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很少是某人为一件特殊的恩惠而直接收到的贿赂。既没有那么赤裸，也没有那么明显，只是在帮忙的伪装下进行。当一个受到大方款待的人接管某一家和他“公共关系”很不错的公司事务时，他就尽可能帮帮忙。交易的本质埋藏在适当的婉转措辞中。业务网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的关系，其中一方欠另一方的人情债，必要的时候就有“义务”帮忙。
虽然没有人精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某人收礼欠下人情债，以致于他最后不得不帮忙，他必须为“朋友们”避开一些麻烦。请几顿饭，圣诞节送几瓶苏格兰威士忌，只要还还礼就行了。但是，他一开始就接受重礼，比如旅行费、顾问费、半价买东西，他只能委身于他的施主了。
事实上，这种事情随时发生着，从自动的“接触服务”到比较专门关系的建立，样样都有，每次接受奉承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陷得有多深，也许直到他压力临头，对方说：“看哪，你可不能眼看着我们完蛋吧！”他才知道自己放弃了自由，成为别人的工具了。即使到这一刻，他好象还不容许自己停下来，想想就知道他做了什么。
只能分开商业关系和私人友谊，考虑大方朋友的利益和买来的效忠，以及公益和权利之间的分别，才能找出真理。大多数隐藏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根本不费心思去想。直到这种关系和安排在无私的调查中出了毛病，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他们才感到万分恐惧。
在培养关系的伪装下，这种制度在大部分时间显得很可敬。为自己的活动、产品计划造成有利的气候，在某种情况下是相当合理、清白、诚实的，何时超过那个度，往往很难分出来（礼物什么时候才算贿赂？）。
对此，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金融作家说：“……所谓替公司股票促成有利的市场气候，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天平的一端，过程算是明显的欺骗，但在另一端却是合法的策略，这是大家公认的，也许对工业和经济组织都有利。”
华尔街几家深受大众欢迎的商行常替一个他们深知境况很差的公司发行股票。金融顾问总是嘲讽地告诉客户两种可能的选择：“要嘛你就一败涂地，要嘛就公开发行。”
英国一位工业巨子说：“生意可以在白色、黑色、灰色地带进行。白色地带绝对诚实，黑色地带绝对不正当，灰色地带可以合法，也可以不合法，而且大量生意都是在灰色地带进行的。”
在这个不确定的灰色地带活跃着很多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这一行所容许的骗局。国立健康服务处的专家们通常把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用在他们的病人身上，当然他们会收一笔费用。他们很讨厌被人叫做盗贼，因为他们都是最受敬重的人物。餐厅的侍者总是循例把一些酒食带回家去，这种偷窃事实上是列在预算里的。
餐厅老板说：“你永远希望员工诚实。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若贪污一点，你也不在乎，等他们贪污太多了，你才会插手。假如我每周末的利润比例正确，他们可以邀请每一个人来。我要的是30％。如果他们能赚35％，花掉5％，或者放进私囊，那就算他们好运吧，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爱吃什么，喝什么，悉听尊便。但是数目必须正确。如果饮料本钱用了450英镑，那么就该有1000英镑现金或账单，因为在餐馆的经营中，饮料的本钱是买价的45％。如果每周盘典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数字，就表示员工贪污得太多了，经理就会下达命令：‘先生，你需要换换空气了。’”
因此，偷窃必须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谁都知道侍者会偷，经营好几家饭店的人不可能一一监视。因此，无法避免的事情只好心照不宣。
同样的制度也适用于消费账。某一种程度的开销被认为是工作上适宜的用费，惟有超过那个程度，才会有人查询。在规定的限度内，做假是容许的。
公司头子定期收紧开支，账目查得详细些，有人被叫去问话，大家都要小心一点。但是，从来未听过谁真正告发过消费账的真假，这个行为已变成制度的一部分。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国会批准乔治·华盛顿赢取独立战争的费用时，虽然有些账目非常模糊，他们还是不追究任何详情。总数是8284英镑。当时革命军的兵士月薪只有25便士左右，少将则不到6.4英镑，可见华盛顿并没有亏待自己。有一天，华盛顿记上330英镑，约等于50个少将的月薪。他整齐的字体写道：“现金付马具店，买一个信箱、地图、眼镜等等。”
在账目上“等等”是最有用的符号，华盛顿很会用这两个字，其他“杂货”、“勘察”和“秘密服务”的目标下也有同样的字眼。有些则只写“付给李先生”和“付给梵先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些钱是购买马德拉白葡萄酒用的。国会当然问也不问，就支付了第一任总统的开销。
今天重视经理才干的公司，也不会俗气地查问账目中“等等”或“杂货”的真实内容。通常只有笨拙的急进份子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本身可能不喜欢消费账的便利。
依照传统，人们的廉洁在某一标准下是不必怀疑，也不必调查的。除非丑事爆发，或者扒粪的新闻记者挖到什么不能见光的消息，或者私人文件落入反政府的记者办公室中，大家才明白这种愉快的假定是多么不合理。
法国人发现总理查本德马从1966年到1969年没有缴所得税，1968年还有一笔退税款。后来发生了一阵喧闹，这件事被提出来公开审查，没有人发现他实际的非法行动。但是，他不久就丢了总理的官位。
这个案件受注意的结果是，大家都了解到最著名、最可敬的法国公民也可以运用赋税制度，不必违法，就逃过税金的征收。例如查本德马先生就是利用法国的一个制度，个人投资的收入可以获得税金债权。根据公司已付税的原则，投资人可以用这笔收入的比例来平衡他自己的税金，有时甚至达到50％。事实上，手段高明的人可以弄到足够的债权来抵销他所有的税金。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买下历史遗迹中的建筑物，加以复建。这种情形下，国家会付50％的复建补助金，另外50％从税金中扣除。
就法律上而言，这些技巧完全合法。个人的所得若高过某一限度就应该缴税，逃税即使不犯法，实际上也掠夺了那些缴税人的权益。
但是，可敬的奸诈鬼自有一套制度，不从这个观点思考事情。他一心注意要求权、许可、抵销和税金债权。他的作为虽不违法，其实却是偷窃。既然连总理都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谋利益，一定有很多名流显贵也这样做，而且根本不觉得自己作弊取巧。
美国的西方联合公司年年赚钱，却连续8年没有缴税。他们用最有利的簿记手法，在报税账本中加速厂房及设备的折旧，把利息开支当做费用，在财务账上却归于本金。英国纺织业巨子克陶德也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逃税，包括把集团中所有世袭的财产化成租借，然后将微不足道的业主保留权益转到一家子公司，以造成资本的损耗。这是其利润由4200万镑升到4500万镑那一年的事。
有一位评论家说：“克陶德证明一个公司报税用的账本和展示给股东看的账本有天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度是“靠开销过活”。有人买什么都不必花钱，样样都记公账。有一个商人说：“我口袋里带一张1元的钞票，往往两星期还没有动用。公司付我3000镑的年薪，只要缴税、缴房租、吃早餐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是记公账。”
既然他干休闲业，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算是业务开支。身为餐馆经理，他吃饭的账单都算业务开销。如果他必须在自己的餐馆吃饭，了解到一切才能监督员工。若他必须在其他饭店吃饭，是想看看同业在干些什么。当然，他不得不穿气派一点，所以他的衣服也记公账，何况他的某一家子公司还经营男性服装店呢！
有一种赚钱的方法违犯了保守的感情，就是把女郎介绍给男子，或把男子介绍给女人，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享乐，而你收取利润。做这种事的通常都是下流的皮条客。
20世纪60年代初期，社会名流史蒂芬·华德医生曾把女孩子介绍给著名的贵族和政治家，并且发生性关系，女方接受金钱报酬，而他曾向女孩子收钱，于是他被捕受审讯。当时这算是很大的丑事。华德不愿意面对这么丢脸的罪名，于是自杀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华德拿的钱简直少得可怜。他是一个永远手头紧、随时向人拿钱的家伙。他轻易向妓女或绅士讨钱，也许有点放浪，但是这和职业皮条客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事情被曝光，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那都很污秽了。
今天的电脑撮合中心大量做华德偶尔犯下的事情，赚取大把钞票，公开广告，却被认为是可敬的。没有人把电脑撮合中心的经理当做皮条客，尽管他所提供的某一项服务是介绍人们从事色情交易，而他也收取费用。但是在暧昧不明的区域内行事，电脑把两个兴趣相同的人安排在一起，他们实际上干什么，可不关经理的事。
这种奸诈的风气并不只限于私人行动，在大规模的事业上往往有最荒谬、最赚钱的结果，比如拉里“偷100万永远不算犯罪”的金言。
中国有个古老的成语，名为“朝三暮四”。叙述了一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有一天他对猴子说：“因为我最近不太宽裕，所以以后每天早上3个橡实，晚上4个橡实。”猴子听了，个个勃然大怒，吵闹不止。于是养猴人又说：“这样好了，每天早上4个，晚上3个。”猴子们都高兴了，拍手称好。虽然总数没变，但感觉上却有些不同，这完全是短视近利之故。
一般借钱时，无论是向朋友或银行，总觉得自己是很卑微的。尤其是向银行借钱时，总是彻底调查身家，还需找人作保，令人大伤自尊。相反地，地下钱庄却对顾客礼遇有加，恰与银行作风大相径庭。人们在高帽子的迷惑下，即使钱庄利息比银行高出几倍，而人们也偏往陷阱里跳，原因主要是钱庄擅于利用人性的弱点——虚荣心。
理财专家建议，在向地下钱庄借钱时，最好考虑是否划算再借不迟，切勿被钱庄迷惑，从而和猴子一样，犯下短视近利的错误。
很多罪过，其中包括某些技术上犯法，并不会报应在犯罪者身上。独占权的建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也许不合法，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垄断家就退避你，不让你进门。
美国司法部控告IBM公司滥用非法的独占力。但另一方面，却又指派公司的一位首长阿瑟·K·沃森为美国驻法国的大使。
大多数社会都不容许垄断，只因为这是掠夺人民的方法，就像“强盗头子”一般。但是社会上并不轻视这种掠夺。同样还有一大串商业罪名也不会受到道德的指责。
下面这些生意手腕都是犯罪的，但均被广泛使用。例如，蓄意用两种会计，对税务调查员和投资人各有一套说法；广告不实；分量减少，用包装来让人以为他们买到的比实际的多；为摇摇欲坠的公司建立有利的市场，感觉使用低于标准的原料；在合约中乱用措辞，实际上以后才能实现；工业间谍；产品的标签或描写不正确；降低安全度以减少成本；定价不实；捐钱给政党基金或计划，从事巨额的贿赂，操纵特别的慈善基金以推广自己的生意或妨碍竞争者的业务；偷取工业过程和公式；空气污染；过度掠夺天然资源；制造不安全的商品，制造侵略、虐待和压迫的武器；把工人安置在有害健康的场所下。
这些情况确实有人提出过控告，也宣判当事人有罪，惩处罚金，但是，犯了这种罪对社会地位不会有任何损失。
善用他人的资金发展自己
致富，就是借用别人资金的事，没有什么难的。
是的，金钱成功的确很简单，通过借用别人的金钱使自己的荷包鼓起来。亨利·凯撒、亨利·福特、沃尔特·迪斯尼、查姆·塞姆斯、康德拉·希尔顿、威廉·立格逊等一干人，都是靠借贷而致富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雷克莱靠借款而成功的故事。
1947年，雷克莱从英国陆军退役下来，回故乡巴勒斯坦游玩了一趟，接着携妻子定居在美国。一开始，他给别人做工来糊口。不久，他便声称，10年内他将赚到10亿美元。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通过短期贷款把一个公司控制权取到手。接着用取得的公司资产去换取另一家公司的控制权。
一般他都采用第一种手段。你应重视他的这两种办法。倘若机会恰当，成为几十个甚至上百、上千个公司的经理也不是什么难事。
事实上，他的目标在10年并未能完成，再延长5年后他才达到目标。
那时，他在霍伍德证券交易所工作。后来他迷上了速度电版公司，即专门生产印刷用的铅版和电版的公司。
那时公司的业务不是可观，厂房设备尽管都是一流的，但尚未有多少出色的业绩。尽管也有股票，但价位始终不高。
雷克莱经过多次调查后，决心争取到它。但若想将股票控制到手，只有让这家公司股票形成强烈卖势，从而取得控制权。
他将速度电版公司的历年所有资料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得出其中的经济形态规律：公司内部的经济效益整体还不错，外部因素肯定和近期铅价上涨有关。也就是说，公司客观条件很好，但负责人水平太低。遇到意外，肯定会慌乱。如果动摇他们心理防线，加之从内部进攻，一定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