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4日，对于前去大使馆上班的美国人来说，这天的清晨与往常一样。大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一场晨会，之后和维克·汤姆塞斯以及迈克·豪兰赶往伊朗外交部，前去讨论美国驻伊朗军事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问题。
上午十点钟刚过，无线电网络传出呼叫声：“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一号位集合。”发出呼叫的是大使馆的安保主管阿尔·戈拉辛斯基。这一刻，大量“激进学生”冲破大门，涌入美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新闻处就位于正门附近的停车场一侧。有人切断了门上的环形锚链，大批游行示威者蜂拥而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举着上面写有“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进来”的标示牌。
约翰·格雷夫斯是最先看到激进分子冲进使馆区的人之一。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靠近窗户朝外望去，他看到一名激进分子走向一名负责保护使馆的警察，然后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对于这一幕，格雷夫斯并不感到惊讶。
随着涌入使馆区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多，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美国去死”、“打到沙赫[1]”等口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喊，所以在使馆内部工作的美国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外面的“背景噪音”。
现在，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激进分子便可包围整个办公楼。工作人员和使馆外交人员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的站在椅子上朝窗外望去，有的则聚集在警卫室，通过那里的闭路监控器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馆区挤满了激进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并高喊：“我们只是想进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闭路监控器出现空白画面，因为摄像头已经被示威者从墙上拽下来了。
大多数使馆工作人员都显得很平静，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厌烦的情绪。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学生只是闯入大使馆喊喊口号而已，到时候他们自然会离开。闯入者大喊着：“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进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拿着扩音器，声浪一次高过一次。
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这并不是一次狂热的抗议游行，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袭击行动。这些自称为“伊玛目[2]的门徒”的学生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对大使馆踩点，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们裁剪布条，为可能抓获的人质准备了近一百条蒙眼布；他们甚至还为这些人质准备了食品。
他们精心将发动袭击的时间选在“国家学生日”。国家学生日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在德黑兰大学游行示威时被沙赫武装力量杀害的学生而设立的，那次游行活动吸引了数百万名学生参加，而真正的策划者则在庞大人群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在第一波冲入大使馆的人群中，女性占有绝对多数，这显然也是有意而为，因为在激进分子看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应该不会对女性示威者开火。
部分激进分子还持有自行车锁链、木板乃至铁锤等简易武器。另有少数人持有手枪，这与后来宣称此次袭击完全是非暴力行动的说法相左。
他们的计划是占领大使馆三天，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沙赫和美国的种种不满。就主要目的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攻击行动把温和的巴扎尔甘政府[3]拖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而削弱它的地位。如果巴扎尔甘派人营救这些美国人，那么伊朗人就会把他及其政府中的温和派人物视为“西方的傀儡”。
戈拉辛斯基发出呼叫后，海军陆战队迅速集结。在进驻使馆办公楼之后，他们迅速进入战备状态，装好子弹并占据有利位置，肾上腺素不断上升，有的人似乎还渴望一战。其中有一名队员就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身边摆满了弹药。他紧盯着窗外，手中的霰弹枪已经做好了发射的准备。
此时，前去伊朗外交部举行会谈的兰根、汤姆塞斯和豪兰正乘车返回大使馆，但途中遭遇了大堵车。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呼叫并告诉他们不要回来。“使馆区一下子涌入了数百人。”他说。这三名外交官意识到，即便赶回使馆，他们可能也无法进去。于是，他们迅速作出了重返外交部的决定，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那里准备营救工作是最有效的。
在结束通话前，兰根向戈拉辛斯基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让海军陆战队员开枪。即便有一个人开枪，也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洗事件。
“那么催泪弹呢？”戈拉辛斯基问。
“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兰根回答说。
至此，办公楼二层的职员开始意识到这次攻击要比他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部分海军陆战队员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其中也包括在外围办公区工作的约翰·格雷夫斯——已经被激进分子抓获。透过窗户，办公楼二层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被蒙眼捆绑押往使馆区后面的大使官邸的场景。
唐·霍曼是一名军医，住在与使馆后门隔街相对的比琼公寓。此时，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戈拉辛斯基，告诉他这边也有一群伊朗人已经冲了进来。住在四楼的他可以清楚地听到楼下踢门的声音。戈拉辛斯基意识到他已无力相助，他告诉霍曼让他自己想办法（霍曼后来试图沿着建筑物的外墙滑下逃跑，但最终被抓获）。
当时，戈拉辛斯基所面临的问题要比霍曼严重得多。通过无线电，他得知办公楼已经被侵入。尽管最近刚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加固这栋建筑物，但激进分子还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作为逃生出口的、未安装栅栏的地下室窗户。事前，闯入者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一突破口的准确位置。
激进分子闯入办公楼的地下室后，戈拉辛斯基要求所有人——包括在一楼待命的伊朗籍雇员——前往二楼（正常来讲，二楼是不允许当地雇员进入的）。不知是一时逞能还是一时愚蠢，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征询兰根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出去“质问”一下这些闯入者。面对超过一千名的人群，兰根表示他只有在能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去，所以目前他做不到。于是，戈拉辛斯基自己走了出去，很快，他便被抓获，并被人用枪指着押往办公楼。
在办公楼的二层，海军陆战队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开始用家具堵住通道入口处的铁门。现在，中央通道已经人满为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忧郁，有的伊朗雇员甚至已经哭了起来。海军陆战队员在人群中分发防毒面具，另有部分队员的霰弹枪已经准备就绪。气氛瞬时紧张起来。
在楼内另一区域，多名美国人正忙于销毁文件和拆除敏感的通信设备，以免它们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由于兰根最初认为这次游行示威不会引发意外事件，所以直到很晚他才下达这一命令。在此之前，部分有主见的职员已经开始在大使馆最安全的通讯室内销毁文件。之所以说最安全，是因为这个通讯室就像是一个“保险库”，外面装有巨型铁门，外人难以进入。在这个144平方英尺的保险库内，不仅有通信设备，还有一台用来粉碎文件的桶式装置。但由于这台机器经常会被卡住，所以有人带来了一台商业碎纸机。但这台碎纸机工作起来非常缓慢，而且无法将文件完全销毁，只能将纸张切成长条。
每一秒钟，形势都在迅速恶化。激进分子押着戈拉辛斯基进入办公楼的地下室，然后顺楼梯而上，到达二层。躲在里面的美国人已经将门加固，楼道中充满了催泪瓦斯的味道。戈拉辛斯基双眼灼痛，有人拿着一本点燃的杂志在他面前摇晃，他惊惧地后退并大声喊道：“不要烧我！”然后，一根枪管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并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让里面的人开门，要么你就死。
戈拉辛斯基隔着铁门告诉他的同事，现在抵抗已经失去意义了。他说激进分子已经抓获了八名美国人（这是他自己的估计），而他们来这里只是要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就会离去。“这就像2月14日一样。”他说。
约翰·利伯特是一名政治事务官员，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他说他愿意出去，看看能否说服他们释放戈拉辛斯基。对于这位会讲波斯语的美国人，激进分子最初感到非常惊讶。利伯特先是劝诫，然后又告诉他们说革命卫队已经开往大使馆。但他们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几分钟之后，他被抓获，并面临着与戈拉辛斯基一样的选择：要么让你的朋友开门，要么我们打死你。
至此，兰根意识到进一步抵抗已是无望。尽管在伊朗外交部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和汤姆塞斯还是未能获得伊朗政府的帮助。通过外交部办公室的电话，他接通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告诉当时使馆内部级别最高的官员——高级政治事务官安·斯威夫特放弃抵抗。
放弃抵抗之后，办公楼里的美国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铁门最终被打开，气喘吁吁的人群一拥而入。而那些在保险库里销毁文件的工作人员又坚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最终也被迫放弃了。
早在九个月前的1979年2月14日，也就是在伊朗沙赫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刚刚逃离该国一个月后，这座大使馆曾经遭到过一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一群游击队员携枪冲进大使馆，扣押工作人员作为人质达四小时之久。
当时的伊朗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流亡在外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已经从巴黎胜利归来，沙赫政府很快便宣告垮台，而军队也随之陷入混乱。由于出现权力真空，先前那些为推翻沙赫而联合在一起的不同派系开始走向分裂，并相互展开争斗。武装人员在大街上游荡，而仇杀事件也极为猖獗。
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团成立了临时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大使馆遇袭后，临时政府组织了一批乌合之众，将大使馆的占领者赶了出去。之后，大使馆的保护工作被交给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他们驻扎在大使馆前面的一栋小型建筑物内，并负责该区域的巡逻工作。当年夏天，一支常规安全力量接替了先前的革命委员会，担负起大使馆的警戒工作。但即便是最乐观的评估，这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保护而已。
然而，这一系列接管行动却对后续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遇袭事件使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在最多的时候，大使馆的雇员有近一千人）。其次，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使得美国方面错误地认为，伊朗政府会恪守承诺，全力保护美国大使馆及其外交人员。
11月4日最初遭遇袭击时，安·斯威夫特就联系了美国国务院行动中心，并与三名高级官员通了电话，而这其中就包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尔·桑德斯。一个小时后，当兰根告诉斯威夫特放弃抵抗时，桑德斯仍守在电话机旁。“我们打算让他们进来了。”斯威夫特在电话中对桑德斯说。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桑德斯立即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者于凌晨四点拨打了总统的电话。对此，卡特显得“异常焦虑但又信心十足”。在他看来，伊朗政府会像2月14日一样，很快将激进分子驱逐出大使馆。
世界上任何一座大使馆的外围安保工作都是由东道国政府负责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虽然驻守了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内部安保服务。德黑兰的美国使馆区位于市中心，占地面积近27英亩，里面建有数十座建筑和仓库，周边紧邻该市最繁忙的几条交通要道，一旦遭到袭击，就很难保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戈拉辛斯基才要求所有安保人员都赶往使馆办公楼。这座三层高的大型建筑物安装有窗户栅栏、防爆屏障和定时锁等防护装置，二楼还装有密闭而厚实的铁门，足以让使馆工作人员坚守两个小时，以等待伊朗政府的救助。从结果来看，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伊朗政府并未施以援手。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伊朗时局动荡，美国大使馆的安保又十分薄弱，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袭击后直接关闭大使馆，以策安全？
这是因为伊朗对美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有着庞大的石油储备，而且也是因为在过去的超过二十五年里，它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是美国对抗苏联的缓冲国——要知道，伊朗和苏联之间有着长达1600英里的边境线。苏联一直渴望获得一个温水港，并希望增加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卡特政府并未切断与伊朗的关系，而是谨慎地寻求与临时政府的合作。由此，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仍保持正常运转。
今天来看，你或许会为伊朗和美国曾经是盟友而感到惊讶，但当把这一切置于苏联和美国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时，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