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研究农业合作化发展进度和农业生产发展规划，共同商定了17条。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征询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下发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要求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提出这个文件。随后，中共中央邀请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共1375人分组进行讨论。1月25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这个文件。会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编辑并出版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序言中，毛泽东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项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宁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在这本书中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文写的按语指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从1956年2月中旬起，中央在刘少奇业已开始的各部委的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首先从重工业部门汇报开始，接着是轻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农林水利部门、财贸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最后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听取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书面汇报。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纷纷送到中南海。
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归纳为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后来，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是根据34个部门汇报中提出的带全局性的主要问题。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讲后，接连讨论了3天。5月2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结论。《论十大关系》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正确处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的重大的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反映了我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表明了我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论十大关系》前五个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经济建设道路。
第一，在处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上，肯定了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我们要采取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样做，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多些和快些，而且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就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要避免苏联、一些东欧国家片面注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够稳定的错误。
第二，在重视和利用发展沿海工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改变一下近年来对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重视的倾向。
第三，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要避免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必须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注意国防建设。
第四，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要避免苏联的办法，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毛泽东还提出：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总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要好好研究讨论。
《论十大关系》后五个关系，主要讨论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还有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第六，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比较得到少数民族的赞成。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一般地反对民族地方主义。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还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在我国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续续存在。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改善我们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中的大多数将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主要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政策，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强调了“一个不杀”的原则，是针对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的严重教训而言的。他还批评了“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第九，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阐明了“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是针对着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样的口号，因此，犯了错误的教训才提出来的，这是对苏联斯大林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还具体说明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哪些方面应该学，哪些方面不应学。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强调：“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国的事业不利。”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
毛泽东从1955年底起，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这不仅是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由于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暴露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若干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所以，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随后，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苏联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或者是不成功的）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因此，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任务已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正值毛泽东等领导人听取34个部委汇报之时，2月14日，苏共20大召开，24日闭幕前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下决心、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尽管还不能说党中央，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病已经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也不能说党中央、毛泽东已经弄清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才能搞得更好。但是，这说明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十年总结》一文指出：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1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性的历史文献。1975年7月1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信中说过：“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探索建设道路的最初的成果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计划许多重要指标即将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9月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第一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
第一，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