夫有自己的世袭领地，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和家臣，俨然如一国之君。春秋后期的历史实际上是列国卿大夫互相兼并的历史。
到了春秋晚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卿大夫的家臣。最初，卿大夫的家臣作为卿大夫的臣僚，效忠卿大夫如同效忠君主。但后来，家臣逐渐掌握了实权，进而控制了国家的部分权力，如鲁国季氏的阳虎，晋国赵氏的董安余等，他们或者代表卿大夫参加列国会盟，或者决定卿大夫的废立，春秋末期是“陪臣执国命”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也孕育了许多新生事物。其一是郡县制的出现。在春秋初期，秦国、楚国、晋国鉴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争霸战争中获取的部分地区设立县、郡，这些地区由国家直接控制，就是后来的郡县制度的萌芽。其二是成文法的出现。春秋以前，没有成文的法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传》
（昭公六年）到了春秋后期，由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列国先后铸刑书，作竹刑，铸刑鼎。成文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其三是官僚制度的萌芽。由于列国中郡县的出现，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出现了仕官而不领土、任职食棒的官僚。这些官僚不同于以往的封君，其官职不能世袭，只能是上承君命、下理庶政，由君主任免。这标志着中国古代自夏商西周以来延袭已久的职官制度正在发生着十分重要的变化。（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1－1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四、变法图强与走向统一
战国时期是从分裂急剧地走向统一的时期，战国之初，见诸史书的尚有20多个国家，仅仅经过200余年的时间，便由秦最终统一了中国。
刘向在《战国策·序》中评论战国时期的特点时说：战国时期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这一时期周天子降同小国，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同时，由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战国时期也没有像春秋时期那样的霸主。战场上的胜败，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存亡。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普遍扩大了。春秋时期，即使是规模较大的战役，战争双方投人的兵力最多不过数万人；而战国时期，战争双方在一场战争中投人的兵力少则10余万人，多则数十万。如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降卒40余万；王翁伐楚，带兵60万。从战争的目的来看，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是列国之间争夺霸主地位的战争，而是以兼地略土为直接目的的战争。战争的攻防手段、战争技术也远较春秋时期先进。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古代中国由分裂迅速走向统一的重要因素。（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进人战国以后，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魏、楚、赵、韩、秦等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对于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变法成为战国社会的政治潮流。
在列国发生的变法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变法的社会效果在各国也不尽相同。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鞍变法。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两次进行变法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降陌，承认土地私有合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颁布度量衡标准器，统一度量衡；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公布法令，宜布贵族犯法与庶人一样要受法律制裁；以君主直接任命的官吏取代世袭贵族；革除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史记·商君列传》说：商秧变法的第一年内，秦国都之民有数千人认为新法不便而加以反对。“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较变法使秦国成为七雄之中最强盛的国家。
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内容大体相同，即打击旧的贵族势力，加强王权，削弱或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变革生产关系，实行富国强兵政策。总之，战国时期，人们对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西周时期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诸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度、国野制度，在春秋时期保留得还比较完整，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列国变法运动的兴起，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而也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扫除了障碍。
五、百家争鸣与多元政治文化的形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多元政治文化格局，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先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渊源，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显赫的地位，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
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首先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在一个社会为一个阶级所统治的时候，代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当时统治的思想。跟它不同的思想就被压抑，不能有发展的机会。在一个社会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时期，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逐渐失去了统治的权威；新的阶级还没有取得完全稳固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旧的统治思想也已失去了统治地位；新的统治思想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他们的或者接近他们的知识分子，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把这些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化和理论化，这就形成了多元政治文化的格局，而多元政治文化格局的存在是以多元政治格局的存在与激烈斗争作为支撑的，正是由于新旧制度的激烈斗争和诸侯国之间的竞存需要才为百家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其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春秋以来神权观念动摇，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相联系。西周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但当时是“敬天保民”观念，给神权政治观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到了春秋时期神权政治的观念进一步动摇，统治阶级中的人也看出来，要维护他们的“国家”，民比神还要重要。
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宋国的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左传》嘻公十九年）“民”是“神之主”，神“依人而行”，而不是人依神而行。这些材料表明，民和人被提高到首要地位，鬼神降到了次要地位并且失去了独立意志，一切要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鲁国的阂子马提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子产明确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人道主义命题。
表明人的思想从宗教中得到进一步解放，主体意识觉醒，人们才能够从理性出发，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各家的政治和学术主张。
再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打破“学在官府”的意识形态垄断以及“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直接的关系。和殷代一样，西周的学术只限于在奴隶主贵族及其附庸人物的范围内发展，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贵族子弟在“辟雍”等学宫中受教育，学习诗、书、礼、乐、射、御等贵族必要的技艺。
在奴隶主贵族专政之下，文化是不能广泛流传到平民中间去的，这叫做“礼之专及”。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垄断。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室衰微，权力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创了私人办学的风气；到了战国初年，士人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士在西周奴隶主贵族中原是最低阶层，通晓六艺是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到了春秋时期这个阶层起了分化，随着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崩溃，他们也成了没有固定生活和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到各地去游说，寻找可以依附的主子，因此得到“游士”的称号；在新兴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阶层也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也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统治阶级出于制造舆论的需要大兴养土之风，例如齐国的王在齐国都城近效“援下”聚集“文学游说之士”称为“学士”，有“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有七十多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其他大贵族，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都“养士”数千人。士在“士农工商”中成了“四民之首”。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这些士人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士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空前活跃，为思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当然与当时农业尤其是商业的发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带来思想的活跃也有很大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学术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较为重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兵家、小说家等。其中提出系统政治学说的思想派别是儒、墨、道、法四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各家各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探索建立统一国家的途径，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从而形成了多元政治文化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