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目标与决策目标是密切关联的一组概念，组织目标相对于决策目标而言，是“目标”与“手段”，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某些情况下，组织目标是决策目标的出发点，决策目标是组织目标的具体体现。
决策目标与组织的注意力偏好也是相互关联的一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组织目标隐含于组织结构设计、择案规则设计等环节中，而组织的注意力偏好与时间、环境等外部因素直接相关。
一、目标偏离和替代是决策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一）目标与环境密切联系
赫伯特·西蒙在研究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的时候，首先假定了一种最为简单的动物，它只能够进行三种简单活动：休息、寻觅和进食，并且只有一个需求（目标）——吃东西。假定在这种动物生存的空间里，食物的分布是零散、少量而有规律的。该动物的视力（即，注意力偏好）使它在任何时候都能看清周围一定视线范围内的景物。这个动物需要维持一定新陈代谢，平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吃东西。因此它只要一旦发现了食物，就会以最快速度奔跑过去。如果这个动物看见了食物，而没有立即跑过去的话，就面临寻找下一个食物点所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威胁，在这段时间里，它有可能因为无法维持生命所需而倒下。
在这样的假定环境下，动物最合理行为方式便是：①随机探索，觅食；②一发现食物，便奔过去吃；③如果它吃饱了，就把剩下的时间用于休息，而不是囤积食物。
西蒙所描述的这种环境首先假定该动物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吃东西，因此，它的行为不需要权衡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更不需要用“效用函数”或“无差异曲线”去挑选替代方案。动物活动范围严格限制了它进行选择的期限，更多的选择对它毫无用处。由于食物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动物的觅食活动不需要任何模式，一旦发现了食物，就立刻沿一条确定的“最佳”路线奔过去。西蒙认为，这种情形下的目标和手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手段和目的的分离使得动物的选择行为谈不上决策。只有当存在两个以上的目标，例如动物为了解决饥饿和饥渴这两种目标的时候，才开始存在有选择的机制，也就是决策。
这里，西蒙提出了决策目标研究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决策目标是一个与决策环境密切相关的概念。任何一个决策主体（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为完成特定的活动，都会形成一定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不全是由主体内心先验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二是决策行为是一个“目标—手段”继起的过程，上一个行为的手段往往构成下一个行为的目标。目标多元化是决策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不存在择优方案的目标会造成目标与手段的分离，因为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
目标的多元化与组织的结构密切相关。通常，当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又可以分解成很多子目标，进而形成一个层级系统。这个目标层级系统与组织结构的层级和部门链理论上是相吻合的。这里，西蒙用“手段—目标”链对韦伯的组织结构理论进行了另一种形式的诠释。西蒙认为，在组织目标系统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决策活动，这种决策活动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目标的确定和目标的实现。
（二）决策目标的特点
组织在决策过程中都将目标作为前提和先导，无数个决策行为的分解目标构成了组织目标的基本方向。为了便于区别，我们不妨用“Objective”表示组织目标，用“Goal”代表某一个具体决策行为的目标。Objective是Goal的前提，Goal是Objective的具体体现。在大多数时候，组织目标与决策目标的基本指向是一致的。
组织的目标具有以下特点：
（1）与组织结构密切关联。组织决策之所以优于个人，原因就在于组织能够通过各种资源配置和体系架构，实现信息占用和使用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目标实现。虽然决策行为往往发生目标偏离的情况，但丝毫不影响目标对结构的决定性和结构对目标反作用的双向关系。
（2）目标自身模糊。明确的目标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然而，公共组织的目标通常都是模糊的。目标的内容和层次都十分复杂，包含组织内部占统治力量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既有“公”的一面又有“私”的一面。“公”部分的目标往往较为含糊，从而决定了决策价值层面取舍标准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公共决策的理性程度。此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公共组织目标的主要特点。如果组织受多种利益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那么目标也会随着利益结构和组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实践中，决策的过程常常发生“目标替代”或“偏离”的现象，这也是由于各种利益纷争，导致决策的起始目标常常在执行过程中被其他目标（尤其是决策执行者个人利益驱使下形成的目标）所替代。
（3）目标与决策过程的松散关联。公共组织对于自身目标体系的架构和表述通常是十分理性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常发生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情况，决策表现出多变性和不一致性。
（三）目标是如何影响决策的
目标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全系统管理学院教授肯尼（Keeney）1992年提出，按照作用方式和范围的不同，目标可以分为基础目标（Fundamental Objectives）、策略性目标（Strategic Objectives）和工具性目标（Means Objectives）三种。基础目标反映了组织基本的方向和价值追求，策略性目标则通常反映了由基本价值分离出来的决策目的，工具性目标则是为了达成基础目标或策略性目标而采取的阶段分解目标。
组织目标有以下三个主要作用：
（1）决定决策的方向。决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根据各自对目标的理解对决策方案进行比较和排序。并不是所有备选方案都按照同一标准进行排序，决策方案的评估也不是单纯地比较“最优”或“最劣”，而是权力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各种利益的折衷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组织目标。虽然组织目标的表述往往比较含混，但任何博弈获胜的一方都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目标解释来对外宣传决策结果的。
（2）决定信息的搜集范围。决策主体在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的时候，需要有甄别地摘取信息，与目标无关的信息往往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息的搜集和使用不是均等的，而是服务于不同的目标的。一方面，与决策目标无关信息的拥塞会影响决策的效果；另一方面，很多有效信息会因为决策目标理解的偏差而被忽略。
（3）与决策结果相联系，构成决策行为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的效力比较。任何决策都包含有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两个方面。决策的核心就是选择，而选择的基础则是判断。对于个体决策而言，判断的依据是决策者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受到诸如道德、人生追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组织而言，组织的使命、效率、公正与组织成员个人价值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些标准在现实中是多变的，因此往往使得目标所追求的价值与决策事实相偏离。
目标体系在架构的过程中，往往层层分解、反复。组织总是对各种目标按优先顺序进行排序，先“满足”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然后才再去考虑其他目标。当多次遇到相似问题时，组织便开始将决策过程固定化，参考以往的经历，从而凭经验、直觉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随着决策经验的积累，组织缩小选择搜寻范围，只对可能方案中的一小部分进行深入探索，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固化，以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足够好的方案不是通过系统的程序进行，而是凭经验来决定。这种目标体系的架构过程本身就造成了决策的藩篱。
案例选读
高校本科评估为何“跑偏”
最早提出开展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是在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我国高校评估制度。然而真正开始执行这项政策却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主要原因是，经过一段时期扩招，毛入学率快速攀升，我国迅速进入高等教育大国的行列，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实现向教育强国目标迈进？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2003年，教育部发布《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实行“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并于2004年宣布成立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标志着评估工作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层面的决策开始施行。
评估的目标可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促进学校进一步明确办学思想，找准定位。二是促进高校及地方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三是促进高校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这三方面目标被概括为“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20字方针。应该说，评估工作的政策目标设计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多偏离的情况。
首先是评估主体单一，行政色彩浓厚，加之各类名目繁多的评估，干扰了大学自主办学。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和管理的主体都是政府，相应的评估工作也由政府主导，使得评估也呈现出明显的行政性、指令性特点。虽然评估结果以专家组意见为主，但专家组成员均来自各高校，你是A大学教授，我是B大学校长，今天你对A大学评估，明天我对B大学评估，大家打分时心照不宣，互相手下留情，使评估流于形式。加上以往“211”评估、“985”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评估、科研立项评估、党建工作评估……高校被各种各样的行政评估搞得焦头烂额、应接不暇。
其次是评估指标单一，难以反映办学实绩，敷衍作假情况层出不穷。根据规定，评估指标中19个一级指标，17个以上为A级，并且没有D级，就可以评价为“优秀”。这就意味着，高校在难以四面出击又希望得到“优秀”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牺牲一两个指标的投入。相对来讲，师资队伍建设指标短期内较难见到成效，因为队伍建设的规律决定了一所大学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足够数量的教授。而教学管理指标较容易造假：很多学校提出“一切为了评估”、“全力以赴迎接评估”的口号，突击编制教学档案，突击制定考试题库，突击开展样板课堂建设，教师学生怨声载道。
第三是高校为迎接评估不惜血本，各地方配套支持落实不足，与促进高校和地方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目标背道而驰。同属地方的两所大学，办学实力上很难齐头并进，A大学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多一些，B大学为了赢得支持，甚至花费比回馈投入更大的人、财、物力用于“面子保卫战”。2008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6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女秘书一事被媒体曝光后，引起网民一片炮轰。
本科教学评估的决策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在操作中却出现了诸多目标偏离的情况。我们在反思教育领域这一典型案例的同时，不能不联想到其他行业领域是不是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目标偏离甚至替代现象呢？
二、信息雪崩造成决策注意力难以集中
“注意力”是决策边界研究的自然延伸。这一命题看似简单直观，但其蕴含的意义却十分深刻。西蒙很早就提出了决策“注意力”的问题，他指出：“信息需要消耗什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它会消耗信息接受者的注意力。因此，过量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马奇在《厂商行为理论》（A 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组织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注意力都是重要的稀缺资源。时间和注意力的短缺使得人们无法对所有的选择同时加以考虑，这是造成决策边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注意力”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90年代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发展，“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才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迈克尔·戈德海伯（Michael H.Goldhabe）在1997年发表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Attention Shoppers），文中指出，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浩如烟海，对人们来说，信息已经不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是相对过剩，稀缺的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
从影响组织决策理性的各种因素关系来看，注意力既不属于组织结构、制度的内容，又有别于组织文化、心理层面要素，而是一种与组织目标、价值判断关系最为密切的构成要素。
