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随着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必然会日益激化起来。通过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使国家基本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并使它在不同程度上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但是企业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因此，生产和经营都是资本主义的。因而，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相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等等。以上这些矛盾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日益成为国家大规模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原有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办法已经不够，必须找到解决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根本办法。这个根本办法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新问题”，照搬苏联的做法是不可能解决的。首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其次，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前途，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去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验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三，必须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周恩来指出：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1952年周恩来提出用和平改造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达到消灭阶级，个人愉快的目的，这是我党在政策上和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之后，7月9日和9月7日，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两个重要批语和讲话。明确了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肯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确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不能强迫；对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同年10月27日，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向工商业界进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教育，还详尽地说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企业，因属半社会主义性质，又比国家资本主义的其它形式具有较大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稳步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①引导他们积极地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以个别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发展阶段。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的意见》。确定1954年的工作方针“必须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计划先将500个规模较大的私营厂矿（产值17亿元）转为公私合营。还对公私合营的许多具体政策，如清产定股，私方代表的地位、职权、利润分配都作了规定，原则规定了私方的股息和红利占1/4左右。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安排是可行的。为了更好指导组织公私合营企业，根据建国以来的经验，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对公私合营一系列重要政策问题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为组织和管理好公私合营企业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195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扩展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年底有905户私营工厂，组织成为793家公私合营企业。这些大部分是规模较大的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这样，公私合营的工业由1953年的1036户到1954年为1746户，同期，职工由27.01万人增加到53.33万人，总产值由20.13亿元到50.86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由5.7%增加到12.3%。到1954年底，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31.9%，比重大大上升。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明显转入逐年下降的趋势。1953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自产自销的比重为33.1%，1954年只有14.4%。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从1953年底开始，国家有计划地以国营批发商代替私营批发商。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商业。”1954年我国私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底，社会主义商业企业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53年的49.7%，上升为69%；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及合作社商业由1953年的0.4%，上升为5.4%；而私营商业则由1953年的49.9%，下降为25.6%。在全国批发贸易营业总额中，国营批发商业已经占90%左右，基本上实现了由国营商业代替私营批发商业的任务，国营商业已经成为全国商业的领导力量。
为了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厂《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应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报告还根据公私合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与未合营企业在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出现的种种矛盾，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采取“以小带大，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经济改组。报告还明确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前提下，要照顾到其他成分；要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逐步将各种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根据上述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使资本主义工业曾出现的生产和经营的困难有所克服，国家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的进展。1955年底，公私合营工业的户数达3193户，职工78.49万人，总产值71.88亿元，总产值在公私合营与私营工业合计中的比重为49.7%。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同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建设的需求，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交换过程中，许多弱点日益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许多资本主义中小企业的资金、原料、设备、技术处于困境，难以为继；私营企业内工人群众日益迫切要求对企业加以改造；加上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堵住了资本主义向广大农村发展的通路。所以，全面地彻底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而且，我们党经过几年来的摸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推到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条件已经成熟。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党中央充分估计到上述新的情况，为了积极稳妥地做好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引导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看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陈云在会上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第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第二，各行各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第五，组织专业公司。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李维汉在会上作了发言，着重对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性和两者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说明。
1956年1月，从北京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到1956年第一季度为止，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很快纳入合作化轨道。到1956年底，已经实现公私合营的工厂企业，占年初原有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总户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8%，占职工总数99.4%。私营商业中，已纳入各种改造形式的户数占总户数的82.2%，从业人员占85.1%，占资金总金额的93.1%。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的转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公私合营的面过宽，存在着某些盲目集中，盲目合并的情况；曾将原来一大部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盲目地带入公私合营企业，并长时间错误地将他们也当作资产阶级对待；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有一部分不很适当。但总的来看，在我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提出而没能实行的用赎买的办法“剥夺剥夺者”的正确思想，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作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